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拙作《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经北京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后，我将书中部分谈及围棋的内容集纳写了一个《谈围棋》系列文章，一共七集，已陆续发表，无想读者甚众，反响亦较大。这也反映了国人对围棋这一国粹的喜爱程度。但我总觉得自己就围棋这个话题还有不少想法没有表述出来，倘就此罢笔，实有点遗憾。比如有关围棋的发展史等。为此，我还想陆续将自己关于围棋的新的思考和研究撰写成文，以与读者和学界商榷。这里我拟谈一下自己对围棋之"道"，即围棋盘发展变化历史的一些新的看法及体会，以飨读者。

　　众所周知，围棋的变化多如星辰，不可穷尽。但围棋是何时被我们的祖先发明的呢？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战国末年的先秦典籍《世本.作篇》曰：尧作围綦。这是迄今唯一可查的也是最早的一个说明围棋发端时期的文献记载。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也认可这种说法，甚至根据它自己的考证将其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年，距今余年。按照史载尧的生卒年龄算，即是说这位活了岁的帝尧是在其90岁那年创造了围棋。他的儿子丹朱很喜欢下围棋（丹朱善之），当然也有认为尧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丹朱愚笨而特意发明围棋，"以教丹朱"。可是，这个时期的考古并没有发现围棋的遗迹，但跟围棋类似或可能与围棋相关的文物却有出土面世的。

　　比如，年甘肃永昌县鸳鸯池考古遗址就出土了好几种原始社会末期，也即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陶罐，其中一些就绘有不少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方形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象现在的围棋盘。这些方形条纹图案上面的纵横线条一般有十一至十三道（现在的围棋盘是十九道，但是逐步发展而来的）。考古学家将这种罕见的图案称之为（围棋）棋盘纹图案。

　　年前这个时间与史载尧造围棋的时间差不多，仅晚了年。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或者说这些陶罐上的棋盘纹是否受到过不久之前"尧造围棋"的影响尚无定论。但我觉得，几千年前在陶罐上要画出如此方正图形并在其中画出如此平行的、线条明确的纵横棋盘状图案不大可能是当时造罐工匠的心血来潮，而显然是受到生活中某种启示或指示的影响的。我想，这种启示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诞生不久却颇受少数贵族人群欢迎的围棋吧？（人们在其它地方的某些出土文物上也看到绘有纵横交叉的线条图文，但那些线条都是随意而绘，像篱笆一样倾斜交叉，没有绘有四个边，更没有与四个边平行的线条图案。像下图那样的绘有与其四边如此规整平行条纹的也与围棋盘最为接近的图案是迄今考古中绝无仅有的--作者注）

图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棋盘纹陶罐

　　虽然尧造围棋后近年均罕有文献或实物证明围棋在中国是如何存在和发展的，就连类似于永昌鸳鸯池出土陶罐棋盘图案的文献或实物证明也没有。（真不知是何原因？但我相信这段围棋发展空白今后考古一定会填补的--作者注）但到了年前的春秋时期，围棋在中国确实就已经相当普及了。那时候一般生活无忧的有闲阶层可能都会下围棋了。

　　比如，最早记载围棋的古籍是成书于公元前多年的《左传》，它在《襄公二十五年》中说："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耦同偶，意为对手--作者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涉及围棋的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描述的时间是公元前年。史家能以描述下围棋的人的神态去形容人们做事犹豫不决的坏处显然表明当时围棋在社会上已很流行了。再如，成书于公元前多年的《论语·阳货》也借孔子口吻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里将春秋晚期各国有闲阶层的闲暇生活描述无遗。根据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的"弈，围棋也"，这里的弈者及（博）弈者都是指下棋的人，也即棋手。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在中国已很兴盛是确证无疑的了。可惜的是，迄今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任何有关围棋的文物出土。

　　然而，围棋棋盘并非一开始就是现在这种纵横19道线个交叉点的样子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想必也经历了一个棋盘由小到大，棋子由少到多，变化由简到繁的逐步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围棋的这种变化与发展具体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想，除了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加以印证以外，必要的、符合逻辑的分析和推测还是少不了的吧？

　　经检索，迄今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围棋实物是年在对陕西省西汉年间（公元前年）汉阳陵南阙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一块带有残损的陶质围棋盘。呈不规则五角形。其残长２８．５厘米至５．７厘米，宽１９．７厘米至１７厘米，厚３．６厘米。棋盘两面均为阴刻直线。因是残片，这个棋盘只能看出不止13道格局线，而是更多。根据残留部分分析，这也很有可能是一块纵横15道甚或是17道线的棋盘。详见下图：

图注：陕西西汉汉阳陵遗址出土的陶质围棋盘

　　从这块陶质围棋盘残片看，西汉时期的棋盘就已经至少有15纵横道线了。有没有可能是17道线呢？我想，一切皆有可能。而且据考古人员说，从其质地及线条的粗粝程度看，似乎是在当时的一块铺地方砖上临时刻划出棋道线条的。所以这块棋盘虽出土于皇家陵园，但并非皇家之物，很可能是汉阳陵的守陵人为能闲暇时下棋信手刻划而成的。由此推断，在距今２０００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围棋不仅如春秋战国时那样是贵族有闲阶层的游戏，而且已流行于类似守陵人这样的平民百姓之中。

　　年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的一件石质围棋盘则比较完整。此棋盘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格局纵横各17道。作为汉魏时期围棋盘格局大小的一个罕有物证，这个棋盘与东汉三国时的魏国人邯郸淳所著《艺经》中描述的"棋局纵横17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围棋盘的记载是一样的。这个棋盘的发现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围棋就已经发展到纵横17道线的格局了。

图注：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出土石质围棋盘

　　另外，年在山东邹县发掘的西晋刘宝墓中，竟然有一副装在灰色陶盒里的基本完整的围棋子，黑白色天然海卵石磨制的，圆形，共子（也有说颗棋子），与17道棋盘是相适应的。因为15道棋盘用不了这么多棋子，而19道棋盘这棋子也不够。可见，无论是棋盘实物还是棋子实物的出土都说明，无论在东汉（公元25年-年）还是在两晋时期（公元年-年），都是流行17道围棋盘而不是15道或者更多道线的棋盘的。

图注：西晋刘宝墓出土天然海卵石围棋子

　　当然，围棋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均衡的。可能由于信息闭塞以及风俗习惯使然，虽然中原地区17道棋盘早在东汉时期就已普及，但有的地方一直到唐代（公元-年）甚至辽代（公元年-年）却还在继续使用15道甚至13道的棋盘。这在考古上也时有发现。比如，湖南湘阴出土的15道唐代围棋盘和内蒙出土的辽代13道格局的围棋方桌以及年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仕女弈棋》图上所显示的15道棋盘等。也有分析认为，这些13道或15道棋盘的流传地多为中原文化对其影响较为滞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与当时（唐代或辽代）或以前（东汉及三国时期）中原地区早已广泛使用17道棋盘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我认同这种分析。因为古代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文化方面的差异尤其突出。何况围棋这类难登官牍正史的消遣博弈类的游戏之物呢？（湘阴虽不属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不排除可能因墓主喜欢以此博戏而非下棋而仅属个案的可能性--作者注）因此，这些出土的唐以后时期的少于17道的围棋盘实物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原地区没有通行17道或19道线的围棋格局。

图注：新疆出土唐《仕女弈棋》图，显示纵向15道棋盘，横向16道线可能是画误。

　　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些天（12月中旬）最新的考古新闻报道说，在南昌西汉海昏侯（汉武帝之孙刘贺？）墓里竟然还发现了一块棋盘。据考古方面人士说，"这个棋盘约20厘米见方，出土的位置是娱乐用具库。"还说，从这可以看出，围棋在西汉时期，已经成为了高等贵族的一种娱乐方式。"从历代墓葬中，可以看出，随葬物品一般为墓主经常用的东西，所以从这可以看出，下棋是海昏侯的一大爱好。"（详见下图）

　　可惜关于这块在围棋史上十分重要的棋盘的考古信息迄今只有这么一点儿。从这个照片既看不出棋盘的材质，也看不出棋盘的道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照片上的棋盘露出的14道线看，这块棋盘至少有15道线。有没有可能是17道线呢？我想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是17道线，那就不仅表明汉阳陵出土的那块棋盘残片可能也是17道线，而且表明中国的围棋盘在西汉时期而不是现在认为的东汉时期就已经是17道线格局了。一下子将17道围棋盘历史提前了多年，这不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又是什么？我相信不要多久，这块围棋盘的真面目以及围绕这块围棋盘的考古分析资料都会逐步问世的。我很是期待相关信息的进一步披露。

图注：年12月12日西汉海昏侯墓内出土的围棋盘照片

　　暂且撇开最近那个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未露真面目的围棋盘不说，前述的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国的围棋至少在东汉以及稍后的两晋时期（公元-年）都是纵横17道线的棋盘。但自那以后的某个时期，也可能就是在南北朝（公元-年）或隋朝（公元-年）或唐朝初期的这二百年时期吧（具体请详看后面的分析），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围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升华，即围棋盘从纵横17道个交叉点一下子升格到了纵横19道个交叉点！

　　这不是一个小事件。围棋盘从纵横17道各增加两条线到纵横19道，将棋盘上可以落子的交叉点从个增加到个（增加了72个交叉点），不仅天文级数般地增加了围棋的变化，而且也必然会从根本上颠覆原来肯定存有的那些围棋的定式和习惯着法。当然，围棋棋盘的这种扩容也必然会极大地扩展对弈者的棋局视野和海量增加他们对下棋路数进行演化的计算量，不仅下棋的竞技性亦会因此而陡增很多，而下棋的乐趣可能也会相应地成倍放大。但如果说围棋盘真的是从公元年至年这个时间段从17道线发展到19道线的话，那么这还需要人们继续以历史事实，即出土文物或历史文献来说话方可。

　　不过奇怪的是，也有文献资料显示围棋盘格局发展成为纵横19道是从东汉开始的，而不是考古实物证实的南北朝隋唐时期。这让人们在研究围棋发展史时感到十分困惑。

　　比如，北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甄选了前代及本朝名家弈谱五十余图局。其中记载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等棋谱图局，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围棋棋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棋谱局面上显示的都是19道而非17道棋盘。如果《忘忧清乐集》所载的这两幅棋谱都是真实的，那么就可以表明中国早在东汉末年西晋初年就已经有了19道棋盘。但这会是真实的吗？一直以来学界都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棋谱上只有寥寥43步棋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棋谱是后人托伪的。因为从所有的出土文物考证来看，东汉末年三国乃至西晋时代，中国并无纵横各19道线的围棋盘问世，迄今出土的都是17道线棋盘。

图注：宋《忘忧清乐集》所载"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了：既然中国围棋东汉末年和西晋时还只是17道棋盘，那么19道棋盘又是何时形成的呢？有没有可能出现在稍晚些时候的南北朝晚期呢？我觉得有可能。理由是有历史文献支持。比如，被认为成书于公元五世纪左右（相当于南北朝晚期）的《孙子算经》上有一句话说："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孙子算经》这本书虽然作者不明，但多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成书的。所以，那个时候围棋有19道线的棋盘是有可能的。

　　此说也有辅证。比如，敦煌出土的南北朝北周时期的《棋经》也说："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数。"这里"三百一十六道"的表述可能是"三百六十一道"之误，因为没有哪两个相同的数相乘可以得出（15x15的积仅为，而17x17也只有个交叉点）。这里的"放"字亦为"仿"字误。

　　《孙子算经》和敦煌《棋经》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虽然作者均佚名，但这两部有关计算和围棋的著作实在了不起。前者提出的"物不知数"命题及其算法震铄古今，被称作"中国的剩余定理"。后者虽仅有残卷七篇半（原文为八篇），行字，却将诱征、势用、释势、棋制等围棋要诀一一加以诠释并将孙子兵法战略战术思想巧妙地用在下棋上，使得原本属于一种智力游戏的围棋更具有战争之际进行实战演练的意味了。

　　最能证明围棋已经发展到19道线格局的历史文物于年的河南省安阳北郊发掘出土。这个墓葬属于隋代开皇十五年的张盛。此人生于北魏景明三年(公元年)，卒于隋开皇十四年(公元年)，去世时位居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有意思的是他很喜欢下围棋，死后还用一个供把玩的小型白瓷围棋盘陪葬（见图）。这个棋盘呈正方形，盘面上刻有纵横直线各19道。有人说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19道棋盘。但仔细看，这19道线均已深深地刻划到四个边的边缘处了，如果用它下棋的话，棋子显然是无法下到棋盘边上站住的。但这个围棋盘确确实实刻划有纵横19道线痕呀。因为如果是17道线的话，制瓷工匠一般不会将线条刻画到棋盘边缘的。但为何这个棋盘会这么制作呢？难道围棋正好在那个时期从17道发展到19道格局的吗？我觉得这也许是可能的。根据这个分析，如果我说这个隋代墓里出土的围棋盘可能是一个正处于围棋从17道朝19道棋盘过渡期的考古样本代表也未尝不可的吧？

图注：河南安阳隋朝张盛墓出土瓷质19道围棋盘

　　从前述棋盘的演变过程看，围棋显然有一个逐渐由简到繁的发展轨迹。因为棋盘越大，变化就越多，棋局也就越复杂，而博弈者互相斗智的竞技性也更加强烈了。但问题也出来了，即如果围棋就是从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早期从17道发展到19道线的，那么当时究竟有哪些因素促使围棋出现这个飞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伤脑筋，因为迄今似乎既没有历史文献说到此事，也很少有现代人研究过此事。不过至少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南北朝隋唐时期围棋出现这一飞跃性发展的社会原因，那就是当时是继两晋之后中国历史上围棋发展的一个最为普及和繁荣的时期。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以后也有机会撰文专论此事。所以这里不再赘述。

　　现代也有人分析过围棋盘为何会从17道线扩展到19道线问题。比如，人称围棋博士的何云波先生就大致分析过这个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有人曾作过计算，在十七路盘上下棋，围三路共需48子，围出目，平均每子的价值为2.33目，围四路需40子，围出81目，每子价值为2.03目，子效差值为0.30目，三路有利：十九路盘，围三路56子，目，平均2.43目，围四路48子，目，平均2.65目，子效差为0.22目，四路有利。"他接着为了突出19道棋盘的子效，还分析了21道棋盘围棋子力的优劣，最后得出结论说，"据此断言，十九路盘是最佳路数，因为它在三、四路间落子，其子效差最为接近，在守地与取势之间最为均衡。"（摘自何云波《围棋盘的奥妙》，《国学周刊》第53期第3版）

　　何先生这里是以"有人曾作过计算"的方式分析此事的，也是从围棋的子力或叫子效上作此分析的。平心而论，这个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而19道盘的子效相对而言事实上也是较大的。但这种分析并不能完善地回答棋盘为何要扩展升格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因棋盘道数的局限性导致的子力或子效的发挥程度，不管是高还是低，对于对弈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下棋时并不会因为子力不够高这一问题影响到对弈某一方的发挥。倘这种说法成立，下棋者显然并不会因此而生发出扩展围棋盘道数的改革动力。因为只要棋规（包含棋盘制约）体现了对弈者双方的公平和公正，而不是有利于哪一方、不利于另一方，扩大棋盘之类的改革显然是缺乏动力的。没有必要嘛。何况17道线个交叉点的棋盘的变化空间也已经大到天文级数，大到人的计算无以复加程度了。显然，围棋从17道扩展到19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子效大小，而是另有原因。国际象棋盘只有64格，局促得很，迄今也未见扩大可能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仅仅从子力或子效角度就得出南北朝晚期或隋唐早期人们之所以将17道棋盘升格为19道棋盘的原因的结论，其说服力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得从其他角度来加以分析。

　　有没有这种可能，即比如说，经过数百年围棋技术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晚期及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围棋最为普及、围棋技艺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当时的爱好围棋的士大夫们在对弈中可能经常感到17道盘天然存有某种有碍对弈双方棋力公平发挥的地方，所以才试着将围棋盘从17道线扩大到19道线以图解决这个局限性问题呢？也就是说，17道棋盘可能因存有天然的、容易造成对弈双方棋艺发挥不平等的障碍或叫局限性而导致一些具有开创性思维的棋手去试着将其扩展2道线至19道线的。而19道线棋盘又恰好可解决了17道棋盘的所有欠缺。如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分析，也许可以得出古人发明19道线棋盘的真正的原因吧。

　　其实，只要熟悉围棋的人都知道，17道棋盘的局限性较大。如四个角星位之间仅有9道线，而9道线使得挂角立二拆三后再拆边就只能拆一而不能再展开拆二了。而这次拆一在实战中又形同于再次挂角，但因棋盘制约，对弈的被挂角那一方则无法对挂角一子实施夹攻而只能自行守角或另外拆边了。而且，由于在立二拆三基础上再次拆一还无形中强化了立二拆三，对方即便想打入这个拆三，由于又多了一个拆一，这种打入要想成功不吃亏就几无可能。或者说，在多了一个拆一这种情况下打入立二拆三的话，打入方，也即进攻方总是要亏损的。久而久之，下的人多了，17道线棋盘上的这种变化就显得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了。或者说，这种下棋方式显然有利于挂角一方去扩展实地，而被挂角一方则因棋盘限制无法对挂角方实施有效攻击，只能朝另一个方向躲让，显得非常不公平。由此可见，17道线棋盘是有利于挂角一方而不利于被挂角一方。这种不公平其实也束缚了下棋双方施展攻防变换手段的手脚，这样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围棋技艺的发展，也极大地减少了围棋的变化及其给对弈双方带去的对弈乐趣。

　　而19道盘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其每个角上星位之间都有十一道线，每个边立二拆三后不仅都可以再拆二，甚至还可以再拆三去挂另一个角。即便对方打入夹攻，被夹攻一子也有较大的空间左右上下腾挪，或进角占地，或跳起取势以进行转换。而被挂角一方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去选择或进攻或防守，或守地或取势，从而有利于对弈双方公平对弈并在棋局的攻与守、地与势上易于达致棋局的变化及其平衡。

　　当然，以上关于17道盘与19道盘在对弈公平性和攻守平衡性上的分析，虽然从围棋技艺本身来说是站得住脚的，但如拿来作为南北朝晚期人们选择将17道棋盘扩展到19道棋盘的历史原因的主要依据则仍显不够。因为这也是一种猜测，尽管相对而言比较合理，但迄今也没有发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南北朝隋唐时期出现的这场围棋革命的动因，更没有记载这场革命究为何朝、何国、何棋手发端？不过，隋朝张盛墓出土的那件可爱的19道线刻画到边的小白瓷围棋盘则向我们提供了隋代前后正处于这场围棋革命的过渡期的那个极具想象力的空间。

　　至于在不远的将来现在的19道线围棋盘会不会扩展到21道线的问题，我觉得既然19道线已经充分提供了对弈双方公平展示各自棋艺的足够的空间，而且其变化已多达人类已知宇宙的不可穷尽的天文级数，那么在最近一百年内讨论这个问题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

　　围棋之道，博大精深，但都隐藏在围棋之"道"之中。所以说，围棋之"道"，实非小道也。

两伊战争平息后的伊朗百废待举。

　　十年的战争拖跨了他们的经济，他们急需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帮助他们恢复经济的发展。伊朗还蕴藏和出产大量的石油，对许多需要石油的国家可以代替现汇支付。因此，许多国家的公司，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都纷纷来到伊朗寻求商机并力图承接各种工程项目。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年春被我国的一家国有大公司作为首席代表派到伊朗工作的。这一干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留念的事情，有欢乐也有忧愁，有激情也有平淡，当然，还有繁忙与寂寞。我要说的那些难忘的围棋故事就发生在我在伊朗的这段难忘的日子里。这些围棋故事中的人物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商务人员和外交人员；他们都远离自己的祖国，在异国他乡，许多人抛妻别雏，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人还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都被一种叫围棋的东西吸引到一块儿，互相认识，熟悉，甚至成为朋友，当然同时也互相竞争，一争高低。这时的围棋是媒介，是黏合剂，是交流的工具，也是这些在伊朗的儒教文化圈的外国人工作之余消除寂寞并获得愉快的源泉。

　　近些年来，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战蜂起，硝烟弥漫，我国似乎始终处于下风或垫底，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日韩三国在伊朗这个与围棋似乎毫不搭界的国家就已经开始演绎了真刀实枪的三国争霸战，而我们几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在此争战中却始终处于上风呢？所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值得回味的片段整理一下，汇萃成几篇短文，以飨读者。

　　（一）棋逢对手

　　当年在国外工作一般都会感到寂寞。白天你可以开车到处去跑，谈生意，搞公关，揽项目，签合同，但是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干什么为好了。革命后的伊朗是个比较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文化生活很少，因此在伊朗的外国人更会加倍感到寂寞。由于按照伊斯兰教义女人不准抛头露面，男人不准娱乐，更不准喝酒，结果电影院里几乎没有可以看的电影（有一两年，中国的地道战和地雷战不知为何却获准在德黑兰的电影院里翻来倒去地放映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而电视里面除了波斯语新闻外就是念可兰经，我们这些外国人一听就昏昏欲睡。观看体育比赛则更是一种奢侈。

　　记得那年我太太来伊朗，正好碰上中国手球队访问伊朗。中国手球队的5号主力叫宋安文，全国青联委员，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决定带一直闷在家里的太太去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手球赛，心想要是能看见宋安文岂不是更好？（后来得知是中国青年手球队，宋也肯定是见不到的了）于是，在从大使馆搞到两张座位很好的门票后，我便开车带太太一起到德黑兰国家体育馆去看比赛了。不知为何，泊车和进馆时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当我们刚刚在人已坐满的体育馆内找到座位坐下来准备欣赏比赛时，两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装束的伊朗人走到我们面前，轻声用生硬的英语请我太太出去。我问什么事？对方的英文水平显然表达不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后来是旁边一位衣着考究的伊朗人的流利英语的帮助，我才知道：按照原教旨伊斯兰教义，在伊朗观看男子体育比赛是不准女性观看的！就像你参加男女分开的伊朗人婚礼那样：你是男性，就别想见到新娘子；你是女性，也同样搞不清新郎的摸样。结果，比赛肯定是没有看成了。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活，到处去借录象带看就成为闲暇时打发时光的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连传真也是年才用上，以前是靠电传设备，即在纸带上打孔传送明码信息的）。当时我国驻伊使馆以及经参处和商务处都有一些故事片录象带，但很快就被我们全部浏览过了。另外，晚上生活也不能全都是看录象啊，结果，还是感到寂寞。然而有一天，我在我们的一个项目组那儿终于发现了可以排遣寂寞的最好的东西——围棋。

　　我其实很早就喜欢下围棋了，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业余段位，但喜欢看棋书，棋力尚可。比如，七十年代初我在上海读大学时就曾得过学校的围棋冠军，虹口区围棋比赛前六名，毕业后在广州工作时又有幸认识了当时广东省围棋队的容坚行五段、黄妙玲三段等职业棋手，以及足球国脚容志行等超级棋迷，经常找他们下棋，有时还在他们家蹭顿饭吃。那时不讲什么规矩，这些国手们（容志行当时的围棋水平丝毫不在其兄弟容坚行之下，

　　实在令人佩服，因此也尊称他为国手并不为过）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有求必应，结果使我

　　受益匪浅。估计也就是这段时间，本人的棋力迅速得到了增强。但是由于当时并无所谓业余段位的概念，加上后来调到安徽工作，脱离了那个环境，自那以后的十几年，我也很少下棋，因此本人棋力究竟如何，自己也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在我到伊朗去国上任时，既没有想到带些棋书，也根本没有想到还应该带上一副围棋！

　　我公司在伊朗先后中标了好几个工程项目，其中有伊朗第一大水坝——卡尔赫河水坝设计和勘探项目，经我手签约的也有好几个水坝设计项目，还有德黑兰供水项目和变色玻璃成套设备项目。所以先后派去的工程技术人员比较多，大约有一百多人，大多是在德黑兰工作。这些人中藏龙卧虎，除了一些中央和地方水利设计机构的专家和工程师外，还有好几位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及其研究生们。这些人中就有几位围棋爱好者。其中有两位年轻的工程师，一个姓骆（后来是国家信息产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另一个姓侯。这两人经常对垒，互有胜负，棋力也差不多，只是前者有业余初段证书，后者没有而已。他们俩之间谁也不服谁，所以当我在一个休息日到他们项目组驻地发现他们下围棋时，他们正在面红耳赤地吵架。争吵的内容大致是一人说可以让另一人执黑先行，另一人则坚持说对方不是对手。然而，我的一句话却使他们立刻团结起来了。我的话是：“我让你们两个子。”

　　那盘棋我比较认真，尽管有许多年没有下棋，他们又是二打一，结果竟然是我赢了。为了使他们更加惊讶，我在赢棋后说，

　　“以后我们下棋，就从让两子开始。如果我连赢两盘，就让三子；再连赢，就让四子，以此类推。”

　　他们问我有没有段位，我说没有。他们就很不服气地问道，如果他们连赢怎么办？

　　“那当然同样喽！你们赢到位也可以让我子嘛。”我回答道。

　　于是他们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当天我就使小骆降到让三子，而对小侯，则将其打到让四个子。他们都给打蒙了，足有一、二个星期没有任何胃口去摸围棋。

　　可能由于在伊朗的确找不到比我更具挑战性的对手，每到周末小骆和小侯最后还是找上门来跟我下棋。俗话说，常与上手下棋力会增强，而与下手下多了棋力则易下降。此话不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位的棋力似乎在不断增强，而我却因为总是下得散漫，棋力不仅没涨，反而下降了。发现自己棋力下降是在那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晚上，那天还同时发现我终于在伊朗碰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那晚，我吃完晚饭正准备出门散步，只见小骆和小侯领着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兴冲冲地上门拜访来了。经介绍，我得知这位中年人姓吴，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刚刚被我们的一个项目组聘到伊朗来工作。这位吴博士温文尔雅，个子中等，头却很大，福建人，对我很尊敬，一口一个“史经理”或“史主任”的，弄得我也像在外事商务活动中那样，彬彬有理地回应他“DoctorWu”起来。然而在那两位年轻人介绍到这位吴博士的围棋水平多么高超时，吴博士却谦虚地说道，

　　“哪里，哪里，没有段位，只是去年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围棋比赛亚军而已，不置一提，不置一提啊。”

　　我心里立即警惕起来：科学院亚军？中国科学院起码有上万名工作人员，里面的上段位的棋手何止几十上百？他一个无段棋手（和我一样）竟然能够脱颖而出当上亚军，实力不可小觑啊。不过，这都是真的吗？旁边的小骆更是露出了一脸坏笑看着我，似乎在说：这下

　　你可遇到麻烦了吧。

　　尽管有不少疑惑，最后还是得靠下棋才能搞明白。

　　这盘棋我下得很苦。一开始，吴博士有板有眼的很像初学者的黑布局使我丧失了警惕。近几个月来低水平的升降级比赛又使我的随手棋比比皆是，所以在布局和序盘阶段我就已落后了。进入中盘后，我才发现吴博士其实是个长考派，关键之处没有一、二十分钟或更长时间他是落不下子的。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事先不约定好时限。小骆和小侯刚开始还严肃认真地观棋，后来由于吴博士老是不落子，甚感无聊，便东张西望起来，再后来，我发现他俩干脆坐在旁边一个厅的波斯地毯上看起我刚从使馆借来的录象带了，只是时不时地跑过来看看棋局变化。时间很快就到了夜里十一点，不知怎的，突然停电了。好在那时因伊朗经常停电，办事处除备有充电式备用灯外，还备有大量蜡烛，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立着一个巨大的、至少有20个插头的立式铜制波斯风格的蜡烛台。所以在两位年轻人的帮助下，厅内又很快灯火通明了。吴博士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停电，仍然一如既往地频频长考，可是我的心情开始变坏，撕杀的细部总也计算不清，只好凭感觉胡乱落子。终于好几个地方的官子我都走损了，吃了亏，终局时一算子，我输了一又四分之一子。事后，吴博士在小骆和小侯不断的哈欠声中高兴地、嗓门很大地一改其温文尔雅之态，大谈他在哪几个地方走得漂亮，而我则有哪几个地方走出了臭棋。

　　其时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发现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半了。

　　小骆和小侯很快就将此重要信息传播到我公司的几乎所有的项目组：史经理输了。

　　因此自那以后，吴博士心情更好了。每到周末，不管我有没有其他事，他总是先来一个电话，约时下棋；有时则是不请自来。他又喜欢长考，每盘棋不下到夜里十一、二点是不罢休的。那段时间，由于战后重建，德黑兰经常断电，我们办事处（我也住在那里）的大厅又比较大，好几处地方配有那种古典式的多头的立地式铜制蜡烛架，所以只要熬夜，就会烧掉大量的蜡烛。因此，每次我和办事处的人员开车出去采购，都会买上一大包白蜡烛。下棋时遇到停电，就在周围点上十几根蜡烛，闪烁的烛光使大厅顶部的大型吊灯的水晶玻璃缀块摇曳生姿。两个人坐在波斯地毯上埋头下棋，其乐也融融。只是这种浪漫温馨的美景小骆和小侯无法消受，因为自从他们向我推荐了吴博士，赢了我一盘，出了他们一口恶气之后，似乎就再也插不进来下棋了。他俩要么到我这儿来成为局外的观众，凑凑热闹，要么就干脆不再露脸，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儿了。

　　平心而论，吴博士的棋力大约在业余三段至四段左右，并没有我高，下棋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但不知为何，那段时间我和他下棋，虽然能多赢几盘，却总是拉不开距离。再加上他的长考以及嘴上抵死不认输的原因，我和他之间的胜负输赢总是一笔糊涂帐。比如，我和他相约下十盘棋，如一方先胜六盘，则将对方降至让先；如再先胜六盘，对方则被让两子。对方胜，则反之。那时工作比较忙，周末和星期天我也经常要因公出去应酬，所以这种十番棋总是断断续续地下。我明明记得上个周末我与吴博士之间的战绩是3：1或5：2，但是这个周末一见面，他就坚决予以否定，并一口咬定是2：1或3：2。下一次，我只好设计一份表格，上面注明我和他之间的胜负关系。尽管如此，他也经常若无其事地说是我记错了。由于大多数场合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人证，所以每当我与他说不清时，只好摇头叹气，真是没有办法。

　　这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几个月后的冬天，直到另一位也是姓吴的韩国业余二段的出现才告结束。那是年的冬天，一个普通的韩国商人——吴敏焕二段让我这个同样是非科班出身的中国围棋爱好者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不拘一格、擅长野战的韩国围棋。而我在伊朗棋逢对手的阶段也真正开始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日本政府的若干省厅，如通商产业省和科技厅进修过一段时间，对日本人比较了解。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很有敬业精神，但是等级观念较重。如果你级别较高，或者在某些他所在意的方面比他强，那么日本人便会对你很尊重，但如果不是如此，或者他不了解你时，你便有可能会从与日本人的接触中感受到对方言行中对你的蔑视和低看。对此，你无须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日本，低看你的人在你面前能表示出一种优越感，但在那些可能会低看他的人面前则又很容易地显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顺从来。这种行为方式的双面性是公开而自然流露的，也是日本人的一种国民性，与我国官场中司空见惯的那种被虚伪言辞刻意掩饰住的媚上而厉下的人格上的双面性是有高下之分的。

　　一般而言，你与日本男人之间是不大容易成为朋友的，尽管我也有若干日本好友。然而，与韩国人却不同，似乎更容易成为朋友。与日本人相比，韩国人似乎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濡更深，在处人为事上也更加接近中国人，但少了一些中国人的世故和狡黠，显得更为豪爽和率真些。你要想与韩国男人成为朋友并非难事，只要你够朋友就行。当然，我对韩国人的这点儿认知还是在伊朗期间我接触并认识那位韩国业余二段——吴敏焕先生之后获得的。

　　吴先生当年35岁左右，皮肤略黑，嗓门较大，个头中等偏上，但由于较瘦，按照广东人的说法看起来也可被划入高佬之列。我看见他时，他正拎着一瓶苏格兰白马牌威士忌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院子门口，他旁边的人是我熟悉的一位陈姓台湾商人，也是介绍人。这位陈先生年约40多岁，不知何故已经在德黑兰单独生活了好几年了，身边没有太太，也没有孩子，一个人租住在德黑兰中部既非贫民区亦非富人区的一个很普通的民宅里，生活比较清苦。估计早年在台湾遇到过什么让他生活发生较大变故之类的事情，但他本人不愿意说，我们也不好问，只是平时尽量在生意上帮衬他一些，所以也认识起来。经过我们那两位年轻工程师的宣传，我会下围棋而且下得不错的消息估计在德黑兰的原本不大的华人圈中早已是家喻户晓。这不，刚认识不久的陈先生竟然也开始给我介绍起棋友来了，而且一介绍就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韩国业余二段。

　　从双方下棋前的交谈中得知，这位吴先生家住汉城，已经结婚生子，这次来德黑兰是准备与伊朗一家私人公司合资注册成立一家主要进口经销韩国或其他国家的纺织原料和产品（主要是聚脂纤维，伊朗出产大量的石油，生产这类产品的原料很多，只是缺乏技术，而韩国当时在此领域技术上则是领先的）的贸易公司。他已经在伊朗连续待了快半年了，没有回韩国，也没有把妻子接来。所以单身汉的生活使他在伊朗更加寂寞。也是偶然的机会，他说，当听那位陈先生说有几个大陆来的中国人喜欢下围棋，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非要立即赶来相见以下上一盘。

　　“他乡遇故知？（Tomeetanoldfriendinadistantland.）”

　　在那一刹那，要不是我们都是在说英语，听到这话，我几乎把这位吴先生当作一位江苏老乡了（我的籍贯是江苏泰州）。为此，我也是满口，

　　“Yes，yes.Youareright.SodoI.”(意为：对，对，你说得对。我也一样。)

　　说也奇怪，这种话一说，语言一交流，说话人在感情上不知不觉地就互相接近了。我们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当时我国与韩国还没有建交，按照外事工作规定，与吴先生这样的韩国商人交往，即使在商贸圈里也还是比较忌讳的。如在国内，这样的事情可能还需要专题汇报的。

　　下棋之前，我们又按照惯例叙谈一会儿各自的围棋段位和水平。他如实告知他是经过很多次淘汰式比赛考试合格后由韩国棋院正式授予的。我当时也听说过国内的一般业余段位也要经过业余段位赛选拔后由省级棋院授予，形式与韩国大致不差，只是一个是省级棋院授予段位，一个则是国家棋院。但是我国的段位赛，由于容易受到报名参赛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以及报名人数、选拔名额多寡，甚至选手分组方式不同的影响，国内的同等业余段位的水平可能差距很大。另外，由于是首次与外国有段棋手下棋，我便自我揣摩了一下，觉得冒充一下有段棋手可能会减少许多麻烦，为此在吴先生一再追问下，我便很不自然地轻声答道：

　　“Amateurthreedan.(意即业余三段)。

　　“那我就执黑吧。”

　　吴先生一听我段位比他高，就非常利落地把那两位年轻工程师丢在客厅茶几旁边的一副玻璃围棋连其深蓝色的软塑料棋盘整理好了，并将一枚黑子放在他的右上角的星位，两眼看着我，似乎在说：

　　喂，走吧。

　　围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两人非比赛下棋，总是下手执黑先行。上下手的含义有两种：一般情况看段位高低，相同段位看年齿长幼。可能吴先生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应该执黑，所以才有那么一种选择吧。

　　这盘棋也频频出现长考，但这次的长考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

　　吴二段布局一开始就强手连发，几乎没有序盘就进入了中盘撕杀，甚至许多按照当时惯例似乎都没有见过的、属于无理棋的棋他也照下不误。我以前下过不少棋，在与野战派业余棋手甚至专业棋手下的棋中也几乎没有见过这些凶狠的着法。我是学习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以及看日本那些围棋大师们的棋谱起家的。尽管这些布局、定式和日本的各种流派在当时都是革命性的，但在我的孤陋寡闻的记忆中却没有哪种围棋理论提及过如何对付吴二段的这些不规范的着法。只好依靠自己了。

　　以前我与一些业余棋手下棋也曾经遇到过不少无理棋着法，但那顶多每盘棋仅一、两着而已，而且后继无序。只要你应付得当，对方总会吃亏。可是，吴二段在这盘棋中的着数几乎每着都是无理棋，而且每步棋都好象存在一个他早已烂熟于心的套路或叫定式，因为每等我冥思苦想后一子落地，他几乎立即就下了下一手，而且，似乎着着都下在我的棋的软肋处，很是难受。即使他的一块棋在我看来几乎是死棋，但经过他于无棋处找棋下的努力，后来竟然还能够无中生有，走出生死大棋来。中盘过后，我的局势已非。好在我能定下心来，调整情绪，不断地根据形势变化改变棋路，甚至不惜弃子，才不至于立即崩溃。尽管如此，我这盘棋看来还是输定了。为此我嘴里不说，心中却不停地想道，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也许是优势意识作怪，吴二段收起官子来总是不在点子上，其收官水平与中盘撕杀水平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对边角处的扳、接、立、飞等各自的手段变化及其目数大小似乎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对此，我觉得机会可能来了。于是信心立增，每处官子我都要尽可能地计算清楚大小和先后手之后才落子。结果，靠这里赚个半目一目，那里捞个先手便宜儿，渐渐地，我竟然将局势扭转过来了。

　　最后一算目数，按照事先商定的黑出五目半计，执白棋的我竟然还赢了他半目！

　　吴二段显然深感痛悔。因为终局时我发现吴二段左手抓头沉思了好一会儿，脸上是一副痛悔的表情，手松下来时，指缝上竟然夹着一缕头发！

　　局后，我请吴二段和那位台湾陈先生吃饭。一直在烧饭的小谭还拿出了一瓶珍藏多时的、在禁酒的德黑兰倍感珍贵的飞天牌茅台酒招待他们。当时我太太还没有来，烧这顿饭的小谭是我们办事处的一位波斯语翻译，是公司总部从中央某重要机构借调来的。此人性格随和，波斯语说得极好，且为人诚恳实在，在德黑兰华人圈中很有人缘和口碑，也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好帮手，就是生活上不大会料理。比如，他刚来时一次熨烫裤子，有熨衣板也不用，嫌小，于是就将自己的裤子平铺在地板上用电熨斗烫成了一个裤筒叉开的“人”字形！这次他乘我们下棋之际已经亲自下橱手忙脚乱、但兴致勃勃地地烹调出了一桌丰盛的、但几乎是清一色的纯荤菜肴：

　　红烧鸡块、红烧牛肉、红烧羊肉、红烧带鱼，外加上一锅也放了酱油的、红澄澄的清炖鸡爪粉丝汤。

　　输棋后的吴二段一看见中国白酒，而且是他听说过的中国最好的茅台酒，沮丧的情绪也立刻兴奋将起来。他深嗅着杯中醇香的茅台酒，很快就恢复了原先的豪爽状态，开始大口喝酒，谈笑风生了。由于伊朗革命后严禁喝酒，人们在所有饭店里除了可口可乐就只能喝到一种叫做“莫夏伊”的状似啤酒但不含酒精的大麦汁。所以，那时在伊朗能够搞到一瓶烈酒，不光对于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韩国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吴敏焕先生首次来访，就带来一瓶难得而有名的苏格兰白马牌威士忌作为见面礼，而且在我这儿又输了棋，所以我无论如何也应该拿出我最好的藏酒让吴先生一饮为快了。

　　那时，在德黑兰喝酒的罪过就和当时我国的被认为是违背X项基本原则的结果一样令人可怕。轻者开除公职（国家公务人员），重者就要被送到革命卫队或伊斯兰宗教法庭去接受审判（这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在伊朗政府公司任职高管却也喜欢“曲秀才”的伊朗朋友告诉我的，现在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所以，外国人所喝的酒，除了部分是各国大使馆利用外交豁免权运到伊朗境内来的之外，大多是外国人自己进关时采用一些近乎贿赂的方式（给海关人员礼品）偷偷地带进来的。我们的一些项目组的工程师们所喝的酒就大多是这样带进来的。所以，任何酒都显得珍贵异常。可见，到朋友处去作客，能带上一瓶烈酒，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礼物啊！我的酒都是由大使馆专门从国家外经贸部下属的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成箱订购并用集装箱运来的，所以尽管在德黑兰也显得珍贵和难得，还不至于要冒多大的风险，与私人经商的吴先生所带的酒的分量那是不好相比的。

　　但茅台的确是好酒。

　　就那么一瓶酒，就那么一盘棋，也就是那次见面，吴先生和我竟然成为了好朋友。自那以后我和他经常互相拜访，互相认识对方的朋友，在一起下棋，吃饭，喝酒，聊天，或出去游玩，奇怪的是我与他在伊朗都是为了做生意，但不知为何在我俩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之间除了下棋，竟然从来没有谈过生意或合作。

　　俗话说，朋友之间不言商。那么，棋友加朋友呢，当然也就更不会谈生意喽。但这是中国的俗语和中国式的经商格言，吴先生作为韩国人他怎么也懂这个呢？何况我在伊朗做的生意都是大生意（当时我司是在伊朗承揽和实施项目最多的中国公司），在谈的许多大型项目怎么说也会找到不少可以与吴先生合作的机会啊！对此，那个台湾的陈先生是最清楚的，我也向吴先生介绍过我公司在伊朗市场的开拓情况。但他就是从来只找我下棋，没有和我说过一个字有关洽谈生意和合作之类的话。个中的原因迄今我也没有搞明白。

　　那盘棋我虽然侥幸赢了，但吴敏焕先生着实让我领教了什么叫骁勇善战的韩国围棋。

　　我在国内时偶尔下棋，对手也有业余二段，甚至三段，但我让他们二子大都稳操胜算，并不费多大力气。可是在吴先生这个韩国业余二段面前，尽管采用让先，尽管我赢多负少，但是几乎每盘胜棋都来自不易。因为我只有在认真地计算我所能看到的每一种变化后落子，才有可能不让他的凶狠而近乎无理的着法得手。何况还时不时地由于不适应他的所谓“无理棋”而损失惨重输给他，甚至有时连整条大龙都被他吃掉了，真令人惭愧。这种状况在我与国内低段位业余棋手下棋时是极少遇到的。为此，我经常感到纳闷：一个韩国业余二段的棋的冲击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强？难道其他韩国棋手也都是这样吗？

　　在后来的交谈中，吴先生告诉我那些他所下出的新手（他居然说这些无理棋是新手？）在韩国已是很普通的着法了，几乎定式化了，而且，这样的新手也几乎每天都在产生并发展出新的变化。为了让我更加明白，他还在终局时专门拆解一些刚才使用过的韩国新定式，并告诉我哪种应法是最佳的。

　　两年前，也就是年，聂卫平在应氏杯决赛上输给了韩国的曹熏铉时，由于我当时没怎么下棋，也很少看到韩国棋谱，更没有机会与韩国棋手下棋，因此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韩国围棋在实战棋风上与我们以前学习和实践过的日本与中国的围棋棋风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革命性的不拘一格的韩国围棋称霸世界棋坛的开始。但在结识了吴先生这样一个普通的但其骨子里却浸透了韩国围棋精髓的业余低段棋手之后，我竟然开始意识到前些年在与日本围棋巨匠们的搏杀中几乎战无不胜的聂卫平输给韩国的名不见经传的曹熏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就是，人家韩国在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围棋改革和创新中快步前进，而我们却还故步自封，停留在口是心非的所谓改革阶段。

　　韩国围棋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即好战，而且敢于和善于捕捉战机。据吴先生介绍，他们的韩国专业棋界长期以来对许多我们的围棋教科书上称之于“无理棋”的着法已经研究了很多，并且在许多局部早已形成实战化的定式了。另外，他们似乎并不刻意追求什么棋型的美丑，也不受原有定式的约束，只要他们觉得实用并且能得到看得见的实战利益就敢下。再加上他们的不到终局决不认输的顽强斗志，这一切便形成了后来在世界棋坛独领风骚至少十五年的韩国围棋的战斗精髓。这种战斗精髓也最终势不可挡地刮起了近年来席卷全球围棋界、寒气逼人并让中日两国棋界胆战心惊的所谓寒（韩）流。

　　我国棋界则始终对这种极力争取绝处逢生的做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死撑”，经常讥笑这种做法是“掉价”，甚至认为局势已非时棋手应尽早“大方”或“绅士般”地认输，方为棋之上品，云云。这真是一副酸儒相。因为据不完全统计，在前些年韩国人战胜我国棋手的棋局中至少有15%，也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胜局就是这样反盘的！但我国棋界至今也没有汲取教训，实乃可悲也。

　　你能想到韩国围棋为什么能够称霸如此长的时间吗？或者说，你能想到先后称霸世界许多年的年轻一代的韩国围棋大师们，如刘昌赫、李昌镐、李世石等超一流棋手都是毕业于韩国同一个学校吗？（李昌镐小时候曾作为曹熏铉的内弟子生活在曹家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来也到这个学校就学）这个学校就是在韩国围棋称雄后闻名于世的韩国冲岩学院。人们不仅要问：冲岩学院为何会有如此成功的围棋教育呢？

　　冲岩学院的继任校长李弘植先生认为，在轻狂浮躁的青少年时期，围棋是最适合磨练忍耐心和韧劲的智力运动。他与我国的毛泽东一样，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为了贯彻这一思想，他在冲岩校内相继设立了棒球部和围棋部，希望协调棒球的“体”和围棋的“智”来实现冲岩的“德”的人性教育。这里，李先生所认为“德”的价值核心是真实的人性以及有关真实人性的教育，而非是什么虚幻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这种德育与围棋的智育，还有棒球的体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如此强大的教育力量，培育了如此众多的声震国际棋坛的围棋大师。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人性教育其实就是人权教育，即人的基本权利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使得所有尊重和发扬人性与人权的人产生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爱国心，从而能够持久地发挥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并调动他们在智力和体力上的潜能。近三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从一个传统上崇尚专制，甚至是军事专制的国家快步地走向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法治的道路，包括韩国围棋的空前强大与繁荣等等，都与韩国官民文化中普遍蕴涵着的这种务实求真的价值观念与哲学精神是决然分不开的。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也就在与吴先生不断地纹枰较量中，我对韩国围棋以及韩国围棋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坚毅果敢的拼搏底蕴，开始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和体会，自己的棋风也在此悟道的过程中变得逐渐好斗了，当然，我的棋力也更加均衡起来。换句话说，我下棋开始不再惧怕战斗，甚至有时还渴望与更强劲的对手进行激烈而贴身的战斗，总觉得这样似乎更加符合或接近围棋的真谛。当然，我以前的喜欢不断进行形式判断和讲究官子技巧的好习惯并没有丢掉。所以我感到，正是吴先生这个普通的韩国业余围棋二段的骁勇棋风给我传达了有关韩国围棋的一股清新的并让人大感惊奇的信息，使自己对博大精深的围棋的理解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与吴先生在这段时间内的棋战已经为自己在年秋天开始的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商务和外交人员围棋争霸赛上连续称雄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我与吴敏焕先生的棋缘一直延续到年夏天。

　　不知为何，在一次吴先生回韩国探亲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年春从伊朗回国后还按照他留给我的韩国地址给他打过电话，并寄过一封信，遗憾的是都没有联系上。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更没有现在便捷异常的可视网聊，即便是打国际长途电话，拨要起来也很吃力，经常打不通。在电话和信件都没有得到任何反馈消息之后，我和吴先生的棋缘也就结束了，至今也没有接续上。后来没过多久，我又到到南部非洲诸国开拓工程市场去了。再后来，我在安徽大学教书时也曾几次试图与他联系过，但都以失望而告终。

　　一段值得纪念的棋缘结束了，可是，黝黑、干练、豪爽的吴敏焕先生的形象却仍然清晰地遗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希望能有一天，棋缘再续，再与吴先生相会，仍然是不谈生意，只是聊天、喝酒和下棋。

　　因为我记得，酒后吴先生的棋似乎更厉害些。

　　年的秋天，伊朗的天气明媚而凉爽，是休假旅游的好季节。

　　中国大使馆组团到著名的到处有名胜古迹的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地去参观访问，有的中国公司的代表乘此机会随团旅游。使馆也邀请了我，可是由于工作太忙，我虽然十分想去，却无法成行。

　　那时，我在伊朗谈判签订的两个水坝的设计咨询项目合同刚开始实施。这两个项目具体由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原国务院治淮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谭福甲），从国内新来了一些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事宜需要与伊方洽谈安排。另外，我又正在与联合国发展署（UNDP）驻伊朗办事处以及伊朗能源部议标洽谈由前者出资援助的德黑兰供水项目的设计审查项目。该供水项目是由一家德国咨询公司设计的，但是审查他们设计的项目却最终由我公司中标。后来该设计审查项目由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清华大学谷兆祺教授）。再加上我在手洽谈的项目还有伊斯法罕的高炉锰铁项目（国内合作伙伴马鞍山钢铁公司）和位于幼发拉底河入海口、与伊拉克交界处胡泽斯坦钢厂连铸车间改造项目（国内合作伙伴是首都钢铁公司），以及初步洽谈的石墨电极项目（因各种原因，直到2年，即当时我谈判的12年后才正式实施）等大型经济合作项目，还要落实伊方如何对我司由石油支付转美圆现汇支付的细节问题。

　　伊朗当时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一共拟上马30个水利项目，我司即中标承揽了其中的五个项目的部分设计和勘探项目，占伊朗全国水利项目总数的六分之一。可见，我司当时在伊朗水利工程领域的影响之大。

　　那时，我国遭遇西方各国在经贸上的严厉制裁，而伊朗项目就意味着宝贵的外汇。

　　因此，无论是时任国家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还是副部长的王文东，访问伊朗时都曾在小范围内接见过我们（详见照片1：与李岚清合影，后排右数第2第3人为作者夫妇；照片2：与王文东合影，左右为作者夫妇）。我还清楚地记得，年7月在驻伊商务处，平时平易近人的李岚清部长还以很滞重的语气告诉我们：那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速率正以两位数增长，而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才仅有区区的亿美圆，外汇储备则更是日渐减少，已经不到80亿美圆了！我甚至可以感受得到，坐在我身边的李岚清说这些话时他的身上所经受着的那种一般人无法真正体会到的巨大的压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无论是经贸、财税，还是内政、外交，都无不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所以，在那种年代，我们这些身处对外经贸第一线的人是没有退路的，除了为国分忧，别无选择。

　　那段时间我忙得几乎都是连轴转的。好在我的太太那年春天即已到德黑兰，起居饮食以及生活琐事都由她包干，无须自己再烦神，而自己又正处于年富力强，身体和精力都是最佳的时期。因此，只要人不离开德黑兰，无论多忙，我还是能应付过来的。当然，此时的围棋却下得少多了。

　　不过，也亏好我未能成行。否则，后来历史所演绎出来的那场有声有色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也就没有我这个主角了。

　　那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也就是使馆旅游团刚刚上路之际，我在办事处突然接到一位日本驻伊朗使馆官员的电话（其姓名已经忘却），说是他们准备发起举办一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三国外交和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务必请我和其他会下围棋的中国人代表中国莅临参加云云，并详细告知了时间和地点等。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很是纳闷：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我会下围棋的呢？事后我曾向周围朋友和熟人打听过此事，没人知道答案。我也征询过那位韩国棋友——吴敏焕先生，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比赛的事儿（加上他段位较低，所以他始终没有参加）。其实，我也是直到去年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次，我与现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处（原经济参赞处和商务处已合并）参赞路长金（当时为一秘）谈及当年伊朗的三国围棋争霸赛夺冠一事时，才知道当初原来是他向日本人推荐我的。

　　当然，这是后话了。

　　接电话的那个周末的下午两点，我开着我那辆深红色的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本田Accord汽车（鉴于我司在伊工程和成套设备市场开拓的成就，我驻伊使馆特批我使用外交牌照汽车），载着中科院的那位棋下得很好的吴博士和我太太一起按约准时来到通知所说的地址。那是一间别墅，位于德黑兰西北部的一个叫做米尔达玛德的富人区，离我们的位于同一个区的办事处五、六公里，不算远。别墅院子不算太大，但植有许多高耸挺拔的胡杨树和意大利杨树。由于是深秋，杨树叶子已然变黄，且开始飘落，院子里地上一片金黄，被下午的阳光映照着，黄澄透亮的一片，煞是好看。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姓濑户的日本人，五十多岁，是日本最大的海运公司——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驻伊朗首席代表。濑户先生的夫人也在，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我们被迎进客厅里坐下后，才发现，比赛场地已经布置好了：这栋别墅内部装修比较豪华，有大小两个客厅，大客厅足有一百平方米，好几套大小不一的沙发围绕着几张大波斯地毯，自然地隔成了几个小区。每个长型茶几上都间隔着放有一到两块木制棋盘及其配套的日式两面尖的围棋子。还有三个新旧不一的日式榧木棋墩放在小客厅里，两侧除了放有棋子外，还备有两个厚厚的蒲团，看来是专门为那些喜欢盘腿下棋者准备的。在客厅靠近厨房的一侧，还放有一张长形条桌，上面放满了各种茶水、水果和饮料及其饮具。

　　看来早已是万事具备，只欠比赛这个东风了。

　　日本一直是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在石油开发和贸易领域。伊朗是个石油大国，出口量占世界第二。两伊战争一结束，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经进入伊朗，力图在战后的伊朗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不参加这次围棋比赛，还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以后比赛中与我下棋的那些日本业余高段位的棋手们几乎无一不是知名大企业的代表和高级雇员，甚至还有不少是平时在公开场合难得见上一面的日本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们。最近，日本获得了伊朗阿扎德冈这个超大型油田的开发权的事实一下子将我国在中东石油博弈（意思也就是下围棋）的软肋暴露出来。但在当时，我国与日本在伊朗还谈不上是竞争对手的。

　　我们去得早了一些。因为去了以后我才得知，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更改了，改为当天下午四点，但我并没有接到通知。尽管如此，这两个小时我们还是很愉快地度过了。因为在我们与濑户先生谈论此次比赛事宜时，我太太也没闲着。尽管语言不通，她和濑户太太两个人在隔壁那个客厅里交流得比我们还热火：叽里咕噜的日语和汉语之中还夹杂着不少笑声。

　　事后我问我太太，“你和濑户夫人在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她说。

　　“她会英语吗？”

　　“不会。”

　　“那你也不懂日语，你们怎么谈呢？”我很奇怪。

　　“写汉字呗！”我太太满不在乎地把一大张汉字写得满满当当的纸张递给我一看，原来上面有两种不同的笔迹，都用繁体字或简体字写有有关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短语和词汇，甚至还有好几首不是我太太的笔迹、但是用工整的楷书笔锋写下的中国的唐诗！（其中一首我记得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张继的《枫桥夜泊》）见此，我心里暗自叹服：这位濑户夫人竟然也是个中国文化迷啊。

　　以后的三国围棋比赛每次都是在濑户先生的别墅里举行。每当濑户夫人和其伊朗女佣为参赛棋手们准备饭菜时，我太太只要在场也都去厨房帮忙。她们仍然借助于写汉字进行交流，并且互相学习日本料理和中华烹调。几次比赛下来，我太太竟然还学会了如何做大酱汤、寿司、生鱼片和烤鳗鱼等好几种日本菜肴哩。可是回国后直到现在，她也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一道日式菜肴，理由是没有适合的原料，尽管她知道我很喜欢日本料理。

　　其实，日文中除了假名和外来语之外，原本就使用有多个汉字，加上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汉字（即日本人简化的汉字），总共大约有二千余个汉字为日本人天天使用。这些汉字的含义与中文含义大致相符，有的如果按照“音读”（日文汉字的一种发音方法），连读音也差别不大，就像用国内的某种方言发音。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要岁数稍大一些，都会写繁体汉字，其中不少人更会背一些唐诗宋词，甚至用汉字写诗。在日本用汉字写的诗也叫“汉诗”，是一种遵从汉诗格律用韵的诗歌形式。年龄稍长的日本人大多是能够看懂中国文言文的，但是他们不会按照中文的读法读。他们写汉诗也是一样，虽然是按照中国的平仄格律来写的，但是却是按照日文的“训读”（一种会意读音法，发音与汉字发音差别较大），而不是“音读”方式来读的，所以那些汉诗虽然按照规则押韵，但日本人读出来却大多没有汉字诗歌的那种奇妙的韵味了。

　　当然，汉字不仅日本人懂，韩国人也懂，甚至更懂，因为他们连姓氏也都按照中国的百家姓和偏旁取舍排列。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围棋能够在日韩两国扎根，并且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我们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对日韩两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濑户先生待人也很热情，见我抽烟（现在早已经戒掉了），就拿出一个较大的木匣子，里面是一排用精美印刷的铝合金管桶包装的古巴Cohiba牌雪茄，请我随便抽。濑户先生英语很好，我也会一点儿日语；他到过中国，非常崇拜中国文化，我也去过日本，知道一些日本的风土人情，所以我们交谈起来很是融洽，而且还有一种亲切感。叙谈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搞明白了一些有关筹备这次围棋比赛的外围情况。

　　据他介绍，当时中日韩三国在国际围棋大赛上的霸主之争刚刚兴起（那年，富士通杯已举办了四届，第二届应氏杯也正在筹备中，韩国则刚开始将第三届东洋证券杯改为国际围棋大赛，而目前的世界围棋第一人李昌镐当时虽年仅15岁弱冠之龄，却开始在国际棋赛上崭露头角）。许多日本和韩国的商人们和外交官们都是棋迷，还拥有各自国家棋院授予的高低不等的业余段位。因此，只要他们碰在一起就往往会谈论起一个共同的话题——围棋，就像英国人碰到一起必然要谈论天气一样。而一谈到围棋，他们又必然会谈到哪个国家最强大，哪个棋手最厉害之类的话题。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谁，谁也说服不了谁。

　　日本人的围棋大国的情结根深蒂固。当时的加藤正夫、小林光一、赵治勋以及武宫正树等，哪一个不是声名显赫的超一流？而韩国人则由于他们的曹熏铉三年前在番棋中击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聂卫平，拿到了首届应氏杯冠军，而且还又拥有天下闻名的小神童棋手——李昌镐，底气正旺。当然，还要加上历史龃龉上的渊源。所以，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围绕围棋这个话题经常斗嘴也是可以想象到的正常事儿。不过，斗嘴多了谁都会烦。于是，便有好事者开始发起在伊朗举办一个高等级的国际性的业余围棋比赛。此举得到了日、韩两国驻伊使馆和一些大公司代表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成为现实。

　　濑户先生天生好客，加上也是棋迷（由于段位不高，只有业余二段，所以自始至终他没有正式参加比赛，只是乘机找闲暇的棋手们过过棋瘾而已），所以主动请缨，极力邀请，最后终于把比赛场地放在了他在德黑兰的住所。为此，他专门要其属下从日本采购了十来副棋具并空运至伊朗。

　　当然，无论日本人和韩国人如何争执，总也不会忘记他们两国在围棋领域里还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即我们中国。众所周知，中国是围棋的生母，而日本于最近多年里将围棋发扬光大，并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花费巨资以推广和宣传围棋，功勋卓著。所以也有人，包括日本人自己，便称日本是围棋的养母。韩国是围棋的后期之秀，当时还有点围棋暴发户的味道，所以，虽然在与围棋的关系上他们暂时还不敢说三道四，但那种舍我其谁的架势也还是不容小觑的。因此，当他们策划这场比赛以印证哪个国家是围棋最强者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必须邀请在伊朗的中国人参加，尽管这些中国人可能棋技水平很低。否则，仅仅他们两国之争将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在取得中国驻伊大使馆的首肯之后，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的举办就水到渠成了。

　　这就是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的举办以及我被邀请参赛的背景。

　　开始陆续有人到濑户家来了。

　　每拨子起码是三两个人，有的带着夫人，有的则是与同伴一起来。交换名片，介绍认识都有点儿来不及，更谈不上交谈聊天了。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东亚人，黄皮肤，黑头发，但是见得多了，你就能大致分得清谁是日本人，谁是韩国人。日本人大多西装革履，见人九十度弯腰鞠躬，姿势总很独特；而韩国人的衣着却大多比较随便，即使也是西装革履，那个腰板还是挺直的，礼节也只是点点头，撅撅屁股而已。我们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礼节，传统的抱拳作揖礼节也早已失传了。所以，我也就入乡随俗，见到日本人，他鞠躬，我也鞠躬；与韩国人见面，他握手点头，我也如法炮制。我平时见到伊朗人也是如此。伊朗人的礼节同穆斯林礼节，即见面时用右手掌抚左胸，微微弯腰鞠躬，我也经常按此方式回礼。

　　四点钟左右，各国参赛棋手大致来齐。

　　这时，一位姓崔的韩国使馆一秘将其在一张大白纸上早已画好的一份比赛顺序名单挂在了客厅墙上。总共约有十来名参赛者，我的汉字姓名赫然其上，只是那位一块儿来的中科院吴博士名字没有列上。于是，我便与之交涉，又将其补上。日韩两国也有人被漏掉，结果又补了一两人上去。

　　这张表格列有中日韩三国人名，但并不影响所有人按照本国语言阅读，因为全是汉字。我根据日、韩两国姓名的规则大致估算了一下，日本棋手最多，约6人；韩国参赛者约5人；中方仅有我和吴博士两人，一共13人。这些人名后面大多写上了各自的业余段位，其中，有一个6段，大约4个5段，其余都是4段或3段，最低也是3段。（这恐怕是都是2段的吴敏焕先生和濑户先生没有参赛的主要原因）

　　真是段星闪烁呀。但是这份表格上，还有两个选手的姓名后没有注明段位，那就是我和那位中科院的吴博士。

　　“没人问正好，省得尴尬。”当时，我作如是想。

　　韩国那位崔姓外交官是个业余4段，也是组织者之一，说话很风趣，喜欢挤眼睛，做些与其说话内容相配套的怪脸，时常让人忍俊不禁，气氛也就很快地活跃起来。他站在大厅中间用英语简约地介绍了这次比赛的规则：

　　一是循环比赛，即每人都要与其他人下一盘，胜者计1分，败者无分。

　　二是段位相差两段以内者，让先；而相差两段以上者，则让两子；其余猜先。

　　三是执黑者出五目半，也意味着没有平局。

　　他还要求所以参赛者每个周末下午四点都到濑户先生处继续比赛，直至每个人都与对手下完，分数最高者则是这次三国围棋争霸赛的霸主或冠军。

　　最后，他代表我们这些参赛者们对濑户先生承办这次围棋比赛表示感谢，云云。

　　在崔先生的比赛规则还没有全部介绍完时，许多人就已经结成对儿找个地方下将起来。吴博士也已经被一位日本人邀去厮杀了。客厅里尽管还有好几个人没下棋，站在那儿看或聊天，但我问了两个人却都是看客。此时我开始纳闷：我该跟谁下呢？

　　这时，一位30多岁，身着青灰色花格子长袖衬衣，长得既英俊又壮实的年轻人走上前来用英语问道：“你是史先生吗？”

　　“是的。你是——？”我反问道。

　　“我姓金，大宇建设的。这是我的名片。”他挺有礼貌地递上一张名片。

　　我一看名片就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是墙上那张比赛表格中段位最高的人——金镇宇6段！

　　那位崔先生在宣布比赛规则后还专门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说，有一位曾经获得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六名的高手也参加了我们的这次比赛。这位高手不是别人，指的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大名鼎鼎的金6段。

　　所以，接过名片时我心里就在想：难道我第一个对手就是他？要知道，自离开广州后的十几年来我就几乎没与真正的高手下过棋。这下子倒好，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碰上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一个世界业余大赛的第六名！但后来又想：下就下吧，反正这一仗早晚跑不掉。

　　或许正是这种毫不在意的想法使我与他对局时心静如水，或许与吴敏焕先生一年来的野战撕杀使得我对韩国人的棋路已了然于胸，或许是金先生有点儿轻敌，反正这盘棋的结果是：在按规定被让两子（赛前我又故伎重演，腆着脸自报3段，所以被让二个子。这可能也是我能轻易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及许多人围观的情况下，我竟然在晚饭后没多久就干净利落地中盘战胜了金镇宇先生。

　　但谁都知道，这位金6段可不是等闲之辈啊！

　　大家知道，由于我国围棋培养体制在职业和业余分野标准上的模糊性，我国以前每次选派参加世界业余围棋比赛的两个选手几乎全部是国内最强的职业棋手，如聂卫平、马晓春，还有后来的常昊等，派出过的棋手中最不济的也是邵震中之类的二流国手（那些人几年后国家授予段位时全部都被授予或很快就升到了围棋最高的职业九段称号，而邵也于10年前升为职业九段了）。所以，这些由中国政府花巨资培养出来的职业国手们在面对日韩两国的真正的业余棋手时当然每次也都能毫无悬念地捧冠挟亚而归喽。

　　据说，他们当时冒充业余棋手的依据都是自称为国家各家体育学院的在读学生，虽然他们都早已是国家围棋集训队的主力了。可以说，他们都是职业棋手，而非业余棋手，而且，中国棋院的这种为了在国际上争名夺利，有点儿故意利用模糊的规则，假冒业余棋手的做法都曾受到过其它参赛国家选手的多次的公开质疑和抗议。

　　如果再把每次都参加这个世界业余锦标赛的中国香港的两个选手（也大多是大陆外流到香港的职业高段棋手）也都撇除掉，可以说，那时能够在世界业余围棋赛上夺得第六名的棋手，其实至少应该算是那项比赛的第三名（所有国家都可以选派两名棋手参赛）。也就是说，这位金6段其实应该算是他所参加的那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季军获得者，而不是所说的第六名了。

　　而我却在不经意间战胜了他！

　　这盘棋非常关键。因为金6段自遇到我这个苦手并下了那盘输棋之后一路披靡，就再没有输过棋。

　　又经过两个周末和星期天的鏖战，面对日韩两国的各位业余3、4、5段棋手，我也是连战连捷，虽然也输了一盘，但终归有惊无险。最后的事实是，这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的冠军头衔竟然落到了我这个中国的冒牌业余3段的头上了。

　　说句老实话，在那第一次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参赛前还是参赛后，甚至是比赛结束时，我都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冠军，更没有想到几天后我这个中国的围棋无段爱好者竟然还会被日、韩两国棋友们硬封为业余5段称号哩！

　　这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与韩国大宇株式会社金6段的这盘棋实际上开始了我在伊朗蝉联两届三国围棋争霸赛冠军，并被荣升所谓“史五段”的那场值得永远纪念的围棋的征战历程，直至年我离开伊朗。

　　十二月中旬，在三国围棋赛进入第四个周末时，德黑兰下了当年最早的一场雪。

　　不要小看这个雪，这可是德黑兰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生命线啊，因为德黑兰的几乎所有城市用水都需要其北边那座山，即厄尔布尔士山上的积雪及其融化后流淌下来的径流和渗入地下形成的地下水。德黑兰人告诉我们，哪年不下雪或少下雪，哪年就会遇到旱灾，地下水位也会下降很多。而如果哪年多下几场大雪，哪年德黑兰的景色就更加美丽——建筑物之间夹杂着的树木和草地，将一片葱翠，处处焕发出生机。

　　生态脆弱的德黑兰也就像孩子一样依偎在它的母亲——厄尔布尔士这座雄伟的东西走向的、平均海拔0多米高的山脉的中段南坡上。所以，德黑兰的地势也是南低北高，但平均海拔也有米。我所居住的那个区海拔可能也有一千八、九百米高。按照当时驻外人员享受高原补助标准为米以上计，仅差那么一点点。说实话，我还曾为此耿耿于怀过。因为我们所有办事处职员和项目组的工程师们也就是因为差这么一点点“海拔”而每月少拿了20美圆。这在当时国内工资只有多元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令人“耿耿与怀”的事情。

　　伊朗最高的山峰，也是喜马拉雅山以西亚洲和欧洲最高的山峰——巍峨的、海拔米的德玛万德山就位于德黑兰的东北边公里不到的地方。人们在德黑兰市的许多地方，包括一些地势较高的、视野开阔的住宅里，也能看到终年积雪的锥型的德玛万德山峰。那突兀美丽的山顶终年积雪的景色丝毫不亚于日本的富士山，是令人过目难忘的。

　　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北面是里海，但是它的宽广和高峻把整个里海和里海平原流动的随时可以南下的潮湿冷空气全部阻挡住了，致使山南的整个伊朗高原都是异常的干旱和高热（德黑兰因紧贴着山脉的南坡，所以每到冬天因南下的湿冷空气还经常能下下雪。再往南方去就没有雪下了）。极度的干旱加上盐碱很重的土壤，使得离德黑兰西南方不远处的足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名叫“卡维尔”的盐质荒漠，东西宽达公里以上，且地势较周围为低，表层杂有粘土或粉泥，分布着不少盐壳。盐壳间多“沙特”（即泥沼洼地），寸草不生，人畜难以通行，荒芜人烟。与伊朗的里海沿岸美丽的地中海气候形成了绝大的反差（里海沿岸地区则气温暖湿，还生长着质量上乘的橙子和桔子）。年5月，我曾在伊朗的里海边吟颂了三首《里海咏怀》的绝句，其中一首也说的这事儿，抄在这里，供读者赏阅：

　　一山横峙里海边，南北干湿两重天。

　　胡不愚公移山去，好将盐漠变桑田？

　　德黑兰富人区几乎全部在德黑兰的北部，即地势较高的地方，而穷人区则大多在德黑兰的南部，地势较低。为了体现其与中下层民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伊朗革命的宗教领袖伊玛姆霍梅尼的墓也建筑于德黑兰市南郊，从外观上看象一座大清真寺，内部是一个十多万平方米、有着无数廊柱的大厅，其棺椁就放在中间。因一般不准拍照，所以罕有霍梅尼墓大厅内部的照片问世。为此，这里也附上一祯当年因不知情无意中拍摄并得以幸运保存下来的照片（作者夫妇坐在大厅地毯上，背景上大吊灯下的小房子里停放着伊玛姆霍梅尼的棺椁），供读者了解。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由巴列维国王发起的伊朗经济改革的“白色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和GDP的快速增长明显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相脱节（白色革命是指不流血的革命，意在不变更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变革）。结果造成伊朗官场贪污盛行，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但认为自己推动的改革给国民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国王总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哪怕是一部分的权力，最后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呈爆发式激化了。当时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把握住了机会，以他为首的伊斯兰教士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结成了联盟。在伊斯兰革命中，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教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力量，终于于年德黑兰爆发“黑色革命”（是指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领导的革命）。国王逃走了，巴列维王朝自此终结。作为大阿亚图拉（宗教领袖的称号，意为真主的意志）的霍梅尼年去世后又被伊朗尊称为伊玛姆（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人。一共有13个伊玛姆，穆罕穆德的女婿阿里是第一个，霍梅尼是最后一个）。

　　德黑兰山上常年融化的雪水就顺着许多排水明沟从北部流向南部。然后再通过许多蛛网一般的半地下式的坎儿井（与我国新疆的一样，可减少蒸发）流向各个村庄，供农民和农业用水。尽管生活污水另有专门的排水系统和污水系统的处理，但从山上流下来的明沟水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因此，德黑兰稍微有些钱的人家，甚至即使是穷人区的某些人家的院子里都打有1-2口深井（大多数人家还是用自来水）。这些深井的直径一般约0.8~1米，深约30~50米，装有一只高压水泵，专门抽水用于浇灌院子里的花草或用作游泳池用水。而且水质很好，丝毫不亚于自来水。

　　我住的那栋别墅的院子里面也有这么一口井。有一次，请人来修理装在井中坏掉的水泵，井口铁盖被打开了。我顶着正午的阳光，小心翼翼地站在井边，望着井下只有纽扣大小的一个耀眼的白色亮点时，才知道一口水井竟然会有这么深。

　　在德黑兰，水是最宝贵的资源，而德黑兰的水主要就靠厄尔布儿士山上每年冬季的下雪。

　　雪，既然对德黑兰如此重要，那么，德黑兰人非常喜欢雪也就不奇怪了。只要看见德黑兰下雪，德黑兰人，包括我们这些居住在德黑兰的外国人在内，都会走出家门，高兴地向住所附近所有看见的人互致问候：

　　“萨拉姆！”

　　“萨拉玛来空！”（波斯语同阿拉伯语，意为“你好”，“你好啊！”）

　　“胡拜！”

　　“海力胡拜！”（波斯语，意为“好”，“好极了！”）

　　这时，人们的心情都会变得好将起来。

　　可是那几天我的心情并不好。

　　先前我与伊方洽谈的一个较大的工程项目出现了变故，德国人的方案似乎更能吸引伊朗人的视线。为此，国内的合作方也专门派了一个小型代表团到伊朗想力图挽回这个项目，已来了两天了，与伊方接触后并不乐观。所以，这个周末我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并不十分好的心情，冒雪开车去参加第四个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围棋比赛的。说今天是最后一个回合，是因为这个比赛下到今天每个人都还只差两三个对手没有下过，因此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三国围棋争霸赛的冠军都会诞生了。

　　但这会是谁呢？

　　说句老实话，尽管我已经赢了很多盘棋了，但不知为何，我在那段时间里的确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夺得冠军，甚至有两次比赛后连挂在进门墙上的那幅很大的比赛进度和胜负的表格也没有看过，只觉得能在周末将平日里忙得头昏眼花的公务撇在一边，而且还能到一个地方去找一些新朋友下下棋，散散心，是很惬意的一件事。于是，我根本没有将这个问题放到心里去。

　　但不管如何，自从第一盘棋赢了韩国的金镇宇6段后，如有神助，连续三个周末，我以3段身份，即以被让先方式胜了日本和韩国的好几位5段。对手是业余3段或4段的，我也无不以猜先方式一一战而胜之。所以，当时我心里曾暗自窃喜过一阵子：这次冒充业余3段看来是正确的。这种心态是无来由的，好像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可是我并没有仔细想一想，我没说吃亏就不错了，哪里有便宜可占呢？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段不名”的人啊！

　　可尽管如此，这种便宜并没有占到最后。终于在第四个回合的第一场比赛，我的业余3段的身份冒充不下去了。那天在与日本的一位业余5段下棋时我竟然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在我仍然以业余3段身份自报家门并主动执黑棋时，对手竟然不愿认可，非要说我不是3段，而是5段。那非要“提拔”我的架势好象是认为我一直在瞒骗着他们什么似的。而且，无论我如何辩解，他的这种非要荣升我为业余5段段位的、近乎高抬奉承的提议最终还竟然被棋赛的组织者和参赛者们所一致认可了！

　　那位日本人姓佐藤，是日本国驻伊朗使馆的一位公使衔高级外交官，年约40有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人显得文质彬彬，很有修养，业余5段，也是日本方面最强的棋手之一。他前面的棋也都是全胜，但他似乎总是在回避与我或那位韩国的金六段尽早碰上。每当我下完一盘棋时，他即使一直在旁边观看，无棋可下，也会装作有什么急事立即转身走开，避免与我在此场合交谈。因为，没交过手的参赛者之间的交谈即意味着新的比赛的开始。

　　但是，那天傍晚他却没有那么幸运。

　　那时，我刚到，坐在客厅的一角，一边品尝着濑户先生的古巴雪茄，一边在与我太太以及比我先到却又很快输了棋的吴博士聊天休息（吴博士那次比赛运气始终不好，结果输多胜少，名次排后，很是遗憾）。棋赛组织者之一、韩国使馆的崔先生竟然拖着日本那位佐藤先生走到我的面前，边竖起两手的大拇指，边挤眉弄眼地大声说道：

　　“史先生，这位佐藤先生是日本方面的No.1，而你，则是中国方面的No.1。我希望你们两位No.1现在就对局，好让我们在场的尽早欣赏啊！”

　　崔先生的话是对的。

　　你想一想，也是啊。因为如果我晚几盘不与佐藤先生对局，这次比赛的冠军也就晚几盘不能明确。如果我输给佐藤，韩国的金镇宇再通过猜先取胜佐藤则是胜券在握的。这样，比赛最后“鹿死谁手”虽然暂时尚不得知，但起码韩国人的胜算要大些。反之，如果我胜了佐藤，韩国人也就不再对夺取此次三国争霸赛冠军抱有什么幻想了。当然，日本人也将与冠军无缘。所以说，我与日本佐藤先生的对局其实就是确定这次比赛冠军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归属权之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其尽快明确呢？

　　佐藤懂得这层厉害关系，所以他有意回避我和金6段。而我则是因为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怎的，比赛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看过积分表，或者即使看了，也由于积分表上的姓名对不上人，根本没往深处去想），而且我还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方式来比赛：谁找我，我就跟谁下。佐藤既然不找我，我还不认识谁是佐藤哩！

　　另外，我还有一种心理，那就是自己只是一个冒牌3段，对手们大多是日韩两国的正经八百的业余高段棋手。为此，我的心态是：赢一盘，是蒙的；赢两盘，那就是侥幸了。所以，直到佐藤5段与我对弈前说出那句“奉承”话之前，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场争霸赛中的分量竟然有这么重。

　　对弈时，我按照惯例自报家门是3段，并将一个黑子放在棋盘右上星位。佐藤先生见此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但似乎早有准备地立即大幅度地摆着手认真地说道：

　　“No,No.Youarenotthreedan.Notthreedan.”（意为：不。你不是3段。）

　　“我不是3段？”我当时懵了：“他怎么知道我不是3段？”

　　“Youarefivedan.”（意为：你是5段）佐藤丝毫不顾我的迷惘表情，又转身对着旁边的韩国崔一秘用一种似乎商量好的语气说道：“Mr.Shiisnotthreedan.Heshouldbefivedan.Right?”（意为：史先生不是3段。他应该是5段。对吗？）

　　“5段？”我更糊涂了，疑惑而求援似地抬头望着崔一秘，希望他能够帮我什么忙。

　　谁知崔一秘在楞了片刻后，立即顿悟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便对旁边的日、韩两国的围

　　观的人们挤挤眼睛，打哈哈似地说：“噢，对，对，史先生应该是5段，是5段啊。”

　　看客群中发出一阵善意的轰笑声。

　　接着，崔先生便不由分说地连忙跑到比赛积分表前在我的名下一直空着的段位栏用笔写上了两个字：

　　“5dan”（5段）。

　　就这样，这阵满堂会意的笑声使我从此失去了先前的优惠，也让我这个在中国国内没有段位的围棋爱好者，却远在一个叫伊朗的国度，被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围棋大国的业余高段棋友们在一次国际比赛上硬封上一个业余5段的头衔了。而且不要还不行！

　　当然，这种情况下被这些人封为5段，回国后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的棋院，包括拥有段位授予权的省级棋院也不会认可的（事实也是如此，我到现在还是一个无段围棋爱好者）。也就是说，我这个5段只在当时的伊朗有效，或者说，只在这个比赛中以及在这群人中方才有效。因此，被封上这个5段，可以说，对我是一点儿好处也没有的。因为，自那以后，我不再享有与其他5段棋手下棋执黑先走或与6段下棋被让两子的特权了，相反我还要要向余下几位日本和韩国的3段棋手们让先了。如果这时我再与金镇宇先生下棋的话，我们之间只能通过猜先决定谁执黑，绝无可能被让两子了。倘如此，我以前赢的那盘棋拿到这以后来下，还真不知道鹿死谁手哩！

　　我后来也曾经揣测过我被封为5段的原因：

　　首先可能是他们一致认定了我的棋力已经达到了业余5段的水准（这是高抬自己的揣测）；其次则可能还想通过如此“公平”一点的对局，来均衡一下三方夺冠的可能性（这是低看人家的揣测）。不过，我总认为佐藤先生的所谓的临场发挥的“提议”事先可能已经在日韩两国棋手们之间，起码是在部分人之间议论过的。否则，那一阵善意的哄堂大笑是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小阴谋了。

　　但既然是阴谋，就有可能得逞。

　　因为奇怪的是，在“荣升”5段后，我的棋运不仅没见涨，反而却是越下越背气。

　　首先是与佐藤先生那盘棋，猜先后他果然如愿执上黑棋。而且他在整盘棋的攻杀过程中气势如虹，咄咄逼人，充分显示了一个强5段的深厚功力。而我却只能步步为营，全显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可是最终不知为何，幸运却落在了我身上：

　　要不是他在中盘战斗结束时的一个小小的行棋次序错误，我恐怕要被他吃掉一条龙尾巴，起码输掉上十目。

　　但结果是我赢了他二目半。

　　这次比赛对棋手的段位等级要求较严。

　　日韩两国在伊朗的围棋爱好者们有业余段位的似乎很多。可能是为了限制参赛人员人数，组织者规定，没有业余3段以上段位者便不能参赛。东道主濑户先生就是因为自己只是个2段而自觉地没有参赛。不过，这个规定对我们中方棋手却是例外。比如，我们中方两位参赛人员都没有段位，但我为了方便自报了3段，而那位与我同来的中科院的吴博士不知是谦虚还是怎的，却只报了个业余2段，成为这次比赛中业余段位最低的一位选手。不过，组织者对此似乎也默许了。根据比赛规则，每次比赛双方都要互相自报一下各自的段位，然后再确定这盘棋的先后手。有的需要猜先，有的则需要让先，而相差两段以上者则要让二子。我与金六段的那盘棋当时就是因为我还是“业余3段”而被他让二子下的。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如此计较段位的业余比赛。因此，我在比赛中特别留意对手的段位与其棋力是否对称这种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小问题。结果在这次比赛中，我除了得到冠军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对中日韩三国的业余段位管理体制及其造成的棋力差异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那次比赛，我与日韩两国一共十一位业余3段以上的棋手都过了招。所以不能说我对各国的相应业余段位的棋力差距没有一点发言权。当然，如果说我的个人感受都是正确的，那也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我认为，如果我把自己的感受和分析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大概也不是一件毫无价值的事儿吧。

　　据我所知，我国的业余段位授予制度是通过棋院，主要是地方棋院组织的业余定段赛和升段赛来进行选拔。所谓定段赛，棋院一般是将众多报名参赛人中的每七、八个或十来个围棋爱好者随机分为一组，然后在组内进行循环赛，分数最高的前一至三名不等则被授予业余初段（视分组人数多少确定，一般来说，10人组约可有2-3名优胜者可以得到业余段位）。

　　升段赛方式也大致相同。这里面就存在一些不公平的东西。比如，这些爱好者水平参差不齐，这样某个组高水平爱好者就可能较多，而某些组的参赛者水平则相对普遍较低。这样产生出来的初段水平差距也就很大。初段水平差距大，升段赛上采用同样办法产生的业余2段或3段们的水平也就必然会良莠不齐了。另外，我国业余低段的授予权比较分散。无论各地区围棋活动是否普及，只要是地方棋院一般都有授予权，全国缺乏一种统一的评定标准。这种状况也容易导致相同的业余围棋段位在不同的地区出现较大的整体上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日本的业余段位的获得也比较方便。据了解，除了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之外，日本的“大三冠”（即棋圣、名人和本因坊）得主，甚至包括一些名誉头衔获得者也都有业余段位的授予权（近年来，据说由于藤泽秀行滥发段位证书的事件日本棋院又开始收紧业余段位授予权了）。日本棋院的杂志，如《围棋》和《碁》等，经常刊登一些业余段位测定题（与我国某些期刊上刊登的棋力测试题的娱乐作用是截然不同的）。爱好者如果答题超过一定分数，在缴纳一定费用后便可从出题者处（似乎只有所谓大三冠获得者才有此资格）获颁相应的业余段位。这里，日本的业余段位似乎透出了更多的商业气息。

　　然而，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的做法就不同，或者说最为严格。

　　首先，全国仅有韩国棋院有权授予业余段位，即使是某些道场可以授段，但也必须是韩国棋院授权，或经韩国棋院批准的。其次，韩国除业余段位外，还设有业余级位的档次。

　　所有爱好者，都必须先从业余定级开始竞争（据说共分9级，1级最高），然后逐步升级。只有当一位业余棋手具有1级级位后，才有资格通过业余段位定段赛的残酷淘汰最后获得业余初段的段位。因此，韩国的业余段位比较货真价实，相对而言水平也比较高。比如，那年我和韩国的吴敏焕先生下棋时，曾与他的一位朋友，也是韩国人，下过一盘棋。那位李姓棋友虽然只有韩国业余2级的级位，但是他在那盘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力却令人十分惊讶，因为那天在分先的情况下我竟然差一点就输给了他。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在本文中对比中日韩三国业余段位的授予制度上的差别并无任何行褒贬排优劣之意（因为业余段位授予制度对于一国职业围棋水平高低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为写出笔者通过那次比赛以及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对三国业余棋手棋力强弱的感受而作的一种铺垫而已。如果把这种感受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在同等段位的业余棋手中，中国人和日本人棋力差不多，而韩国人的棋力最强。

　　但是不知怎的，我这个中国的无段围棋爱好者和冒牌三段在那次比赛中却连战连捷。

　　然而，就在我被封为5段，并赢下与日本佐藤先生的那盘棋后，我竟然以新科5段身份输掉了一盘最不该输掉的棋，差点儿与冠军失之交臂。

　　这真应了一句古语，叫做：“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应验不爽啊。

　　伊朗古称波斯，除西北部地区有一些亚美尼亚人、西南部有一些阿拉伯人之外大多是波斯人。

　　据传，古波斯人的祖先与欧洲的日耳曼人的祖先一样，都是雅利安人种，是史前从乌拉尔山脉迁徙到伊朗高原的一个雅利安人分支（不过，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纯种波斯人似乎并不多，大多数伊朗人是黑头发，黑眼睛，只是皮肤较白，胡须很重，估计是与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土著人种长期融合后的结果）。所以，伊朗人比较崇尚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文化和技术，而后者也与伊朗在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由于伊朗（我国汉代称其为安息）地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就经过伊朗，所以，伊朗人对中国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中国的许多东西，如真丝织品和一些轻工产品在伊朗都有销售，而且近几年中国的家用电器，甚至奇瑞汽车也进入伊朗，更是大受欢迎。中国的国粹之一是武术，伊朗竟然也有不少人喜欢。我在里海边和德黑兰都曾看到过一些伊朗年轻人在练中国的拳术，打起拳来，虎虎生风，与国内的武术爱好者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在波斯语中，中国被称作“秦”（发音为chin，可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秦帝国有关）。伊朗人只要得知我是来自中国，来自“秦”，都会显得非常友好。但奇怪的是，整个伊朗压根儿就没人会下围棋，甚至许多人都没有见过围棋。

　　我原先的房东泽塔先生据说曾担任过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某一任文化部长（后从国外回来），是一位见多识广、学识渊博的老人。当他发现我们放在办事处大厅里的围棋后感到很惊奇（后来我托项目组的工程师给我从国内带了一副漂亮的云子围棋和一块比赛用木制棋盘）。因为他听说过围棋，也听说过中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国的民众会下围棋，但他从没有见过围棋。所以，他对我们一人一个地往一个画有许多方格的棋盘的任何一个交叉点上放上黑子或白子时感到很纳闷：下围棋就这么简单吗？

　　然而，泽塔先生不知道，围棋的下法与国际象棋或其他棋类相比虽然是最简单的，但围棋的变化却是最复杂的，而且复杂到人们的大脑已经无法想象的地步。我看过英国《科学家》（TheScientist）杂志英文版年某期的一篇专论古老东方的瑰宝——围棋的文章，还曾经将其翻译成中文，可惜后来译稿连同原文复印稿都找不到了。但我还非常清晰地记住了这篇文章里面记述的有关围棋变化的数据。

　　比如，国际象棋按照每盘棋双方各走30步棋计算，其变化是10的次方；而围棋的变化，如果按照每盘双方各走30步棋计算竟然会多达10的次方！而我们所在的已知的整个太阳系的所有基本粒子总和是10的40次方，而银河系的全部基本粒子也不过只有10的70次方。（这组数字就是现在我将它准确地背诵和记叙出来时也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但我仍然坚信这些数字都是对的，没有记错）何况几乎从来没有哪一盘围棋双方可以在六十步内下完过的呀！

　　那次，泽塔先生听我结结巴巴地用英文说完这些拗口而枯燥的数字后，更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对我说道：

　　“安拉，阿赫巴尔！”（意为：真主伟大！）

　　我公司当时聘用了不少伊朗雇员。无论是我们的伊朗女秘书海达丽小姐、会计师勒佐米法尔先生，还是其他任何在我们办事处看到过那副围棋的伊朗朋友，也都对其感到好奇，并经常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他们经常会问几乎是同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

　　“这些东西（指黑白棋子）大小一样，颜色不同，也没有任何记号，既不是王后，又不是士兵，它们怎么走呢？”

　　所以，如果你想教会一个伊朗人下围棋，那可能就错了。好在我从没做过这种尝试，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朗人，包括我的伊朗朋友和雇员，向我和其他任何懂围棋的中国人提出过想学围棋的要求。因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过中国的“汉学”文化或者儒家文化的浸润和熏陶，那么它或他是不可能接受或理解围棋的那些高深莫测的模糊概念以及那些此消彼长的辨证思维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还有现在的中国花费巨额资金以在世界上推广围棋这么多年（从七十年代算起足有三十年了），却没有多大进展的主要原因（亚奥理事会刚刚才同意将围棋与软式网球和轮滑一起列入年广州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看来要使围棋走向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之间内在的文化差异啊！

　　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与围棋几乎同时向世界推广的柔道和跆拳道这两种东方民粹现在都早已普及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了，而这个围棋却仍然让许多西方人，甚至是波斯人这样的所谓东方人摸不着头脑。可以想象，围棋这种主要使用脑力的、浸透了汉文化内涵的竞技项目要想在不同的文化圈里推广将是如何的困难！

　　这里，我想顺便提醒那些对促使围棋走向世界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要想使围棋在世界各地都能够开花结果，必须首先下力气铺垫好围棋赖以生长的土壤和基肥，那就是要将中国的“汉学”文化和儒家文化推广到世界上去。说简单一点儿，就是什么时候汉语在世界上像英语一样普及时，或者说，中文什么时候成为世界各国学生们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时，那可能就是围棋真正在世界上普及的时候了。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会不经意间在某个伊朗人或者欧洲人、美国人，甚至南部非洲某国的黑人家里看到一副中国云子围棋或者一套日本的本蛤碁石加榧木棋墩了。

　　当然，也许届时你对此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奇。

　　因此，我所参加的所谓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在举办地伊朗是不可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的。因为既不会有任何媒体的采访报道，也不会有任何当地棋迷莅临欣赏，这个比赛只在我们中日韩东亚三国在伊朗的为数不多的人群中悄悄地、但却是激烈地进行着。

　　当然，要说影响那还是有的。

　　由于此次围棋比赛吸引了不少中日韩三国的高级外交官员参加或观战。每到周末，濑户先生别墅大门外的路边（别墅院子内早已车满为患了）经常停靠有许多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于是便引起了德黑兰警方的注意。从第2个周末起，也就是那年11月底开始，我每次去比赛时总能看到几个伊朗交通警察在濑户先生住所外忙乎着：指挥交通，疏导车辆，好让我们这些参赛者能够比较方便地泊车，并为我们看车。

　　那天晚上我在取胜了日本的佐藤五段之后，又赢了一盘，最后只剩下一盘棋了。对手也是一位日本人，大约五、六十岁左右，面目慈祥，对人十分亲切和礼貌。棋衔上，他是个业余3段，身份上则是日本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丸红株式会社的社长。

　　（在这里我必须说：很抱歉。因为由于自己多年来不停地调动工作和搬家，我把这次比赛中的许多人的名片连同这位社长先生的都给弄丢了，其姓名实在不敢肯定了。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也许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丸红公司大发展历史上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并多次率团访华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大名鼎鼎的春名和雄先生。当时我只顾下棋，后又未能保存好名片，在正式回忆性文章中出现这种不能认定的事儿，实请当事人和读者原谅——作者注）

　　因此，几乎所有参赛的或观战的中日韩三国人士都认为，这第一次的三国围棋争霸赛的冠军肯定非我这个“史5段”莫属了。那时，我自己不知为何却老是在想：

　　“我怎么会是5段的呢？”

　　那位丸红社的社长先生很和蔼，对我也很客气。只是他英语不行，而我日语口语也只能对付，所以，下棋前后我和他语言上的交流并不多。可是，这位老先生却在纹枰交流上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他这个业余3段竟然以半目之微打败了我这个迄今没有败绩并刚刚跳级“升段”的“史5段”！

　　回想起来，那盘棋我的确掉以轻心了。

　　刚开始，我居然跟社长先生下模仿棋，后来却不知为何，竟然在执白棋的情况下与他对围起自己历来不喜欢、也不熟悉的大模样来了。结果，在一个双方必争之处我没有处理好，下了一步随手棋，让对方占了先机。模样此消彼长，一步棋占先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的形势一下子就坏了。中盘阶段我开始想办法到处生事，而对方则非常聪明地作了一些让步，并不和我纠缠，使我没有捞到多少油水。到收官时由于前面实地差距太大，无论我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最后也无法扳回棋局颓势。

　　结束时，我尽管没有仔细数目，但感觉到自己输了，只是不知道究竟输了多少。社长先生可能也没有想到能够赢我，所以当时他也搞不清自己是否胜了。后来一位旁观的棋手自告奋勇地当起裁判来帮我们数目算结果。当那人数完目判我输了半目时，似乎六十来岁的他竟然像孩子一样，兴奋地举起双手，仰头对周围观战的且已经知道结果的人群用日语不停地大声宣布：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史先生了！”

　　幸运的是我虽然输给了那位社长先生，出现了韩国的金6段与我都是十一胜一负的局面，但由于他输给了我，所以虽然我俩同分，结果仍然算我荣获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的冠军头衔，而他则屈居亚军。不过，我方的另一位选手——中科院的吴博士由于发挥不佳，大约只排名六位之后。

　　那天晚上，我那盘棋可能是最后结束的。此时，所有棋手都或坐或站在大厅周围，在等宣布结果。我因为输了棋，情绪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还坐在原处发呆，并不知道，似乎也没有认真听清楚崔先生介绍的整个比赛的最终结果。最后，当韩国崔一秘站在大厅中间用生硬的英语夹杂着鬼脸说了一大通话后，叫我过去也站到他旁边时，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叫我过去意味着什么，似乎还没有从输给社长先生的那盘不该输的棋中回过神来，心里仍然不停地在想：

　　“惭愧，惭愧啊，我怎么会大意失荆州呢？

　　这时崔先生从桌子上拿过一个长约1米的硕大的礼盒，然后打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尊高约80多厘米、满身珠光宝气用轻薄的黑色沙丽裹着身体的印度女郎塑像。此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我在内，似乎都有点惊讶地“哇——”了一声。崔先生然后笑嘻嘻地将那尊塑像交到我手里，说，

　　“Mr.Shi,youwinthefirstplaceofourfirstGOchampionship.It’syours.Thankyou!”（史先生，你是我们这第一届围棋比赛的冠军。这是你的。谢谢！）

　　话音刚落，“哗”地一声，几乎所有人都鼓起掌来。

　　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获得了第1名，而且是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

　　不知为何，当时自己尽管也很高兴，但心情却很平静，我将那尊塑像高高举起，向周围各位棋手不断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开始端详起手里捧着的那尊塑像，并感到一点儿奇怪：得冠军，为何要将这个漂亮的印度女郎作奖品呢？

　　说她是印度女郎，是因为她的模样和衣着像印度人。她的眉宇之间点有一个红痣，只不过这个红痣不是用颜色画的，而是一颗紫水晶镶嵌的。她的右鼻翼上也嵌有一颗紫水晶。她身着一袭黑色的、用轻柔的真丝织成的露脐莎丽，赤着脚，脚指甲上涂着紫红色的指甲油，而洁白的颈脖、胸前以及手臂、手腕，甚至脚踝上还挂套着好多串用紫色和绿色水晶颗粒镶嵌做成的项链、手镯和脚链。整个塑像的做工细致而精巧，面容俏丽而柔和，象女神一样圣洁与美丽，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直至今日我也始终没有想明白，那次棋赛的组织者为什么要把这尊南亚的印度女郎塑像作为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冠军的奖品呢？而这尊印度女郎塑像到底又与围棋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我们的比赛全部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不是在印度共和国举行的啊。可这个问题我也不好问，迄今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解释。

　　不过，当冠军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比赛之后的几个月内，几乎所有碰到的熟悉自己并知道情况的中国人、日本人或者韩国人都会向我表示祝贺，甚至当时新任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先生和夫人凌大姐闻讯后还专门邀请我和我太太到他官邸去做客，详细询问夺冠过程，对我褒奖有余（华黎明是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外交转型时期的资深外交官，风度翩翩，头脑清晰，英语、波斯语都极佳，曾任祝伊朗、阿联酋和荷兰等国大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对许多国际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请看所附照片：此为年秋于大使官邸的一次大型外事露天夜宴后的合影。中间为华黎明先生，左三为华夫人凌大姐，左二为我夫人，右三为第二章中介绍的小谭——现为某大公司驻伊朗办事处主任，右二为胡家博先生——本文之六，也是最后一个章节将对其有详细介绍，请读者继续 　　一次小小的在异国举办的国际业余围棋比赛，一个偶然得到的、也不会载入任何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围棋史册的冠军竟然会受到人们如此的 　　可是我也清楚，这首次夺冠，除了自己持平常心和超常发挥外，侥幸的成分也很大。要知道，我自从到伊朗工作后就没有看过各国围棋高手们下过的棋谱以及相关的棋书。要不是能有机会与韩国那位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下过一段时间棋，从而对韩国流有所了解的话，我这个冠军即使是侥幸，也是万万拿不到手的。所以，夺冠后我最渴望的事就是能够尽快看到有关围棋方面的书刊杂志，以提高自己的围棋理论和实战水平。

　　后来没多久，我就从一位我已记不清姓名的日本棋友那儿发现并且借到了好几本日本棋院出版的年的《棋道》月刊。这些围棋杂志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每本16开大小，足有页厚，容量较大。那里面刊登了许多有关日本各大新闻棋战的实战棋谱及其解说，还有不少围棋评论，包括对中国和韩国的有关棋赛和人物的评价与报道。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迷上了这几本对我来说是珍贵异常的棋书，并把阅读它们当作我闲暇时转移注意力、放松自己的最佳休闲方式了。只要有空，我就钻研这些棋书，或者按照上面的棋谱认真摆棋，试图仔细体会职业棋手在对局中的心理变化和那些着手的目的。

　　这种揣摩和体会所得到的快乐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由于我身处文化生活几乎是空白的伊朗，能有这么几本内容丰富的围棋期刊（尽管是日文的）相伴左右，不时阅读钻研，从中汲取养分，排遣寂寞，寄托情思，不亦乐乎？。

　　那真叫爱不释手啊。

　　我记得借书当时是口口声声答应读后就还的，可是不知为何，直到十多年后写这篇文章的今天，这些杂志竟然还被发现插在我的书橱里。惭愧之余，我还不能不说：如果没有这些围棋杂志的帮助和启发，估计我不仅很难蝉联第二年的三国围棋比赛冠军，而且我的生活也会少了许多修身养性的乐趣的。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向借给我这些围棋杂志又从不索还的那位日本棋友道一声：“谢谢”。

　　第二天是星期天，晴空万里，下了几乎一天一夜大雪后的德黑兰冬天雪后的早晨，清冷、洁白而寂静。

　　可我无福回味消受昨日夺冠的辉煌，也无暇睡个懒觉，一大早便开车到市里一家大酒店去会见那个刚来伊朗企图挽回项目的国内合作方代表团，再推敲一下下周对伊方的最后让步的谈判方案细节。

　　在酒店泊车后，发现四周白皑皑一片，雪景怡人且时间尚早，于是我便徒步踏雪走到酒店旁边的一个地势较高的山坡上，顺便眺望一下德黑兰雪后的市景。没想到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心中却涌起诸多的感慨。

　　站在高处，朝南看去，德黑兰的所有建筑物和植被均已被厚厚的白雪所覆盖，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但在冬天初升的朝阳的映照下，这么一大片的由近及远、由高及低的冰雪覆盖物是那么的洁白晶亮，某些地方由于冰雪的反光，甚至还闪耀着迷人的金光。美丽的景色和复杂的心情撞击着自己的神经，让我终于忍不住当场构思打腹稿，并很快就吟哦出了一首律诗来。该诗虽也笼统描写了自己所看到的德市雪景，但更多地是在传达我在三国围棋比赛夺冠的喜悦散尽后而产生出来的那一种有点儿解嘲，也有点儿伤感，其实是有点儿怪怪的心情。

　　我想把它抄附在此处，让读者赏阅，也将其作为本节的结尾：

　　七律

　　《厄尔布尔士山雪后晨眺》

　　独立登高心事稠，风光雪霁似神州。

　　偶因工作生烦恼，总是纹枰能解愁。

　　双目欲穷他乡景，一心只念故国忧。

　　从来游子多惆怅，冬日含情暖心头。

　　俗语说，往事历历在目。这是说，过往之事记忆犹新如同在眼前一样。我对自己在伊朗的那三年所经历的各件往事及相关的人物也都记忆犹新，只是有些人和事印象更加深刻，就像刻在了心里一样。所以，我将这叫做往事在心。

　　比如，华大使前任驻伊朗大使王本祚先生就是一位让我铭刻在心、永远也忘记不了的人。王大使是我国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外交官，八十年代初曾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也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的夫人姓俞，我们称她俞大姐。俞大姐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和蔼可亲。我们每次去使馆或他的官邸参加活动或汇报工作，王大使夫妇的那种从其神态和言行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热情与长者风度都让人感动。但是年春王大使在伊朗任上突发心肌梗死，医院抢救过来后还在伊朗坚持了好长时间，后因病情危急不得不于年5月买了4张机票躺着回国，一下飞机就被守侯在飞机悬梯下的救护车用担架医院。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王大医院里去世了，连家也没有回成，等于死在了任上。王大使是我国诸多的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我国外交事业的外交官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怀念。（详见所附照片1，图为作者夫妇与王本祚大使夫妇在送王大使上飞机回国前于其官邸的合影。一个月后，斯人西去。痛哉！）

　　当然，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并非是以这种令人悲伤的方式让人铭刻在心的，而是以一种平平淡淡的方式出现的，但当你多年后回忆起来时却能让你产生另一种感动。

　　比如，曾任安徽省水利设计勘探研究院院长的胡家博，他是我司在伊朗一个最大的咨询工程项目——卡尔赫河水坝设计项目组组长（这个水坝也是伊朗最大的水坝）。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留校任教，年因为其老师——我国水利学泰斗、知识分子的楷模黄万里先生仗义执言被打成右派。（黄万里先生是因为反对在黄河——这条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而被打成右派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等均一一兑现）。

　　胡家博先生本人也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个著名学者。为了将中国的先进的水利技术推向国际市场，胡先生在行将退休之年主动承担了伊朗这个特大型水坝的设计组组长。在他吸引和号召下，一群又一群当时中国水利界的专家和精英们也纷纷聚集和荟萃到伊朗。他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利部东北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治淮委员会、南京水文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安徽水利设计勘探研究院以及湖北水利研究所等。瞧瞧这些机构的名称吧，它们哪一个不能代表当今我国水利水电设计技术的最高水平呢？[详见所附照片2：作者夫妇与胡家博先生（右三）、驻伊朗经参处杨参赞（左三）和谷兆祺教授（左二）等于年秋德黑兰谷先生住所合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西欧北美的水利水电资源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几乎已经开发净尽，其水利技术虽然先进但苦于无用武之地而长时间踏步不前，而我国的水利水电资源开发正方兴未艾（我国水电储量为5亿千瓦，但到3年全国水电总装机才为万千瓦）。因此，我国的水利水电设计技术在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始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并在国际上逐渐崭露头角。

　　当时，我们这些水利专家和学者们的出色的设计技术与设计思想也帮助我国在伊朗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影响。比如，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博士生导师李仲奎教授（当时为副教授，刚从奥地利做访问学者回国）也曾在伊朗项目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我陪他应邀去给伊国家能源部的水利官员、公司高管和专家们讲解蓄能电站技术。那次我们的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旁证侧引，口若悬河，不仅将专题讲得精彩透彻，而且还专门介绍了我国的特大或特长型水利隧道的技术状况，一下子倾倒了在场的所有伊朗官员和专家。

　　事后，负责给我们支付所有水利项目进度款的伊能源部财政局局长曾问我：像李博士那样的水利专家你们中国多吗？我当时自豪地回答说：车载斗量（WhereI 　　正因为我们到伊朗去的专家和学者们大多是像胡家博先生、谷兆祺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李仲奎博士那样出类拔萃的水利英才，真实地张扬和体现了我国水利技术的先进性，我这个负责商务事宜的首席代表才能够，或者说，才有条件在伊朗承接到一个又一个的水利项目。因此，我这里说胡家博先生是我国开拓伊朗水利市场的头号功臣那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记得年6月的一天，胡家博先生在伊朗过六十周岁生日。

　　那天，各个项目组的工程师、专家学者们和我们一起给他祝寿。驻伊使馆经济处、商务处和文化处的参赞和秘书以及各大公司代表们，还有在德黑兰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也都纷至沓来，到胡先生夫妇所居住的公寓里给他们送上一份祝贺。公寓的大厅较大，但整个大厅里冠带云集，人头攒动，笑语连天，几十只手臂，几十个酒杯，还有几十种不同方言的声音一起给被人们簇拥在中间的笑厣如花的胡家博先生和他夫人——钱大姐祝寿，……

　　现在只要一想起来这件事，当时那个感人的场景以及他们老俩口高兴和感动的模样，就像一幅幅色彩依旧艳丽的年画，不停地翻动或暂停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会散去。这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

　　在离开安徽大学到深圳工作之前，我和太太曾专门到胡先生府上去拜访了一次，并受挽留在先生家吃了一顿饭，是钱大姐亲自下厨做的菜，很丰盛。那一天我和胡先生都喝了不少（胡先生一般不喝酒）。算起来一晃已有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已有十多年没有再见到胡先生夫妇了。但前几天我却无意中得知了胡先生的夫人钱萍大姐已去世多年的消息，我和我太太闻之，悲伤之情，难以自抑，不禁回想起当年与胡先生夫妇在德黑兰相处的那些愉快的日子以及在许多个星期天我们夫妇俩开车带胡先生夫妇俩在德黑兰兜风时的情景，更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思念。

　　每思及此，无不感慨万千啊！

　　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胡先生愉快、健康、长寿！

　　真是往事在心啊！

　　第二年，即年的秋天，中日韩三国商务和外交人员又举办了第二届围棋比赛。

　　比赛地点还是设在濑户先生在德黑兰的家里，参赛人员大多数也还是原班人马，不过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的那位社长先生以及好几位刚刚熟悉的日本和韩国棋友都回国去了。为此，棋赛组织者又补充了几位新面孔。可是这几位新人的业余段位可不低，似乎都是4段、5段的，棋力非常的强。而我国呢？则还是由我和吴仲谋博士担纲（遗憾的是，不仅我们那些项目组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没有一个会下围棋的，就是在德黑兰的其他中国公司也没有出现哪怕是一个与我们水平相当的业余棋手）。与第一届不同的是，这次我不但坐实了业余“5段”的头衔，而且还因为是首届冠军，便毫无疑问地成为日韩两国许多竞争对手最想打倒的头号“敌人”了。

　　尽管如此，这一次我的自信心却很强，因为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在阅读那几本日本的《棋道》杂志，也思考了一些有关棋道的那种近似于哲学的问题，当然，我也自觉在对围棋棋道的理解上比以前有了更深的领悟。

　　我认为，所谓棋道也就是指围棋的思想体系。围棋的这个思想体系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但如果将其归纳一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道法自然”。比如，班固的《弈旨》中将围棋比喻为“有天地之象”，而北宋《棋经十三篇》则把围棋棋局比做一年四季的阴阳节气（棋路“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等）。清代围棋大师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说：“弈之为道，数叶天垣，理参河洛，阴阳之体用，奇正之经权，无不寓焉。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至也。”

　　这些说法将围棋独有的模糊性给形容得淋漓尽致，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是更加模糊了。我们不能埋怨这些古人，因为他们的这种道法自然的解释其实正是围棋棋道的精髓所在。这种道法自然的棋道还可以帮助我们感悟社会人生，并在政治斗争、军事兵法，甚至为人处世上得以丰富的联想和灵活的运用。

　　如果要现在的我用一句话给棋道下个定义，我就会说：合理顺势，有为而治。所谓“合理顺势”是指一个人下棋须道法自然，顺应棋势（常根据形势判断棋局），重于弈理，而淡于功利；“有为而治”一说则强调对弈者个人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对棋势的判断，棋局的分析，次序的评估以及步骤的计算。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没有“合理顺势”作为前提，也就没有“有为而治”，没有成功的个人努力。对于职业棋手而言，棋道上的这些东西必须有为，无为是可惜的，也是危险的。因为，能否参悟棋道，或能否像施定庵所说的那样“心与天游，神与物会”，是决定一个职业棋手最终是成为一个棋匠还是成为一个大师的最显而易见的分水岭。

　　尽管在棋技上我可能还只不过是业余水平，与职业棋手相距甚远，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对棋道的参悟。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经常能感受到棋道理念给我的帮助。这不，在第二届三国围棋比赛开始后，当我面临水平更高的日韩棋手时，我却一点也不怵任何人，仍然像上届那样心无旁骛、兢兢业业地争取下好每一盘棋。

　　老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周末的鏖战，结果我仍然以与第一届相同的战绩，即十一胜一负，如愿以偿地蝉联冠军。

　　唯一输掉的那盘棋是经过猜先我执白棋输给韩国金镇宇先生的。

　　我还是我，只是上次头衔是业余3段，这次是业余5段；上次以3段名义与金先生下棋，我被让二子，这次以5段名义就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待遇了，而是：猜先。金6段的实力的确非常强大，那盘棋他虽然执白后走，但没走几步，就有意无意地引着我走了一个大斜百变的定式，将棋局导向了我这个没有一点儿科班底蕴的纯业余爱好者最不熟悉的复杂定式的险路上。可见，在与我下棋前金6段肯定是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的。换句话说，这也就叫有备而来。

　　我们说一个棋手实战经验丰富，一般是说他比赛经历多，心理状况好，适应比赛的氛围。其实，所谓实战经验还应该包括这个棋手能通过观察很快地找出他的对手的弱项来并加以充分利用。我估计，金6段可能就是由于在以往的比赛中发现并抓住了我几乎很少走大型定式的这一弱点（估计为非科班出身业余棋手的通病），在与我下这盘棋时有意在布局阶段走大型定式，将局势导向复杂化，从而打乱我所习惯的一般定式、平衡布局的下棋次序，让我在对大型定式的行棋过程和次序的不熟悉中自己犯错误。

　　我不能不承认聪明的金6段的作战策略是正确的。

　　我这里还保留一张我与金6段下第二盘棋的珍贵的比赛现场照片。

　　这张照片是当时我驻伊经济参赞处的王超先生（当时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二秘，现在是国家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曾任外经贸部美大司司长）给我们拍的。王超先生也喜欢下围棋，但他总认为自己水平不高，所以也从来没找我下过棋。但他却一直很关心这个三国围棋比赛，只要有空，也时常跑来观摩。可能是他认为我与金先生的这一战也许和上次一样又是这次比赛的冠亚军之争，值得一拍，于是就给我们拍了这张可以说是迄今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张有关三国围棋争霸塞比赛现场的照片。

　　这祯照片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的信息量很大。

　　首先，它不仅将比赛所在场地的环境和若干参赛棋手的形象摄入其内，还将我的那盘棋局的被动状况也曝露无遗。（详见所附照片3：照片对弈者中左近第一人为金镇宇先生，右近第一人是作者本人，背景是其他三对中日韩三国参赛棋手正在下棋。我后边只露出头部的戴眼镜的棋手就是中科院那位吴博士——吴仲谋先生现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与他对弈的棋手以及另外两对正在比赛的棋手均为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或商人）

　　从这张的照片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坐在沙发上，而是把沙发推到身后，自己则蹲在棋盘边下棋。说老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竟然是以这种难看的姿势进行比赛的。也许，我当时只想离棋盘上更近些，以更好地观看和细算搏杀的局部罢了。我也知道，这种姿势是很不舒服的，而且因弯曲夹紧的膝部会阻断血液的上下循环，不仅会造成大脑缺氧，也会麻痹腿部，因此是不利于自己下棋的，也不可能持久的。但我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己为什么是以这么一种谁也不敢恭维的姿势下棋呢？很显然，这个难看的姿势也表明，当时的棋局于我而言恐怕是比较紧迫了吧？否则，一个优势在握或者棋局尚处于平稳状态的棋手有必要放着舒适的沙发不坐，而去蹲在那里，摆出这么一种奇怪的而且是出力不讨好的姿势下棋吗？

　　另外，从照片中还可以看出，我和金6段的厮杀主要集中在他的一侧的棋盘上，而我这边棋盘上的棋子还寥若晨星。这就是那个大斜百变定式的结果。金6段和我的神色似乎均很凝重，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棋盘上。看来此时的棋局尽管可能对我不利，但估计还没有到双方或某一方能够明显感觉得到优劣已分的那种程度。

　　尽管如此，估计在王超先生给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后没有多长时间，顶多1个多小时吧，也就是我们将我这半边棋盘也大致摆满棋子的时候，我就认输了。与上次金6段输给我一样，我也是中盘负。如果全部下完后数目的话，估计也要输上个至少三目半。因为我记得自己在认输前已经仔细数了好几遍后确认是黑棋盘面胜负稍好些。

　　与金6段的这盘棋要比去年的那盘棋下得累多了。

　　虽然我已是5段而非3段身份了，虽然过去的一年里我还看了不少棋书，虽然我当时特别认真地对待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且不惜以很不雅观的姿势蹲在那里下棋，结果我还是输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其实与金6段在棋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去年我赢了他之后产生出来的那种有点儿彼此彼此的感觉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如果要反省的话，自视过高可能也是输掉这盘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届比赛对于金六段而言，应该说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他战胜了自己的苦手——史5段。可是，他的运气实在不好。他在胜了我之后本来在其夺冠道路上应该是一马平川的，但不知为何却连输两盘，除了输给了一位韩国的5段外，还在让先情况下不慎输给了日本的一位新来的4段。这样，冠军最终仍然幸运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这一次的冠军奖品与上次不同，是一个很大的镜框式的、印有日本NYK株式会社字样和海洋运输背景的石英挂钟。显然，这份奖品体现了东道主濑户先生的良苦用心。这个镜框式石英钟和首届的冠军奖品——一尊印度女郎塑像目前都仍然悬挂或摆放在我的家中。我只要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那些曾经发生在伊朗的有时充满温情，有时壮怀激烈的有趣的围棋故事来。

　　第三届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有没有举办下去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于第二年，也就是年的春天回国述职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伊朗。对于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始终萦绕着我的脑海，苦无答案。比如，

　　那年的第三届三国围棋比赛的结果又是如何呢？谁会是冠军呢？

　　在伊朗的东亚三国的人们现在还在继续举办这个三国围棋争霸赛吗？

　　我的那些熟识的、各具个性的日韩两国的棋友们，你们还好吗？等等。

　　往事在心。你们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但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被你们在谈笑之间硬封的“史5段”吗？这些年来，我的心中也经常在关心着这些问题，可是迄今没人给我答案。

　　我在期待着。

　　（全文完）

　　补记：

　　这篇专门围绕围棋所记述的回忆性文章最早是2年《围棋报》社长兼总编王振华先生得知我有这段难得的经历后鼓励我写出来的。当时章节也少些，且篇幅较短，内容也没有这么多。但那年的《围棋报》还是给连载出来了。

　　上个月底，由于某种原因，我决定暂时停下一直正在紧张进行中的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试图将自己以前写就的一些记述性随笔、诗歌以及散文等进行一番必要的整理，也好让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始终紧绷着的脑筋松弛和休息一下。整理时，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就被她给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她让我想起了许许多多曾经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以及那些故事中的主人翁们。

　　在伊朗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步，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我以前一直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国际工程管理于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可是，我就是在这种对外经工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国内大约半年时间的对国际贸易和国际工程管理知识的“恶补”学习后，被派往伊朗这个当时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的国家去的，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为自己当初选择的大胆和迎接挑战的勇气而感到一点儿得意。因为实践证明，我这个外经贸战线的新兵在伊朗并没有打败仗，相反，我与办事处以及那些项目组的同事、专家和工程师们曾一起努力奋斗并在伊朗为国家中标承揽了诸多的工程项目和成套设备项目，不仅让中国某些行业的先进技术进入了国际市场，也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当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外汇。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同时也享受了生活与友谊，圆满地完成了肩负的开拓伊朗市场的重任。

　　离开伊朗之后的十多年，无论在南部非洲诸国还是在香港，无论在安徽大学任教还是在深圳涉外国企任职高管，国际工程管理和经贸管理也都是我的主要专业和工作。而这一切都是伊朗的这段宝贵的经历提供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

　　伊朗的经历让我受益非浅的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加深了对围棋的认识以及因为围棋而认识的我的那些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朋友们。参加并在那两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中连续夺冠是我个人的围棋生涯中最值得自己自豪和怀念的篇章，何况那些围绕着伊朗围棋而认识和交往的各国朋友们更是一直在让自己魂牵梦萦啊！

　　想到这里，于是我二话不说便首先拿起这篇旧作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再创造。我想极力地围绕着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这根主轴将我所有想介绍并能够介绍的人和事都写进这篇文章中去。可是我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因为那些年里发生的值得我怀念和记述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我只能择其要点将那些与围棋有关的或最贴近围棋的写进去，所以不免会有所取，有所舍，甚至挂一漏万了。尽管如此，该文的篇幅已增大了近乎一倍有余。但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我还没有更改，还是叫《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刊上刊发的题目是《我在伊朗下围棋》）。由于这些故事发生的间隔时间较长，自己的记忆能力和写作水平有限，写作后的遗憾肯定不少，于是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最后完稿的这篇回忆性随笔文章便成了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样子。

　　所以，还是由读者来对该文评头论足，提出批评和纠错意见吧。同时，我也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和启示。我还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我们中国的围棋，因为我们中国的围棋至少在业余棋界还不是那么的差劲。

　　另外，文章中记述的那些人和事均发生在15年前，许多可作为考据的资料，包括一些名片在内，大多已经丢失。好在还有不少照片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所以，写作时我努力挖掘自己记忆库中的馆藏，尽量将它们记叙得准确无误并将其描述得更接近或符合史实。但由于年代已久，即使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有点儿自信，也仍然难免发生记忆缺损或错位的可能性。比如，有些人名或事件也可能记错了，或张冠李戴，或李代桃僵，或写出了什么皮毛却遗漏了什么更为重要的东西了。为此，我特借此机会就已发表的文章的那些章节中可能搞错的或存在误差的人或事预先向有关当事人表示歉意，也希望故事中的当事人在读到这篇拙作后能够通过授权发表该文的网刊与我联系。

　　因为，我想念你们。

　　7年6月15日作者于深圳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