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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路支斯坦：国家与民族
弗雷德里克·格雷尔/著
王凯平/译
摘要
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但人口最少的省俾路支斯坦正慢慢陷入无政府状态。自年以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残酷镇压了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加剧了该省的族群和宗派暴力。但是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未能消除叛乱，流血事件仍在继续。在俾路支省能够遏制激进主义抬头的任何社会结构都已被镇压策略削弱。权力真空正在形成，因与阿富汗最脆弱的省份相邻接，构成了潜在的爆炸性局势。只有政治解决方案才能结束当前的混乱局面。
关键主题
1.在国家开始压制俾路支省以努力维持国家权威之前，大多数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并没有激进或为独立而战。他们正在联邦宪法的框架内努力实现更多的政治自主权和社会经济权利。
2.诸如最高法院之类的国家机构未能说服安全部队遵守法律，但它们在促使人们注意俾路支省的暴力和暴行方面发挥了作用。
3.现在，许多巴基斯坦人将安全部队而不是分离主义分子视为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最大障碍。
4.协商解决方案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脆弱和分裂的，大多数俾路支人赞成更多的自治，而不是更极端的独立立场。鉴于伊斯兰堡未能通过武力消灭民族主义者，伊斯兰堡可能愿意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寻找出路
1.民族主义各政党应参加五月份的省级选举。只有他们参与俾路支省的行政管理才能赋予省政府充分的合法性。一个合法的、可信的俾路支政府可以在该省重新建立地方控制权，帮助减少暴力，并在联邦一级支持俾路支省。
2.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应通过解散死亡小队、制止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表现出对俾路支省人权的更大尊重。只要这些违法行为持续存在，就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谈判和政治解决。
3.安全部队应禁止使用代理人团体，并利用合法的国家权力来打击宗派暴力。
4.联合国应派一个常驻观察团前往俾路支省监测人权状况。如果安全机构决定改变其在该省的政策，这样的任务将提高透明度，增强责任感并建立信心。
引言
年，俾路支省爆发了冲突。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四个省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省，它连接三个国家，即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几个月以来，由于在俾支路省西南部的天然气产量的上涨、其他军事区的建设以及瓜达尔港口的发展，致使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当地人认为这使其他省份的人民受益。在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暴力事件的爆发通常被视为在一个传统上对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感到不安的省份的一种不满的表达。毕竟，这两者在过去曾发生四次冲突。
在俾路支苏怡小镇因为一名女医生沙子亚·哈立德被强奸而引发一场起义。据称有一名军人犯强奸罪，但肇事者从未被捕。军方据称为努力掩盖此事引发了来自俾路支斯坦的布格蒂部落成员对国防安全卫队和边防警察的一系列袭击。
沙子亚·哈立德被强奸的案件引发了整个地区的情感爆发。军政府与省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了几个月，主要集中在与省主权，资源分配，跨省移民以及当地语言和文化保护有关的不满。这些主张不是新的。然而，由于布格蒂地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以及布格蒂著名领导人、前内政部长兼俾路支省长阿克巴·布格蒂决心为他的部落争取更大的矿产开采特许权费，导致紧张局势在布格蒂地区尤为严重。
当时，巴基斯坦当局将冲突形容为贪婪的萨达尔的杰作，当地部落首领为争取更多份额的省级资源并反对发展，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封建制度的过时遗物。巴基斯坦军方并未认真对待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他们还低估了长期战争的风险。
但是七年后，冲突仍在继续。无论是穆沙拉夫（PervezMusharraf）政权在年倒台，还是其继任者发表的各种善意声明，都未提出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作为任何谈判的前提，叛乱分子要求结束巴基斯坦政府在该省的军事行动，并保证情报机构将停止在俾路支斯坦的活动。他们都没有得到回应。
今天，俾路支省正在缓慢但必定陷入无政府状态。
今天，俾路支省正在缓慢但必定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冒泡的“种族、宗派、分裂主义和好战暴力的大锅，随时都有威胁沸腾爆发。”该省的法律和秩序继续以特别惊人的速度恶化。甚至是省政府首脑，原本应该设在俾路支省的首席部长纳瓦卜·阿斯兰·赖萨尼，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大部分时间都在伊斯兰堡度过，直到他最终被解雇为止。
迄今为止，尽管进行了针对性的暗杀运动和绑架，并通过使民族主义运动与有组织的犯罪或恐怖组织相关联而对其进行各种抹黑，但巴基斯坦军队仍然无法消除好战组织和更大的民族主义运动。
当然，每个国家都反对分裂主义倾向，巴基斯坦也不例外。但是，对所谓的“俾路支民族主义”的仔细评估表明，尽管在年代初该省一直存在真正的分裂主义倾向，但积极倡导分裂主义的政治团体却是少数。大多数（不是全部）激进主义者都接受这样的观点：俾路支省的未来在巴基斯坦联邦框架内。他们在联邦宪法框架内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并为政府尊重俾路支的社会经济权利而斗争。正是国家的压制性反应激化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大多数要素。
现在，大多数人口都希望该省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而并不要求独立。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分为各种分裂主义者和派别，他们要求在巴基斯坦联邦框架内实现该省的自治，它无法与巴基斯坦完全分离。现在冲突表明，镇压的荒谬性加剧了原本打算消除的威胁。
事实证明，巴基斯坦的安全机构在摧毁俾路支的社会结构方面相对有效，但它无法将其法令强加于该省，更不用说提出可行的替代结构了。同时，安全机构加剧了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叛乱分子已经开始攻击非俾路支族裔背景的普通公民，而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联邦机构。据称，该安全机构已经失去了对其激进的代理团体的控制。
该省的伊斯兰化企图导致中央政府控制力削弱而不是增多，极端主义的温床正在一部分曾经对极端主义并不了解的人中间滋生。正如一位巴基斯坦记者最近写道：“俾路支显然已成为一个安全与治理的黑洞，在这个黑洞中，多种政治，金融和犯罪利益趋同或相互冲突。”
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弹性波动来自各省之间持续存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军事压制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加剧了这些不平等。
整个巴基斯坦对俾路支的同情在不断上升。对于同情者而言，不是分裂主义者而是军方是构成国家统一与稳定的最有力障碍。在他们看来，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弹性波动来自各省之间持续存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军事压制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加剧了这些不平等。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危机，俾路支省的挑战是将对军事政策的普遍拒绝转变成与叛乱及共同政治意愿的和解，以确保所谓的民族主义政党可以参加选举。
俾路支民族主义的规模
从历史上看，俾路支民族主义与巴基斯坦更广泛的民族问题有关。从政治上而言，它涵盖了渴望从巴基斯坦完全独立到要求在巴基斯坦联邦内部自治的一切内容；杂七杂八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立场随时间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俾路支民族主义”一词本身就是一种误导。从社会学上讲，这是一个不断演绎的现实，反映了该省以及巴基斯坦自身的发展。
当然，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对象。多年来，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倾向于驳斥俾路支民族的想法，军事政权系统地将所有“民族主义”政党转化为了最强硬路线的组织。但是，将俾路支民族主义简化为反动的将领所领导的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对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来说，这种简化曾经是一种否定其大众性及其存在的便捷但不准确的方式。
1)不同角色
如今，组成民族主义风景及其不同敏感性的组织反映了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学的演变，以及反映该运动的动机和策略（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许多最活跃的政党都提倡独立，尽管许多俾路支人的主张与这种立场背道而驰。
a.俾路支解放军（BLA）是一个秘密组织。据说与马里部落有关。俾路支解放军由巴拉赫·马里领导，直到他在年被杀。现在他的兄弟黑布亚热·马里被普遍认为是该组织的现任领导人，该组织代表包括伊朗和阿富汗俾路支在内的“更大”的俾路支省的独立。估计有大约3,名战士，其中大多数是部落成员。
b.自年巴基斯坦军队杀害其祖父阿克巴·布格蒂以来，俾路支共和党一直由布拉汉达·布格蒂领导（目前流亡瑞士）。该党提倡“更大”的俾路支斯坦独立，反对任何政治对话，呼吁国际社会干预以制止“种族灭绝”。
c.俾路支共和军被认为是俾路支共和党的好战分子。它通常与布格蒂部落有关，据说由布拉汉达·布格蒂领导。
d.俾路支民族运动呼吁“更大”俾路支的独立并拒绝参加政治进程。该组织的领导人古拉姆·穆罕默德·俾路支在一个统一的伞下将多个民族主义者团结起来后，于年被发现死亡。通常认为军人对他的死亡负有责任，这引起了联合国的谴责。
e.由阿卜杜勒·马利克·俾路支领导的民族党是一个声称代表中产阶级的温和的、左翼的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它通常参加选举过程，但抵制了年的选举。它的几位领导人被不明袭击者暗杀。
f.由阿赫塔尔·孟加尔领导的俾路支省国民党是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年之前控制了省政府，但在年抵制投票。考虑到温和的组织机构，它要求从省级资源中增加获得的收入份额，但直到最近，它只要求该省广泛自治，联邦政府的权限仅限于国防，外交事务和货币。成员被当局杀害，该党现在呼吁就自决问题进行全民投票。
g.创建于年代后期的俾路支学生组织培养并产生了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它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中产阶级切入点，由支持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民族运动，民族党和俾路支国民党的几个不同派别组成。这从未阻止该组织独立行动，这一点从其为多国巴基斯坦运动和俾路支民族主义复兴运动所证明。如今，与俾路支解放军保持一致的强硬派运动俾路支学生组织-Azad派系，似乎已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派系。
2)运动的开始
根据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的说法，产生这些团体的更广泛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已有年的历史。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将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兴起追溯到19世纪末的反殖民斗争，当时卡拉特王储所在的王国囊括了如今的俾路支省。英俄帝国之间的对抗导致英国首次入侵阿富汗，导致英军来到俾路支省，试图控制通往喀布尔的补给路线。然而，殖民大国小心翼翼不干涉省事务，并仅在阿富汗边界沿线的一小片土地上建立直接控制权。
对于其他历史学家来说，俾路支民族主义真正地出现在巴基斯坦创建之初。受俄国苏维埃革命和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的鼓舞，民族主义领导人在英国控制印度的最后几十年中争取独立的俾路支斯坦。年8月15日，即巴基斯坦成立后的第二天，卡拉特国王宣布他的国家独立----尽管本质上是讨价还价的立场，提议与巴基斯坦谈判在国防和外交领域的特殊关系。巴基斯坦领导人拒绝卡拉特宣布独立，九个月后，卡拉特被强行吞并到巴基斯坦。随后，在年，年和年，巴基斯坦与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冲突。
年一些短暂交锋后不久，出现了一场俾路支抵抗运动，这种抵抗运动围绕着保护人民和他们的利益的目标而形成，并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运动的鼓舞。数百名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人聚集在谢尔·穆罕默德·马里和激进的俾路支人民解放阵线的旗帜下，建立了后来成为年叛乱组织的基础。尽管仍在马里部落成员的授权下，但该基础远远超出了马里领土。到年7月，从俾路支省中部的孟加尔地区到该省东北部的马里领土已经建立了22个民族主义阵营。约有名全职志愿人员从事活动。
对独立的需求后来出现，并不是俾路支人民解放阵线的要求，而是年至年冲突期间俾路支青年逐渐疏远和激进化的结果。总统及后来的总理佐尔菲卡尔·阿里·布托给与巴基斯坦一个民主宪法，但拒不尊重他帮助建立的准则。年，他解散了由反对派民族人民党（NAP）组成的省政府，并指责其主要领导人企图破坏该省的基金会。然后，新生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加入了马里人和门格尔人发起的游击战。巴基斯坦军队动员的约80,士兵无法根除叛乱。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后，谈判才开始，导致军队最终从该省撤出，并解放了俾路支领导人和几千名活动分子。该省一直保持和平直至年。
3)部落与中产阶级
今天众所周知的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俾路支中产阶级长期而复杂的解放进程的产物，中产阶级通常是在俾路支省以外地区接受教育的。这种中产阶级民族主义与俾路支部落不断壮大的民族主义同时出现，并经常与之对话，直到军事行动侵蚀了部落的身份。俾路支民族主义在部落结构中成长，然后逐渐传播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俾路支民族主义的部落特征是社会学或人类学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俾路支省分为18个主要部落和一些较小的部落和氏族。在这些部落当中，从更多历史角度来看，有军事对抗倾向的马里人和布格蒂人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鉴于部落的力量，部落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有时会相互作用，部落问题仍然是任何关于俾路支民族主义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那些驳斥俾路支民族存在的人们的主要论点。
例如，费罗兹·艾哈迈德在提到民族行动方案时曾在年写道：“[不同于]带领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横扫所有阶级的人民联盟，俾路支省的民族行动方案只是俾路支和布拉灰部落领导人的一个集合。从语言上来说，布拉灰人与俾路支人的共同点与泰米尔人与普什图人的共同点一样。”事实上，在30个地区中，讲俾路支语者只有在4个地区中占多数，它们是哈兰，马赫兰，锡比和沙迦。即使在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即卡拉特的卡纳特，布拉灰语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这种不统一进一步加剧了许多巴基斯坦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俾路支民族存在的怀疑。
巴基斯坦总统兼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PervezMusharraf）将俾路支省的镇压策略作为结束该省被少数部落首领压制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些部落首领据称是对该省不发达的原因负责。他们是军政府的替罪羊，有趣的是，当时军政府指出，该省只有7％的人参与了叛乱，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它控制的其余93％的发展也同样欠发达。
在俾路支省大约28个重要的萨达尔中，只有三个公开反对联邦政府。此外，据俾路支记者马力克·西拉自·阿克巴称：俾路支解放军“不归任何将领所有。”即使所有领导人都承认支持俾路支解放军的活动，也没有任何民族主义领袖，包括布格蒂、马里和孟加尔，接受负责领导俾路支解放军。而且，对当前叛乱的初期阶段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巴拉赫·马里和阿克巴·布格蒂的暗杀都没有结束俾路支省与中部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俾路支省与巴基斯坦联邦政府之间的每一次冲突标志着“去部落化”进程的新一步。尽管部落因素从未完全消失，但确实失去了中心地位。
如今，俾路支运动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领导。除布格蒂人和马里人外，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属于这中产阶级。在巴基斯坦军队和政府的高层中，这一阶层的代表人数不足。它为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干部。中产阶级也是团结的重要因素，因为中产阶级对兰堡与部落首领之间单独签订或者代表集体签订的不同协议比较敏感，并且知道如何利用部落首领之间的竞争的优势。
抵抗运动的地域发生了变化，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从该省的东北地区转移到了西南地区
结果，抵抗运动的地域发生了变化，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从该省的东北地区转移到了西南地区。有时它会扩散到卡拉奇等城市。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社会学变化部分源于运动本身的历史演变，部分源于部落结构在最动荡的地区被破坏，例如德拉·布格蒂或寇鲁，部分是由于部落结构不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参与度增加。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在这些地区在边缘化萨达尔的同时，加强了俾路支民族主义。
现在，许多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都来自凯奇、潘杰古和瓜达尔城市化地区（以及较少来自从奎达、库兹达尔、图巴特、哈兰和拉斯贝拉）。它们与卡拉奇和海湾城市的联系十分紧密，那里没有部落结构。实际上，尽管全省各地都有暴力活动，但叛乱活动似乎主要集中在这些城市化地区。在巴基斯坦边境省份开展行动的准军事部队“边防军”显然将其派驻俾路支省的5万名士兵的大部分集中在该省西南地区，主要集中在潘杰古、图巴特和凯奇地区。
因此，今天的中产阶级似乎是巴基斯坦军事和准军事力量的主要目标，这似乎是在试图消除俾路支民族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并排除其复兴的可能性。但是，中央政府战略将危害该省本身的未来。据说今天参与叛乱的大多数人都在30岁以下，属于中产阶级。
毫不奇怪，巴基斯坦的战略加剧了反对派和激化了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温和的因素。所有组织都必须（至少在言辞上）激进化，否则将失去其支持者的支持。早在年，前民族行动方案的领导人和俾路支斯坦国民党元老阿塔拉·孟加尔就不得不宣布“政治斗争的日子已经过去。”
俾路支省的冲突政治
只要巴基斯坦中央接受民族主义代表，民族主义领导人就可以保持妥协。一旦清楚地表明军事政权正在寻求消灭民族主义领导，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或者至少大大减少了。
1)选举操纵和穆沙拉夫的权力下放政策
在整个年代，由于强大的代表参与机构，种族紧张局势已大大减轻。民族主义政党成为重要力量。在年的选举中，民族主义政党得到选票总数为47.8％。在年的选举中达到了51.74％，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在年再次主导选举并组建了政府。俾路支领导人还参加了主流巴基斯坦人民党（PPP）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纳瓦兹派（PML-N）。在年代短暂的民主制期间，俾路支省与公民联邦政府的关系有时变得紧张，但该省仍保持和平。
这种情况随着年选举的发生而改变，当时军方操纵选举并恢复了与该地区毛拉的长期联盟，从而帮助伊斯兰宗教党派木塔黑达·马吉利斯·阿马里（MMA）联盟在俾路支省获得权力。欧洲联盟选举观察团报告说：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都存在舞弊。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被指控稀释了反对该政权的党派的据点的票数，帮助支持其政权的政党。候选人的资格标准已更改为要求大学学位，但宗教文凭被认为是等效的。一些杰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甚至那些以前曾在该省担任过高等职务但没有大学学位的领导人（包括阿克巴·布格蒂）都被阻止参选，为木塔黑达·马吉利斯·阿马里带来了显着优势。
伊斯兰堡的选举操纵也具有更大的战略目标。随着伊斯兰政党在与阿富汗边界相邻的两个省中执政，军事政权更容易向阿富汗叛乱分子提供所需庇护，以在阿富汗制造低强度冲突，同时否认在此过程中承担任何责任。
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政党发现自己受到了根本性的影响。俾路支的穆罕默德·贾姆·约萨夫被任命为首席部长，但是对他自己的内阁却几乎没有控制权，内阁由一个保守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学者联合会控制。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在自己的省里缺乏发言权，拒绝军方在选举、政治和宪法方面的操纵。年的选举操纵构成了迈向冲突的第一步。
穆沙拉夫决心消灭俾路支民族主义，甚至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就加快了对其领导人的逮捕。包括俾路支反对派成员在内的议会委员会于年9月召集会议，并撰写了旨在构成谈判基础的建议，但局势不断恶化。即使与阿克巴·布格蒂达成妥协，穆沙拉夫还是故意选择了对抗。穆沙拉夫将军还试图通过启动一项权力下放计划绕过省议会，以政治上解决俾路支问题，以建立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生存的地方政府。尽管以分权的形式提出，但旁遮普省以外的所有省份都认为该计划是集权政府的形式和对省自治的否定，这显然使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大为不满。
军队干预了叛乱的中心德拉·布格蒂，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安全部队和情报机构的法外处决，酷刑和非法逮捕已成为常态。年，巴基斯坦媒体开始报道一种新现象“强迫失踪”。阿克巴·布格蒂被巴基斯坦军队杀害，尽管穆沙拉夫将布格蒂的死视为决定性的胜利，但这只会加剧冲突。
2)平民权力的虚构
在俾路支省，后穆沙拉夫时代开始于穆沙拉夫总统任期在年正式结束前。新形势不是以政治动力代替军事镇压，而是以平行的政治进程为特征，其胆怯的和解企图永远无法弥补越来越残酷和残酷的安全存在。
在省一级，由于杀害了阿克巴·布格蒂，民族主义政党决定抵制年的选举。这为大规模操纵民意调查开辟了道路。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在年9月对选举名册进行更正后，发现俾路支65％的选民在年大选中是假的。不久，尽管有冲突，所有政党派代表参加了议会，并接近安全机构，尽管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彼此冲突，在这里却成为了一个政府中的盟友，这个政府没有任何反对派的名字，因此也无法控制省政府使用公共资金的方式。除一名议员外，省议会的所有成员均担任部长。为该省前所未有的腐败行为开辟了道路，并消灭了所有联邦政府为结束这场危机所做的努力。
联邦领导人进一步努力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年2月全国大选胜利后不久，巴基斯坦人民党对巴基斯坦政府在俾路支省的虐待行为表示道歉。那年晚些时候，新当选的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坚持需要治愈过去的创伤，以恢复对联邦的信心。最后，年10月，贝纳齐尔·布托烈士和解委员会旗舰项目公布了路线图，呼吁与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和解，重建省级机构，并提出重新分配资源的新方案。
年11月上旬，政府承诺赋予该省更多自治权。11月24日，政府向议会提交了39点计划，要求建立更加自治的俾路支省，即所谓的“俾路支一揽子计划”。文案包括政治流亡者的返回，释放被囚禁的俾路支政治活动家，军队从某些关键地区的撤离，联邦资源分配机制的改革，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以及对俾路支资源的更大省级控制。议会于年12月通过了该文案。
俾路支省一揽子计划解决了俾路支最初的所有不满，包括与最具争议性话题相关的规定，包括释放政治工作者，进行政治对话，流亡人士返回祖国，对失踪人员的调查，司法调查等，以及与该省的经济状况有关的规定。它承诺调拨额外资金，并在该省创造约16,个就业机会。
原本希望获得更大省自治权的民族主义运动立即反对该计划。温和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也感到担忧，他们担心政府的提议不过是烟幕，而在幕后它将继续系统肉体上消灭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到年12月底,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都坚信自决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因此正式拒绝了政府的提议。俾路支省一揽子计划从未实施。
年，伊斯兰堡给俾路支省的预算翻了一番，并立即向省政府追加拨款1.4亿美元，以结清尚未偿还的天然气税收债务。据一些记者称，省政府的一些成员将这笔钱装在口袋里或用于豪华项目，对安抚民族主义情绪几乎没有影响或者影响甚微。
实际上，政府在加强俾路支省的经济方面做得很少。它已向该省调拨了更多的资金，但是这笔钱似乎没有用在刀刃上。工业崩溃了，没有其他灌溉工程可以弥补过去几年的干旱状况。教师和专业人员离开了该省，而基础设施，健康和卫生设施却被忽略了。
省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其基本职责。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在其年8月的报告中说，省政府“无处可寻”；政府在省外举行了多次会议。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机构也在撤退，他们担心工作人员的安全，而跨境毒品贸易和绑架勒索赎金活动却很盛行。
俾路支省的社会和制度结构正面临系统性破坏，仅留下了该省最激进的因素
俾路支省的社会和制度结构正面临系统性破坏，仅留下了该省最激进的因素。年1月，奎达市杀死了90名什叶派穆斯林，中央政府解雇了当选的首席部长纳瓦布，在什叶派人士的压力下，阿斯兰·赖萨尼将俾路支省置于省长的统治之下（实际上，在省长的控制之下，因为省长被允许要求军队协助执行法律和秩序）。
俾路支省目前正在经历另一场政治危机。政党试图解除省长的统治，并成立新的政府。目前正在与联邦政府进行谈判，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会导致新政府的成立，谁来领导新政府，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制止暴力。
把压制作为政策
多年来，政府在俾路支省的镇压策略发生了变化。军事行动被停止，但在全省各地，人们被绑架，杀害，遗体被遗弃，这被广泛称为“杀人抛尸”行动。这些行动试图使该省受到控制并增强国家权力。
巴基斯坦军方在俾路支省制造的强迫失踪的确切人数尚不清楚。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主张有“成千上万的案件”。年，内政部长雷哈曼·马利克提到了至少1,名受害者，但年1月，俾路支斯坦内政部长扎弗鲁拉·泽里说，只有55人失踪。年9月11日，《快速论坛》上的社论指出，自年1月以来，已经发现57具失踪人员尸体。但是，其他文章提到同期有多个失踪人员。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在其年8月的报告中指出，它已从年1月至年5月12日在俾路支省核实了起强迫失踪案，仅仅年就在俾路支省发现了57具失踪者尸体。
巴基斯坦新闻界以及国际和巴基斯坦的非政府组织相对较好地记录了一些案件。根据与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的人权观察，似乎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失踪案大多数是由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和边防军共同犯下的”。在大多数已记录的案件中，肇事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行事，有时在繁忙的公共场所，显然不关心多名证人的存在。亲戚当然被拒绝与被拘留者接触。酷刑和虐待是普遍现象，法外处决经常发生。
有一个案例在巴基斯坦和国外被特别公开了。年4月3日，包括俾路支民族运动主席古拉姆·穆罕默德·巴洛赫在内的三名政治活动家在图巴特一家法院的律师办公室被绑架。该绑架发生在反恐怖主义法院解除了对他们的所有指控的当天。他们的尸体在六天后被发现在距离城市约40公里的山区。
三名活动家被谋杀标志着政策上更加残酷的变化以及杀人抛尸行动的开始。此后，被谋杀的人数一直在增加。
除了活动家和叛乱分子外，这些行动的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同情激进分子者，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学生，老师，律师，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结果，许多专业人士逃离了该省，移居到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区，对俾路支省的未来提出了进一步的疑问。
尽管军事和情报机构反驳了这些指控，但巴基斯坦媒体还报道说，使用了由俾路支职业杀手组成的死亡小队，类似于在孟加拉国战争期间巴基斯坦军队雇佣的“日月民兵”。据称，情报机构今天在俾路支省建立了一个行动班子，以制造混乱并破坏其活动，以对抗马里人、门格尔人和布格蒂人。他们甚至可能会用俾路支民族主义的代表代替部落首领，而俾路支民族主义的代表将完全服从伊斯兰堡。
武装分子采取的某些策略同样令人讨厌，因为他们也有针对种族的杀戮。在叛乱的最初阶段，俾路支解放军专门针对安全部队。巴基斯坦政府及其机构被认为是旁遮普邦人统治的手段，因此成为杀害的目标，而不是普通的旁遮普公民。
但是，在实际或政治上取消叛乱分子的政治领导权之后，平民也开始成为激进分子的受害者。纳瓦卜·凯尔·巴克什·马里等政治人物的不负责任的声明说：“他可以与猪共存，但不能与旁遮普人共存”，这只会加剧俾路支省的政治气氛。在全省，针对种族的杀戮倍增。例如，年7月，媒体报道了在图巴特发生的18人屠杀事件，其中大多数是旁遮普人。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俾路支解放猛虎组织宣称对这一屠杀负责。
民族主义阵营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并且偶尔会发生内战。甚至非民族主义的俾路支人有时也被强硬派谋杀。
打破族裔身份：俾路支省的伊斯兰化
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还试图通过改变省份人口统计资料，追求伊斯兰化或将穆斯林的通用身份替换成少数民族来消除种族身份。这不是俾路支省的新现象。巴基斯坦于年首次试图通过将普什图地区并入俾路支斯坦而将俾路支边缘化。年代末，随着齐亚·哈克政变后，俾路支斯坦也成为独裁者伊斯兰化策略的两个重点之一（另一个是西北边境省，即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从那时起，它一直是所有集中化政策的组成部分。从布托政权结束到穆沙拉夫军事政变之间的这段时期见证了巴基斯俾路支省政策的重大发展，其中许多至今仍以某种形式存在。齐亚·哈克使用伊斯兰化作为抵抗叛乱的武器。齐亚的巴基斯坦正式寻求“根据伊斯兰教义的新政治制度。”军事独裁者重组了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这是一个旨在建立更伊斯兰的政府体系的咨询机构。制定了“侯度德”法律，对从通奸、奸淫到强奸和盗窃等一系列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了一系列处罚；并引入了伊斯兰教法法庭体系，以确保现有法律符合伊斯兰教法。在6年，引入了亵渎法律。在俾路支省，与巴基斯坦其他乡村地区一样，伊斯兰化带来了伊斯兰学者的到来，宗教学校的建立以及根据伊斯兰法律对学校课程的修订。
这些政策没有特别新颖之处。先前的军事统治者阿尤布·汗和亚希亚·汗使用宗教符号来帮助使其统治合法化。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本人在政治强迫下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像英国政府一样，巴基斯坦精英认为绝大多数“本地人是受宗教情绪支配的迟钝的、落后的和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体”，因此，伊斯兰政府的观念自然地代表了大多数巴基斯坦人的愿望。
但是，齐亚·哈克比他的任何前任都走得更远-但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无论他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齐亚·哈克都将宗教操纵的逻辑推到了最极端，因为他面临的政治局势要比其前任更加困难。对他来说，普通巴基斯坦人的本性就是宗教，因此他们必然喜爱伊斯兰政府。巴基斯坦分裂后仅几年就继承了俾路支省的冲突，从而创建了东巴基斯坦（现为孟加拉国），新的军事政权也将伊斯兰视为一支强大的统一力量。
特别是0年代初期的伊斯兰化也是对孟加拉国综合症的一种反应，该综合症至今仍困扰着巴基斯坦的决策者。齐亚试图将俾路支人的身份和巴基斯坦人身份纳入一个更大的伊斯兰身份中。
然而，俾路支民族主义证明，在俾路支族裔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更具弹性的伊斯兰化政策失败了。但是，它们仍然是联邦政府对俾路支省长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亚接受了与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必要妥协，这些领导人有一半的人流亡国外，俾路支省暂时安定下来。但是，这些政策标志着缓慢进程的开始，再加上普什图族人口的增长以及阿富汗对苏维埃的战争，为俾路支斯坦普什图地区的宗教团体提供了支持。
尽管穆沙拉夫（PervezMusharraf）夸口说“开明的节制”，并承诺通过将权力从中心转移到其他地方来消除省级的不满，但他还是跟随齐亚关于伊斯兰化的脚步（尽管他的省级政策是从阿尤布·汗和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那里大力借鉴的）。
穆沙拉夫政权继续通过宗教事务部，鼓励在俾路支省建立伊斯兰宗教学校，以便更深入地渗透到顽固反对毛拉的俾路支地区。新的宗教学校是以牺牲世俗教育为代价的。结果，神职人员的作用增加了，激怒了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这两个运动都要求拆除宗教事务部。
有讽刺意味的是，神职人员的力量不断增强，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将外国势力的注意力吸引到该地区原教旨主义蔓延的风险上，并发起一场虚假的宣传运动，将俾路支叛乱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基地组织，塔利班或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的袭击在新闻报道中相互关联。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反对德黑兰的核野心之时，同样的虚假尝试也使俾路支民族主义偶尔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相提并论。
宗派主义的指数上升
在齐亚哈克政权期间出现并在他的继任者中继续存在的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政党之间的竞争，不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的面子首先是军事政权试图打破种族身份并集中权力的尝试。
同样，俾路支民族主义者拒绝伊斯兰化进程不是因为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内容本身，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正确地将伊斯兰化进程视为隔离个人并使其更易于接受伊斯兰堡政策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俾路支省对伊斯兰化的拒绝主要是对中央集权和中央统治的拒绝，而不是对伊斯兰教义本身的拒绝。
但是，伊斯兰化目前在俾路支省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在该省的无政府状态中，以迪奥班迪宗教学校网络为首，激进化势力在上升，宗派团体加快了在该地区的活动。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个以根深蒂固的世俗主义而闻名的省里，宗派主义引起的杀人事件的数量几乎成倍增长。
塔利班在穆沙拉夫治下与木塔黑达·马吉利斯·阿马里（MMA）政府联系，在俾路支省生机活泼。该省愈来愈成为宗派主义机体的一个连接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组织、强戈维军、巴基斯坦先知之友、伊玛目学生组织和穆罕默德军都在该省建立了据点。它们的存在部分是由于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将其从旁遮普邦赶到那里，部分是由于迪奥班迪宗教学校庞大的网络，部分是自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奉行的伊斯兰化政策的结果。同时，一些分析家认为该省的阿富汗难民营是塔利班新兵的主要来源。
俾路支省的宗派团体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分裂和合作。巴基斯坦先知之友在俾路支省拥有庞大的支持基地。尽管被政府两次禁止，但它在该省仍然完好无损，并为强戈维军恐怖分子为提供了地面支持。该团伙似乎由两个不同的部门运作：乌斯曼·库尔德小组和噶里·海伊小组。已解散的穆罕默德军的某些派系似乎已经与强戈维军建立了业务关系，据说有许多战斗者运动和伊斯兰军事运动的成员加入了该组织。在什叶派青年以及什叶派主流政治中都具有影响力的伊玛目学生组织似乎也在宗派暴力中发挥了作用。
最令人担忧的因素是俾路支省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社会环境在不断变化。与该省的普什图人居住区不同，俾路支地区直到最近一直是世俗的。今天，哲玛尔体传教活动在普什图地区以外开展活动。强戈维军现在正在俾路支人口中招募人员，该组织在俾路支斯坦最杰出的五名领导人据说是俾路支人。
事实上，穆沙拉夫后的演变见证了俾路支省局势的变化和情况的恶化，这使宗教活动主义从政治转向好战。伊斯兰学者联合会不再领导省政府，但激进的宗教代理人现在已成为该省军事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俾路支省的宗派暴力活动继续猖獗，袭击主要针对哈扎拉社区。哈扎拉社区是居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讲波斯语的什叶派少数民族。这种现象在巴基斯坦并不新鲜。年至年间，约有名哈扎拉人被杀。但是直到年，穆沙拉夫禁止了巴基斯坦先知之友和穆罕默德军等宗派组织，暴力袭击在俾路支省发生的情况相对较少，促使他们迁往该省，他们在那里接触到了塔利班武装分子。
自从年1月哈扎拉民主党主席被杀以来，针对哈扎拉人的暗杀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年9月20日，前往伊朗的20名什叶派朝圣者在马斯通当着家人面被枪杀；三天后，三名哈扎拉人在奎达城外被杀；10月4日，十三名哈扎拉人被拖下一辆公共汽车并被枪杀。这一趋势在年仍未减弱。
什叶派不是宗派组织的唯一受害者。俾路支的强戈维军还杀害了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例如哈比卜·杰利布·巴洛奇。有趣的是，俾路支的强戈维军否认杀害什叶派，同时声称参与了旨在保护俾路支社区的行动。它的一些领导人谈到“对外国情报部门支持的人采取防御行动。”
一些分析人士得出的结论是，先知之友和强戈维军受到官方保护。据说，他们仍然在主要城市举行集会，公开展示武器。许多袭击发生在边防军强大的地区。“宗派暴力有所增加，因为暴力宗派组织在此活动的空间明显扩大，而不必担心被抓捕，”暗示“行动的简便性可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警察和法院不具备调查，起诉和定罪宗派杀手的能力，”或更可能是情报机构阻止他们采取行动。
什叶派领导人指责情报机构，但也指责俾路支省政府的重要成员保护宗派主义领袖。实施暴力的团体似乎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年5月的议会选举之前，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严肃的行动。
一些俾路支领导人还指责情报机构，他们认为情报机构同时利用宗教团体和俾路支叛徒组织镇压民族主义并杀死哈扎拉人。同时，这些机构似乎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俾路支社区正在瞄准哈扎拉人的观念。政府本身试图承认强戈维军与俾路支斯坦解放军之间有联系的想法；内政部长雷曼·马利克向参议院宣布：这两个团体“已经相互联系了五年。”
如果对俾路支领导人的怀疑得到证实，那就意味着俾路支省的安全机构将不再主要依靠诸如伊斯兰学者联合会或其他类似的组织良好且受控制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相反，当他们似乎在控制他们过去赞助的团体时遇到最大困难时，他们会使用越来越激进的代理。
解决之道在何处？
俾路支省是否可以使其局势正常化，或者当前的混乱之路是否不可逆转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稳定的现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多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扭转这种局面将被证明是困难的，并且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在寻找摆脱当前混乱局面的方法时，必须考虑几个因素。
首先，俾路支的大多数人口都希望该省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但并不要求独立。根据年7月的一项调查，俾路支只有37％的人支持独立，俾路支省的普什图人中只有12％的人赞成这种选择。但是，总人口中有67％支持更大的省自治权。仅这些数字并不能决定俾路支省的未来---赞成独立的37%人口并非小数目，甚至将来还会增长。但是这个数字无疑表明了与国家主流融合的趋势。还意味着存在进行政治谈判的空间，并且俾路支省不只是一个治安问题。它还表明存在某种妥协的可能性。
现在，俾路支叛乱在整个巴基斯坦社会引起了争议。
其次，通过巴基斯坦英语媒体的考察，俾路支斯坦的局势似乎在巴基斯坦其他地区也得到了积极回响。与年代不同，俾路支叛乱本质上仍然是俾路支问题，现在它在整个巴基斯坦社会引起了争议。巴基斯坦的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已经激增并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没有例外，主流英语媒体意识到“俾路支分裂主义者的情绪正在上升，这主要归功于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的行动，他们被系统性地指控抓捕、折磨和杀害俾路支活动分子。”这些情绪不仅出现在鲜为人知的俾路支民族主义报纸上（尽管俾路支的媒体遭到系统地禁止，其记者被安全部队及其代理人作为目标，这似乎表明安全机构可能担心其在俾路支省以外的影响力）。
英文媒体还认识到平民政治家无力解决问题，特别指责省政府腐败无能。省当局指责媒体把俾路支的法制状况描绘成一幅阴暗的画面，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驳斥新闻界的论据。
在批评俾路支省危机的过程中，很难评估英语媒体的确切代表性，但他们对该省社会经济不满的支持似乎表明对俾路支是一种真正的同情，表明了巴基斯坦真正的一体。这也表明巴基斯坦民间社会与其军队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第三，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分裂，无力实现独立。俾路支民族主义者时不时参加内斗，使强硬派团体和个人与那些更易于对话并愿意通过政治进程解决危机的人势不两立。而且，尽管强硬派似乎能够骚扰军队及其代理人，但他们没有掌握战胜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手段。尽管巴基斯坦当局提出了广泛的指控，但强硬派似乎并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外国支持，以改变有利于他们的力量平衡。
第四，安全机构无法消除叛乱，其对冲突的态度有可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安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唯一）对暴力的增加负有责任。可以客观地辩称，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已被清除，但叛乱并未消失。
第五，最高法院一直无法迫使安全部队遵守法律，但却在阐明俾路支省问题上发挥了作用。自冲突开始以来，最高法院就俾路支省的情况举行了70多次听证会，并下令在该省实施法律和宪法，据称是对政府实际效率低下的回应。但是，其法令均未产生任何实际结果。法院在此过程中暴露出了自己的低效率，并进一步突出了安全机构完全没有问责制。
尽管如此，听证会还是有用的。他们在向巴基斯坦新闻界，舆论和国际社会通报俾路支省的局势方面做出了比其他任何官方机构更多的贡献。
在这些条件下，是否真的有进行政治对话的空间？民族主义强硬派拒绝与伊斯兰堡进行谈判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更温和的民族主义组织准备参与政治进程并愿意重新进入选举政治。年9月，俾路支国民党主席阿赫塔尔·孟加尔在伊斯兰堡短暂停留期间，会见了两个主流政党的领导人：穆斯林联盟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以及正义运动党领导人伊姆兰·汗。这也许表明阿赫塔尔·孟加尔已经准备好进行政治对话。据说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提议他为看守总理一职，但他拒绝了。对于主流政党和民族主义者来说，优先事项似乎是该省的安全状况和结束安全部队的虐待。
孟加尔提议与巴基斯坦“和平离婚”，即在俾路支省就自决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在军事方面，陆军参谋长阿什法克·帕尔维兹·卡亚尼将军对这项提议作出回应，表示军队将“在政治上解决俾路支斯坦问题方面提供支持，只要解决方案符合巴基斯坦宪法”。”他还补充说“任何违反宪法的步骤都是不可接受的。”
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囊括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政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可能是解决俾路支问题的关键要素。如果民族主义政党参加，无疑省政府将更加合法，这反过来将有助于安抚该省。一些民族主义政党正在辩论参加选举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他们才会这样做。如果政党决定再次抵制选举，由于可预见的政府合法性的缺失（他们将不会参加选举），局势可能会恶化。
但是，如果不显著改善人权状况并保障俾路支个人的安全，就不会有任何政治协议是可持续的。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安全机构是否准备好扭转其杀人抛尸政策，结束强迫失踪，解散死亡小队，这是和平的前提。此外，在完成从阿富汗撤军之前，国际社会不太可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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