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巴斯·阿马纳特出生于伊朗，他长期担任耶鲁大学伊朗研究项目主任，其作品《伊朗五百年》一书讲述了年来的伊朗历史，展现了全球化时代伊朗的发展历程。尽管这是一本接近页的大书，但由于要在这其中讲述年来伊朗的政权更迭、社会变革、文化发展，因此本书内容还是较为扼要的。对伊朗史不熟悉的读者来说，书中大量拗口人名、专有名词和陌生的制度等等难免影响阅读观感，不过坚持着读下来，大致可以了解这年来的伊朗历史变迁，加深对这一中东国家现状的理解。

阿巴斯阿马纳特将伊朗近代以来的历史视为一个连贯的历史进程，今天的伊朗可以置于过去年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

本书第一部分涵盖了近代早期，从萨法维帝国的兴起到18世纪末。伊朗在西方世界被称为“波斯”，但当地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伊朗”，指雅利安人的土地。约年前，游牧的印欧部落定居在伊朗高原，并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土地。后来兴起于伊朗高原西南部的波斯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一度睥睨西方。东临印度次大陆、中亚，西接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世界，北面是俄国，这使得伊朗在几千年时光中四面受敌，屡遭战乱。在这之中，阿拉伯征服影响深远，使得伊斯兰教成为伊朗人的主要信仰。在经历了蒙古入侵以来的三个世界动乱后，伊朗分崩离析，直到16世纪初，伊斯玛仪建立了新的什叶派政权，即萨法维王朝，并将什叶派确立为国教。

这一时期，地理大发现已经发生，欧洲人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浪潮，地处中东的伊朗自然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旧的社会经济组织、古老的文化价值与新的法理模式、技术手段相结合，伊朗历史与西欧的历史发生了呼应，什叶派成为国教类似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相应的，逊尼派反对什叶派可以被视为一场反改革运动，二者的对立也类似欧洲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大分裂”。尽管有这些相似性，但萨法维帝国的发展与欧洲历史进程迥异。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萨法维帝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与逊尼派展开较量，最终将疆界划在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并与欧洲国家进行了商业和外交接触。到17世纪晚期，伊朗面临着全球通胀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造成的货币贬值削弱了商业阶层，整个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业生产，这些导致了萨法维帝国经济破产。在游牧民族的入侵之外，奥斯曼帝国、俄国也先后入侵，萨法维帝国最终瓦解。

第二部分介绍了19世纪，从恺加王朝的诞生到20世纪之交的立宪革命。18世纪末，阿加·穆罕默德·沙赫·恺加崛起，他整合了萨法维王朝和阿夫沙尔王朝的王权法统，开启了恺加王朝。进入19世纪，伊朗在南北同时遭遇俄国和英国的蚕食。为抵抗列强入侵，，恺加王朝编练新军，采用现代军队的训练和战术，身穿西式制服。尽管恺加军队按照欧模模式进行了改造，可力度不足，以致丧师失地。不过伊朗终究得以保存国家主权，成为英俄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没有沦为殖民地。

到19世纪中叶，西方商人已经深入伊朗市场，冲击并毁灭了许多本土商业部门，伊朗乡村的自然经济也逐渐解体，底层人民首当其冲承受经济变化的影响，加上饥荒和流行病，他们生活艰难。在此背景下，巴布教社团吸引了小工商业者、小地主、无地劳动者等，并发动起义，反对王权和教权，主张在波斯-什叶派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本土化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照搬外部事物。

到19世纪下半叶，政府开展了有选择性的现代化项目，引进了现代银行业、电报等。但工业化缺席。恺加统治者一度支持莫希尔·道莱进行有限改革，通过吸引欧洲资本来加速本国现代化项目，但由于国王反复无常，加上保守派的反对，改革最终流产。并且，伊朗国王还有意识地拒绝引入国家制度和政治文化。

到19世纪末，人们已经普遍认为政府应为无力保护国家免受危害、民众日常生活缺乏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负责，并越发不满。而恺加王朝对民众政治参与以及制宪要求置若罔闻。最终，在年，民众聚集抗议德黑兰市长虐待糖商，这最终演变为立宪革命，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也参与其中。年至年，立宪派与保皇派爆发内战，削弱了恺加王朝的统治。但立宪革命最终以悲剧收场，立宪派既无力抵御列强，也无法阻止地主阶级重新掌权。政治新贵们大多是恺加王朝高官之子，他们大多在西方接受教育，并与大地主结盟，而远离底层群众。新的民主体制运行无力，政治精英把持的国民议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彼此互不信任，年3月至年11月，政府更换了11名首相，根本无力采取行动。这进一步引发了英国和俄国对伊朗内政的干预。

第三部分涵盖了第一次世界爆发到巴列维王朝覆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朗民族主义者一度希望德国对列强的挑战能将伊朗从英俄霸权中解放出来。但战争甫一开始，伊朗主权就被破坏，英国、俄国和奥斯曼三方占领了伊朗，给伊朗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年签订的《英波协定》更是使伊朗险些沦为英国的保护国。最终，在国内外压力下，这一协定破产。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人们期待一个强势领袖的出现，最终，在英国默许下，由英国人掌控的哥萨克师军官礼萨·汗上校发动军事政变，占据德黑兰，之后，他在年取得王位，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大部分伊朗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默认了这一独裁政权是恢复国家主权及现代化改革的唯一选择。

礼萨汗依靠石油收入和掌握的武装力量实行高压统治，他建立了包含大量秘密特工的警察机构，慑服了旧精英，打击传统宗教势力。在此基础上，礼萨汗推动了伊朗的现代化，建立了现代行政和教育机构，修建铁路和公路网，改变城市面貌，促成了伊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革，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但礼萨汗的改革并未触及农业经济，工业化和贸易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政府垄断和国家所有制，他不加批判地引入西方模式，并常常与蔑视本土传统和文化风俗相结合，加上他贪婪又偏执的性格，使得他的执政举措未能赢得全民支持，合法性受到质疑。

二战爆发后，英军与苏军联合入侵伊朗，并迫使礼萨汗退位

，后者看似稳固的统治就这样土崩瓦解。伊朗国内迅速陷入混乱。等到战争结束，人们希望拥有更大经济主权和社会开放，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一度给了人们希望，但在英美情报机构联合干预下，摩萨台倒台，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夺回了权力。之后，巴列维国王恢复了高压统治，并效仿其父的西化模式，继续推行国家现代化计划，主要表现为白色革命，这一时期伊朗总体局势稳定。但这一全盘西化的路线遭到了质疑，人们也对特权阶级感到不满。

第四部分讲述了伊斯兰革命以及之后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最终，在60年代，对当局不满的各方势力汇聚在一起，依靠动员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基层巴扎商人，发起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霍梅尼领导的激进派教士集团在各派中脱颖而出，主导了伊朗新政权，从而造就了今天的伊朗。

阅读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伊朗历史几乎可作为近代中国的镜像。我们常说历史不容假设，但一个国家选择的道路有时恰是另一个国家可能的选择，这就提供了比较意义。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古代波斯较早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王朝统治者自居“众王之王”，其地位高于各省长官。不同于中国，伊朗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这使得除了王权之外，伊朗还有教权。很多人在探讨中国发展时，对照西方，认为没有宗教作为独立力量制约导致中国古代皇权独大。但如果我们不止以西方为参照，也引入伊朗等同样有宗教的国家，就会发现，宗教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特别是在社会变革中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保守的角色，妨碍了社会进步。其实西方宗教同样如此，比如天主教在法、德等国大多扮演保守角色，与世俗政府的关系不无紧张，以致俾斯麦在建立德意志帝国后进行文化改革，打击天主教势力。而中国在现代转型时至少没有受到宗教势力的阻碍。

地理大发现后，伊朗与中国都参与了世界贸易，并受到早期全球化影响，同样实行银本位的萨法维王朝就曾面临明代中国同样的通货膨胀，并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造成国家财政破产。这大体对应了中国明中期到明末。

19世纪，当面临西方入侵后，伊朗和中国一样，首先选择了军事改革作为应对，同时拒斥政治制度改革，以致未能成功。底层民众以宗教救世思想为指引发动起义，但也未能解决伊朗面临的危机。这大体对应了清末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20世纪初，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试图推动立宪，但在帝国主义和国内保守势力的夹击下归于失败。这大体对应了中国清末的立宪，这一改良尝试失败主要归结于清政府，但从伊朗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是狭隘自利的，不会放弃其特权和利益。一旦国内改革威胁到列强利益，他们必然会和国内保守势力一道进行干预。

继而政治强人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实行独裁统治，并推行有限改革，但也没能使这个古国正在走上现代化道路。这大体对应清朝灭亡后的北洋政权，如果袁世凯复辟成功，则大体对应礼萨汗，我们可以想象，他必将继续依靠既得利益集团，无法实现全面社会改革，因此不能将中国真正带上现代道路。

战后美国扶持的巴列维王朝推行民族主义，以此作为自身合法性来源，并形成了一个食利阶层，其大体可以对应亲英美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共同的问题依然是依附于列强，在国内无法改变原有社会生产关系，如果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这大体也可以适用于伊朗。因此有限的物质成功最终不能挽救政权的命运。

不得不说，伊朗这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失败，说明的问题与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恰可护卫比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经济上，旧的生产关系得不到改变；思想上，知识分子拿不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或者推行保守的片面改良，或者激进地要求全盘西化；组织上，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脱节，无法将先进思想传播开来，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外部环境上，列强以弱国为鱼肉，出于私利频繁干涉，扶植代理人，甚至武力入侵。这些导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助力重重，往往归于失败。两相对比，越发显出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之不易，越发显出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最终走上现代化道路之不易。读完本书，竟有点像重温党史的感觉。这大约也是一点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