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卡·米什拉（PankajMishra）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

乔治·桑塔亚纳（GorgSantayana）曾经这样描述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未经训练、有干劲、四海为家的孤儿们”：“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举止非常自信，但对自己的德行则不太肯定。”这样一种形象与那种得体且沉闷的美国人形象非常不同，桑塔亚纳的小说《最后的清教徒》（ThLastPuritan）（）里一个叫赛勒斯·惠特尔的校长正是这种新美国人形象的典型。惠特尔有着一股世俗性狂热，现在看来，他似乎是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推销民主制度的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市场全球化支持者的原型，正是这几类人使得美国世纪如此混乱——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世纪也随之终结：“美国不但是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而且它很快就会抹除一切差异；而在这种完满局面所带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喜悦中，它忘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乔治·桑塔亚纳

将个体从祭坛和王权下解救出来的启蒙运动理想后来逐渐被白手起家的商人所代表，这种文化令桑塔亚纳和亨利·亚当斯（HnryAdamas）感到厌恶——桑塔亚纳的话听起来和亚当斯一样带有贵族气。但是，与人脉深远的亚当斯不一样的是，桑塔亚纳相信良善生活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他对美国版本的“理性经济人”（Homoconomicus）——自主、理性、拥有权利的个人，异想天开地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和消费升级——从来不抱幻想。这样一种个体形象代表了桑塔亚纳最不喜欢的“工业自由主义倾向”：“将所有文明都变成相同的廉价且乏味的模式”。

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将美国变成了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国家，到处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鼓吹者，在哈佛任教的桑塔亚纳不安地看着这一切。桑塔亚纳年离开美国，定居欧洲。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他年去世的时候，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四海为家的孤儿们开始推动世界“现代化”或者说美国化。我们禁不住会猜想，桑塔亚纳笔下的惠特尔是否是以《时代》、《财富》、《生活》的创始人兼主编亨利·卢斯（HnryLuc）为原型——卢斯在年呼吁自己的同胞“创造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亨利·卢斯

卢斯对“最低要求”非常警惕。他说，“我们现在在思考世界贸易时的格局太小，”他哀叹道；“亚洲一年至少能给我们带来40、50乃至亿美元的收入”。出生在一个中国的长老会传教士家庭的卢斯坚持认为，美国人应该做的不仅仅只是促进“自由经济企业制度”。作为“西方文明一切伟大原则的继承者”的美国人也应该让美国成为一个强国，让美国的理想得以在全世界传播，让人类的生活从野兽的状态中超拔出来”。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dman）年用一句话很精要地概括了卢斯的意思：“我希望每个人都是美国人”。年之后有关美国思想的全球历史，或者有关美国人和亲美知识分子的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尚未被写就——尽管他们建造和破坏的世界进入了最危险阶段。特朗普都入主白宫了，而我们才迷迷糊糊刚刚从冷战时期的疯狂里走出来，与此同时，“大幅攀升的道琼斯指数和互联网的速度在呼唤着我们所有人永远生活在未来，生活在网络资本的乌托邦光辉之中”（唐·德利洛语）。然而，对世界进行美国化是现代最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实验——这个实验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国家现代化工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又因为全球将赌注压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上而加快速度。这个实验的中心假设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应该采用任何在美国行之有效的“进步秘方”：自由企业，新政自由主义，消费主义，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非常多美国之外的人们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假设，无论伊朗国王的顾问，印度主张自由市场的智库成员以及《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从希腊到印度尼西亚，美国化的专家、盟友和推动者也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推动者更有影响力。世界各国公共知识生活的常识被美国有关现代性的语言所界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大部分人了解社会、经济、国家、时代以及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的方式。

在第一批让“现代性”等同于美国的美国人里，卢斯是一个。事实上，他给自己的杂志起的名字——“时代，生活，财富”——的目的便是在于去揭示人类的境况。当时的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欧洲文明似乎已经日落西山，美国的精英们认为自己是据称属于西方世界的价值——理性、自由、民主——的真正继承者；欧洲各国由于相互屠杀及其在欧洲之外所实施的帝国主义野蛮行径而遭到重创，无法再去主张这些价值。甚至连曾经哀叹过美国文化上笼罩着一层“巨大且模糊的理想主义云翳”，对美国知识分子自认“与哈姆雷特属于一类人”嗤之以鼻的范·怀克·布鲁克斯（VanWyckBrooks）也转而参与构建民族主义神话，称爱默生这代人“相信进步，认为美国是这种进步的领导者”。

卢斯提出“美国世纪”这个说法恰逢其时：在罗斯福新政的刺激下，当时的美国逐渐摆脱了此前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卢斯一直希望美国能有与其权力和繁荣相称的智识上的荣耀，他请来包括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KnnthGalbraith）、詹姆斯·艾格（JamsAg）、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和约翰·赫歇（JohnHrshy）在内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人物加入自己的杂志。战后，许多新政自由主义者也和卢斯一样产生了崇高的使命感。他们先是将自己的国家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然后又击败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这个时候的他们感到自己对世界其他地区负有全新的使命，特别是亚洲人和非洲人似乎比欧洲人更需要得到重建社会的指导。

在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新政拥护者大卫·利连索尔（DavidLilinthal），身为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店主之子的他迅速成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董事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展示美国的技术和专长。利连索尔的责任心很是严正，他一生都相信并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建设大型项目来实现。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民主在前进》（TVA:Dmocracyonthmarch,年）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论点：对于原本落后的美国南方奏效的经济政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起作用。换句话说，新政可以被重新包装成适用于亚洲和非洲的渐进式方案——经过几十年帝国主义的剥削，亚非地区普遍穷困，容易爆发暴力革命。

大卫·利连索尔

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singrJr）在他的“冷战自由主义宣言”《生命力中心》（ThVitalCntr,）中认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处于美国对共产主义做出的回应的中心。无独有偶，随着中国不知因何缘故被“丢掉”（尽管卢斯极力为同是基督教徒的蒋介石夫妇奔走呼号），如今，不光有斯大林在欧洲构成的威胁，毛在亚洲也成了威胁。美国迫切需要能构想出一种能与共产主义竞争的理念，并且让自己能够成为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者，因此，美国政府将大量资金注入大学和私人基金会。在智识和艺术生活被货币化的同时，许多曾大加鞭挞美国残酷的不平等状况和冷酷的财阀统治的作家中间高扬起了爱国主义情绪；智识和艺术生活的货币化或许是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被激发起来的原因。

自年代以来，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dKazin）眼看着自己曾经属于激进派的朋友加入了建制自由派，而这些建制自由派很快成为了为政治家和商人提供智力服务的阶层，这令包括卡辛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到羞耻和绝望。年，菲利普·拉夫（PhilipRahv）警告这些建制自由派人士不要相信这样一种看法：“美好的美国主义本身就有根治历史所具有的危害之秘诀”。拉夫看到战后美国的权力和财富已经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错觉，即：“美国社会在本质上能够避免各种悲惨的社会冲突”。然而，卡辛和拉夫属于少数派，他们拒绝向手握权力者表达鼓励的话语。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lTrilling）在年写的那样，许多人觉得，“如今我们美国人的面孔、步态、语调、行事方式和礼仪便是一个人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文化的整体外观和风格已经很合宜”。

阿尔弗雷德·卡辛

“美国模式”也可走出国门。在满目疮痍的欧洲和亚洲面前，美国社会和文化优越地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Rostow）年出版《经济增长的几个阶段：一份非共产主义宣言》（ThStagsofEconomicGrowth: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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