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清真寺与恐怖活动有着令人不安的联系。年代和年代，美国曾试图争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还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战之初。在这里，德国，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场心理战，一场观念之争。

没有人能说得清西方对穆兄会既迷恋又排斥的心态。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而穆兄会在西方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起源于运作慕尼黑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

编者按：本文是《慕尼黑的清真寺》一书尾声篇，作者伊恩·约翰逊（IanJohnson），中文名张彦，普利策奖得主，曾任《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和德国分社社长。上海译文出版社供稿。

圆顶之下

作者：伊恩·约翰逊译者：岳韦

这是12月里一个平常不过的日子，慕尼黑伊斯兰中心空荡荡的。通体的瓷面反射着高大窗户的光亮，使里面看起来暖洋洋的，只是混凝土的墙体挡不住初冬的天气。热气关了，清真寺冷冰冰的。

艾哈迈德·冯丹弗穿着风衣，急急地穿过清真寺大厅。他是个五十五岁的汉子，身材魁梧，留着厚厚的胡须，如果不是里面那件长及膝盖露出风衣的罩袍，他就像个巴伐利亚的森林护林员。这件外科手术服般绿色的罩袍是冯丹弗的制服，它向外界宣告，他不仅皈依伊斯兰，还属于它的一个特定分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运动。

冯丹弗的父母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市出生，这里也是冯门德的老家。这个汉莎同盟的成员城市，是由骑士与商人在中世纪创立的。德国人一直是这里一个很大的族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德国崩溃，那时德国不仅失去了大片国土，还失去了它在东欧的主导地位。战后，他的父母被驱逐，最后在莱茵定居，冯丹弗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出生于年的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婴儿潮时期的孩子，他在法兰克福这个德国的金融首都顺利成长，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然后去服兵役。就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伊斯兰教：“部队里，空余时间太多。那时的兵役是十八个月，我就一直在看书，看书。我看各种各样的宗教书。只有伊斯兰最有道理。”

他开始时不时学些宗教仪规，还慢慢地搬到了慕尼黑。年代末，他开始定时来慕尼黑伊斯兰中心，那时它开张才没几年。当时穆斯林兄弟会在经受了多年的压迫后正试图卷土重来；它积极地发展组织。即便普通的土耳其穆斯林被拒之门外，清真寺还是修改了自己的章程，允许世界各地主要的伊斯兰激进组织者加入理事会。其中就包括了伊斯兰促进会的领导人胡希德·艾哈迈德和库朗姆·穆拉德。冯丹弗谈起，穆拉德对他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不久，冯丹弗就去了促进会设在英国的莱斯特中心学习，后来又转到巴基斯坦接受高级培训。那是在阿富汗反苏圣战期间，而巴基斯坦正是政治伊斯兰的温床。

在多年的岁月里，冯丹弗只是清真寺许多资深的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政治活动家身边一个年轻的德国皈依者。但随着岁月流逝，他慢慢开始负起了责任。他用英语和德语编写书籍，宣传政治伊斯兰的经典立场：穆斯林要有自己的集居地，要在西方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要在穆斯林可能遭遇麻烦的地方支持武力圣战。他成了清真寺的领导人物。

《慕尼黑的清真寺》

作者：[美]伊恩·约翰逊

译者：岳韦

上海译文出版社年3月

定价：45元

冯丹弗十分愿意谈清真寺的往日岁月。绝大多数外人都想了解它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有什么关系。马哈莫德·阿布赫利马，第一次世贸中心的爆炸案，这类提问他已经回答过很多遍了，更不用说提到萨利姆和基地组织；还有“9·11”，希马特的财务被冻结，以及他的去职。最近，德国联邦警察还突击搜查了慕尼黑伊斯兰中心，想找出洗钱和其他金融不当作为的证据。

但冯丹弗更愿意讨论年代的历史。他知道老兵的事，不过坚持他们是自愿离开的，而不是被撵走的。他隐晦地承认，学生们有着让伊斯兰在国际上复兴的远大抱负。

“他们之间看法不同，”冯丹弗谈道，“是面向当地的难民，还是面向国际学生。”

他知道赛义德·拉马丹。这个运动在割断自己的历史，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有关拉马丹的说法很恰当。他说，“如果你去问那些来这里祈祷的人，没几个会知道他的名字。”

虽然赛义德·拉马丹可能被排除在慕尼黑清真寺和穆斯林兄弟会复兴运动之外，但他在政治伊斯兰世界中仍然是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甚至在他退回日内瓦后还是如此。他留在了瑞士，悉心培育自己的对外形象，时不时在某个争论中心冒一下头。

他在60年代退出后，又立刻成了“穆斯林兄弟会事件”的焦点。这是一次暗杀纳赛尔的企图。事件曝光后，埃及人指称拉马丹是事件中心人物。纳赛尔的秘密警察出示了大批的文件、枪弹、金钱来证明这点。但由于这都是从一个独裁者那里来的，很难判断哪些材料是真。瑞士警方激烈讨论了拉马丹的作用。他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除去其他身份，赛义德·拉马丹至少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代理人。”在另一份报告中，一位瑞士官员提醒当局，拉马丹与瑞士联邦警察也密切合作。他被允许留了下来。

就在这段时间，就在年，他收到了马尔科姆X的一封来信（此信后来大出风头），向他寻求建议。后来，他去伊斯兰世界作了一次旋风式访问，公开抨击纳赛尔。苏联报纸声称，他是美国的代理人，在试图推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那次短命的社会主义领导之下实现埃及和叙利亚统一的实验。

像许多穆兄会成员一样，拉马丹对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心向神往。虽然他本人是穆斯林逊尼派而伊朗人是什叶派，他仍与德黑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让他在80年代初期陷入了一生中最具争议的大麻烦：在华盛顿刺杀一名伊朗外交官。这位外交官仍然忠于伊朗国王，促使一位美国狂徒达伍德·萨拉赫丁刺杀了他，他穿上了送货员的服装，按响了外交官的门铃。萨拉赫丁的包裹中藏有手枪。门刚一打开，萨拉赫丁就开了火。

萨拉赫丁逃脱了，他去了日内瓦，是拉马丹向他提供了去德黑兰的安全通道，他今天仍然住在那里。萨拉赫丁指出，拉马丹绝对没有参与谋杀。他只是想保护他，不要受到任何指控。两人在年代中期曾见过面，当时拉马丹正在华盛顿讲课。萨拉赫丁显然仍然很尊重他。但他在实质上也承认了，拉马丹在日内瓦掩护和协助他逃脱的事实，说明拉马丹在事件中也起了同谋的作用。萨拉赫丁在德黑兰接受电话采访时承认，“如果不是他的那几通电话，我是来不了这里的。”

在他生命最后的十五年中，拉马丹销声匿迹。伊斯兰激进主义勃然而起，但拉马丹疾病缠身，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塔里克，自身就是著名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一篇让人热泪滚动的文章中谈到了父亲的衰落：许多年来，父亲只能远远注视着世界的演变，他经常“长时间的一动不动，沉浸在对往日的回忆及思考中，心中充满苦涩”。

那么，另外那些被排除在清真寺事务以外的人呢？冯门德去世后，流亡团体失去了他们最主要的庇护人，但他们并没有四散而去。维利·卡优姆承担起了领导土耳其族人的责任。贝米哲·海伊特继续为德国官方服务，并一直是苏联新闻中被攻击的对象。他的学术工作也没有停，写了一套有关巴斯马哲起义的书，那是中亚地区抗击共产主义统治的一次大暴动，也就是小说家艾哈迈德·卡马尔声称参加过的那一次。

不禁使人好奇，如果冯门德活得长些又会怎样。由他的手下来控制清真寺？有可能，但值得怀疑。冯门德死后的三年，办公室落到他的副手瓦尔特·申克的手中。但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只是一小群死硬分子企图在日渐缓和的世界里挣扎。办公室最终在年关闭，出于同冯门德一样的原因，与纳粹曾经的紧密关系，让申克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最后只落得酗酒身亡的下场。也许冯门德走的是一条类似的路，但他不是喝酒，而是劳累担心而死。不能想象，东欧研究服务所对德国境内新的伊斯兰进程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但冯门德手创的其他一些事业仍在继续。纽累鼎·纳芒加尼持续管着他的那个最初设立了清真寺建筑委员会的宗教管理处。后来他退休了，搬到了土耳其，先是从西德，然后是从统一了的德国，收取养老金。直到最后，他和易卜拉欣·加朝格鲁两人还在继续他们的角力，就像两个在场地上扭打成一团的摔跤手。加朝格鲁偶尔还会写信给巴伐利亚或联邦政府的官员，指责纳芒加尼的种种无能和不堪。纳芒加尼死于年。

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差异，加朝格鲁和纳芒加尼命运相同。直到最后，谁也没能为自己的信众造起一座清真寺；两人都不得不租用工厂背面的廉价小房间来办公；两人都没有参加慕尼黑伊斯兰中心。那个先为东占部后为美解委工作的年轻士兵加里普·苏丹，在美国秘密宣传战线上工作多年后，回到了慕尼黑。到60年代中期，美国人开始专注于电台广播时，他还当了鞑靼台的头头。退休后，他仍住在慕尼黑。他也避开了清真寺。那些草根穆斯林呢？一些留在了纳芒加尼和加朝格鲁身边。

斗转星移，土耳其移民成千上万地来到慕尼黑，来追寻繁荣经济下的机会，他们淹没了当初的那些草根穆斯林。他们有些会在重大节庆时来到清真寺露露面；更多人就此销声匿迹。

冯丹弗做完午后祈祷又转了回来。“清真寺的经历，”他刚开口就陷入了沉默。是的，它曾经很重要，甚至有其国际意义。但是现在，它就是一个地方小机构。即便这样，它也被历史抛到了身后。谈话快一个钟头后，冯丹弗感到有些冷了。现在不过是下午时分，但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清真寺，笼罩在一片淡红的暮霭中。正是冬季日落时。要真正了解慕尼黑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来已变得慢慢难以实现。冯丹弗语带宽慰地提醒：“那是战后十五二十年的事。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那些事情的背景，现在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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