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曾是中东第一个立宪国家，也曾是中东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然而，为何我们每每看到伊朗的新闻，不是战争就是抗议呢？伊朗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是如何梦碎的？让我们来看看当年德黑兰最年轻市长的女儿，伊朗裔美国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延伸到本世纪初，从君主王朝的结束到伊斯兰政府的建立，从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到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一直到当下的伊朗，阿扎尔·纳菲西将自己的家族史与伊朗的现代史结合在一起，写出一部关于家族与国家、政治与文学、反抗与革命、谎言与爱的精彩家族回忆录，通过家族的命运呈现了伊朗社会转型时期的缩影。

本文选自《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美]阿扎尔?纳菲西著，张砾译，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年8月版）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发誓下次放假再也不回家了。最后一周，我和母亲天天吵架，因为我去看望朋友或者朋友来家里玩，因为伊斯法罕之行，因为我不能时时保持恭敬。但是，回到兰开斯特才一个星期，我已经开始计划下次回家之旅了。母亲给我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的信，说她给我寄了干樱桃、核桃、羊毛袜（因为英国该死的冬天），还有毛衣（是我最喜欢的蓝色）。还问我有没有其他想要的东西。她的一个朋友很快要来英国，她会让人家给我带一条金项链，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第二年夏天，学期还没结束我就回到了德黑兰。我不记得确切的原因，但是肯定和年冬到年春遍及全国的动荡不安有关。这次动乱在月中旬开始的穆哈兰姆月达到高峰。动乱的起因是新通过的选举法，它首次允许女性投票，同时废除了所有国会议员都必须是穆斯林的规定。该法案在年10月8号公布，宗教界一片反对的声音，而动乱背后的主使人则是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

回望我国历史，让我惊讶的不是宗教势力在伊朗的权力有多大，而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竟然如此迅速地席卷了整个社会——一个深受宗教势力和政治专制主义者控制的社会。巴列维王朝用现代司法系统代替了宗教法，但是其对于宗教势力的冲击远比这个行为本身看起来深远得多。在宪法革命之前，神职人员不仅控制了法律系统，同时也主宰了人们对于世间一切的认知。部分神职人员希望保留旧的系统，他们知道如果旧体系灭亡了，他们的势力也会随之越来越弱。但也有一部分神职人员选择改变，并积极参与到斗争中。

从宪法革命开始，到年的动乱，再到年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四分五裂、流血冲突不断。导致这一切的不仅是政治，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属于存在主义。守旧派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感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他们认为一切都源自于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及其父亲礼萨·汗。现在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其实在巴列维父子掌权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他们下台之后也没有结束。女性权利、少数民族权利、文化，这些是抗争的主要竞技场。在年那个关键的夏天，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们通过政治施压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声讨沙王的生活方式：沙王的父亲命令女子不用戴面纱，沙王喜欢夜店，沙王养狗作为宠物（狗在伊斯兰教里被看作不洁）。他们还反对电影、音乐和小说，讽刺追求个人权益的观念。

政府在动乱面前撤退，10月通过的法案被废除。但是沙王并没有打算投降。他很快提出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议案，并且决定让其接受公民投票的考验。这个新的提案又称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包含了很多现代化举措：重新给农民分土地；给偏远的城镇和乡村建立识字组织；给予女性选举权，以及在议会和地方政府的被选举权；工业上实行股份制，让工人可以从工厂盈利中获益。这个计划得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支持。有些人支持白色革命，认为它的基本举措进步积极；另一些人则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能真的解决国家的问题。

年1月26日被定为公民投票日。当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在年推翻摩萨台的政变中势力被减弱的时候，神职人员却在悄悄地寻求势力强大的传统商人和神学院的支持。1月23日，霍梅尼的随众关掉了在集市的商店，以此表示抗议。紧接其后的是神职人员的游行和带有煽动性的讲道。警察和群众之间产生冲突，引发了在宗教城市库姆更为暴力的抗议。这些抗议最终导致神学院关闭。

很奇怪，亲身经历一个历史事件和事后回顾一个历史事件，非常不同。记忆中，那个春夏发生的许多事都集中在6月初的那几天，而一切在6月日的暴动中达到顶峰。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这个时期的人，自然无法在那一刻预见它将来的意义。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狂乱的时刻，是偶然随机的各个瞬间，只有经过重新整理才能找出头绪。即使在那时候，我们也很清楚：最重要的事正在发生。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传统主义和当代社会的罅隙，之前我一直把它们的并存看作是理所应当的。现在看来，它简直是年伊斯兰革命的小型预演。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我对于传统穆斯林的印象，全来自父亲的家族。他们对于宗教事宜严格坚定，但是对于后辈们的学术尝试又非常宽容灵活。我的祖母对于她的孩子们给予同样的爱和包容，不管他们是不是信徒。我在伊斯法罕的堂姐妹们并不反对给女性投票权。她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当代女性，但是自愿选择了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悖论当中。而那种会把我母亲这样的女人称为妓女的人，根本不是我认识的人。

我们在德黑兰家里的聚会也充满了遍及整个国家的狂躁气氛。父亲比往常更忙。除了要履行市长职责，他还担任了“自由男女代表大会”的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帮助沙王的改革政策积聚更多民众的支持，同时拟出一份新内阁成员名单。这使我们与叔伯及堂兄弟们更加疏远，因为他们尽管不是极端的叛乱分子，但却反对沙王政府。母亲的咖啡时光，这时也遭到了门外异议人群的反对声的干扰。

什么是真正的伊朗，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不停地讨论这个话题。哪一个更合法：是撑起沙王权力的传统伊朗，还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严格遵守的伊斯兰教戒律？当我写下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一遍遍讨论的这些议题时，我也有我自己思考的问题：菲尔多西笔下感性的女人们和前伊斯兰教的英雄与国王们能够代表真正的伊朗吗？或者世纪之交的讽刺诗人伊拉吉·米尔扎，他为揭露神职人员和宗教的虚伪性所写的讽刺诗能够代表吗？诗人占星家奥马·海亚姆呢？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提倡人们喝酒、做爱，以此挑战生命的短暂无常。再看看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和海菲兹，他们可以代表吗？在他们不可思议的诗作中，处处可见他们为反对宗教权威所做的努力。

“永远不要信任狡猾的神职人员，他们完全是靠欺骗来讨生活的。”我听见这样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当沙王说要赋予女性选举权的时候，你竟然相信他的话？这个国家的男人有投票的自由吗？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究竟有几次自由的选举？”论辩就这样发生，一轮接着一轮，来来回回，并最终回到信任以及伊朗人民的浮躁性的问题上。他们这一刻热心地拥戴一个领导者，下一刻又转而支持其最大的敌手。追随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人所犯的暴行令很多人惊讶；他们成立自己的治安警察队，殴打没有戴面纱的女人，放火焚烧政府机构。

那个夏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记者麦士金的一句评论。我能记得那么清楚，或许是因为多年后我才明白其中的真相。他说：“令人惊讶的不是神职人员有多强大，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世俗派就能完全占据我们的想象空间。”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话变成事实，他几年后死于癌症。但是，即使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学术和文化领域仍然由世俗派和非宗教的精英人士主导。这是神职人员最脆弱的地带。世俗派通过这个领域，把和他们持续斗争的伊斯兰主义者作为管道，借此逐渐东山再起。

▲巴列维王朝时代的伊朗生活

在一次类似的热烈讨论中，我第一次见到父母社交圈里新加进来的一个人。他有些秃顶，嗓音低沉，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我第一眼就不喜欢他。他过度肥胖，领带紧紧勒着脖子，圆圆的肚子简直像要把褶皱的白衬衫撑爆似的。他的眼睛令我印象深刻，从眼窝里凸出来，色迷迷地盯着我。他身上充满了邪恶的力量，仿佛恶魔的基因正急着从里面跑出来。我们叫他拉曼先生。

他是一个地毯商，声称自己能通灵：他可以召唤鬼魂，还可以通过《古兰经》预知未来。不久我就发现，他成了母亲的第一密友。父母经由母亲的一个亲戚认识他。一见到他，母亲就展开欢迎的笑脸，父亲的脸上则掠过一丝嘲讽。当拉曼先生见到我的时候，他立刻用双手握住我的手，时间之久让我有些不自在。“噢，这就是小姐，”他说，“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他的手湿湿黏黏的。我并不怕他，但是从心里讨厌他。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拉曼先生就像柴郡猫一般，不时出现又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父亲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他几次。“拉曼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注视我的手掌，”某一段父亲写道，“他就我的性格做了一些评价，然后开始讲我工作中的问题。他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我的死敌。他说沙王目前还站在我这边，并没有采信那些诽谤、谎言以及针对我的不实的报告。但是，斗争最终会以敌人的胜利而告终。所以，他劝我辞职。”父亲并不完全信任拉曼先生。他怀疑拉曼的评论并不是来自他的预言，而是因为他是萨瓦克（SAVAK）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是伊朗国家情报局。父亲在回忆录中指出，他因为和首相及内政部长皮拉斯特政见不同，已经提出过两次辞职。皮拉斯特主要责难父亲讨好毛拉（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对伊斯兰领袖的尊称）。沙王坚决地拒绝了父亲的辞职申请，还强迫父亲的主要敌手皮拉斯特，在内阁首长面前向父亲道歉。

我不记得母亲和卡里伊先生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冲突的。那段时间，母亲被推荐为下届选举中的首位女性国会议员参选人，选举将在秋天开始。她会从科尔曼省开始，这是她出生的地方，也是纳菲西家族的发源地。突然间，她开始对沙王着迷。不能容忍任何一句对沙王的非议。“亲爱的娜扎特·克哈努姆，”卡里伊先生说，“知道么，你比你丈夫更不适合进入这个领域。”

母亲没有领会话里的好意，而是直接把这当作对她的蔑视。任何好话都无法改变这个情势。那晚迟些时候，父亲试图劝她，但她完全充耳不闻。从那天起直到几个月后父亲入狱，我们都没再见到卡里伊先生，不管是礼拜五，还是任何其他时间。不过，跟其他突然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掉的朋友或者熟人一样，父亲私下里还是会和他偷偷见面。

父亲和很多神职人员关系都很好，特别是那些进步派。他没有理会首相让他与神职人员保持距离的“忠告”，参加了在阿亚图拉贝巴哈尼家举行的悼念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一个年轻的神职人员发表了毁谤沙王和政府的评论。首相告诉父亲，政府已经决定对抗议分子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要父亲不要干涉。他建议父亲保持低调，并命令他让所有的商铺在6月日歇业一天，这正是霍梅尼及其随众选择大范围抗议和游行的日子。父亲没有听命。反之，他让商铺比平时更早开门，这样民众就可以提前储备必需品。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他还建立了应急中心，医院做好接纳抗议游行中受伤人员的准备。

▲沙王和神职人员会面，阿扎尔·纳菲西父亲站在身后

6月日早上，我们一大早就起床了。父亲在黎明时分离开家。母亲因为无法用电话找到父亲，越来越不高兴。清晨的早些时候，市政局的司机来告诉母亲，父亲安好。但是因为四处奔波，无法给家里打电话。此时，父亲正在去消防局的路上，那儿是他临时新建的总部。

母亲也有自己的总部，我们家的客厅。一整天，人们进进出出，气喘吁吁地向她提供最新进展，咖啡壶一直在烧。弟弟和礼萨叔叔一早就离开家，去查看城里的情况。我待在家里，拿着一本书，不时出入客厅看看。母亲则一直待在客厅里，保持冷静的同时，默默传达着一种对父亲、城市及人民的担心与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她除了守住要塞，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外，还能做什么呢？她真的很担心父亲。就像善于观察的米娜阿姨说的那样，很多女人不爱自己的丈夫，但是装作很爱；但从没有哪个女人像母亲这样，明明很关心自己的丈夫，却顽固地坚称自己不在乎。

想着那天来的人，我深深惊叹他们的多样性。他们都是因为她才来的。她有一个奇怪的特征：任何人推荐，都不能劝服她去雇用某个人，看某个医生，或者找某个发型师，除非她自己喜欢这个人。她喜欢这些人，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赞同她的想法；另一部分，我想，则是因为他们懂得操控她，让她以为他们和她站在一边。不止她认识的人是这样，还有很多陌生人也是如此。他们会主动找上门，说他们在商店、出租车，或者公交车上遇到母亲，她邀请他们过来喝咖啡。

▲《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美]阿扎尔?纳菲西著，张砾译，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年8月版）

尽管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但是还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热烈地参与政治讨论。我的家人作为政治家来说相当糟糕，但是却真心实意地热衷公共事业。我差不多可以总结说，每一个伊朗家庭都是如此。他们深受国家状况的影响，以至于根本无法忽略它。但我父母更喜欢用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方式来沉思、分析事件。米娜阿姨的忠心和成见都是个人和私密的；她的忠心耿耿也只属于她的家人和一小群朋友。母亲却不一样，她完全是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政治干预者。交换食谱这类事，她完全没有兴趣。

上午，我们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阿麦·哈丹姆。她从来不会这样不请自来。她说她不能久留，但她需要和母亲谈谈。她的出现总会引起我的兴趣。我躲在她们不会注意我、但我能听见她们谈话的地方。她们说得很小声，我只能听到一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他。”阿麦·哈丹姆说。“是的，就是因为他。”母亲摇着头说，“他从来不想要我达成任何事。你还记得我考驾照那件事儿吗？即使那种事，他都要干预。”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父亲让阿麦·哈丹姆来劝母亲不要参选国会议员的。他知道他自己根本无法控制她，也管不住她的口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坚持说，“我天生就该是个职业女性。我一直想做医生。”“这不一样，”阿麦·哈丹姆冷静地说，“他们就像野狼一样，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母亲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她说，她的弟弟阿里成了一名医生，医学基因也存在于她的血液里。“我有天分，”她失落地说，“但他们不允许我去追求梦想。你看，塞非当时病得很重。我不能离开他。”她叹口气说：“后来，一切都变得太晚了。现在，我终于能做想做的事情了。但是他不让我做。”她不停地说着这些，眼睛盯着咖啡壶，避开阿麦·哈丹姆的目光。

▲阿麦·哈丹姆的婚礼现场

“你知道，我别无所求，只是想对你好,”阿麦·哈丹姆一边接过咖啡，一边说，“但这个工作除了让你痛苦外，不会有任何好处。”“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转过脸看着她说，“你一直是我的楷模。”阿麦·哈丹姆辩解说，她以前是一名教师，跟政府一点关系也没有。其他的女性候选人，都在某方面属于公众人物。“相信我，亲爱的娜扎特，如果我不是深信这份工作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是不会来找你谈的。”

母亲变得更强硬。“我真应该是个男人，”她摇着头说，“那样我就能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时候我才能做我天生就该做的事情呢？”“这跟你是个女人一点关系也没有，”阿麦·哈丹姆耐心地说，“我们的家族，不擅长政治。我希望阿莫德也能退出政坛。看看我哥哥赛德，他失宠了，也丢了工作。他的整个家庭都要跟着受苦。政治给我们带来厄运。”

在这点上，我和阿麦·哈丹姆意见一致。父亲曾经在私下里生气地跟我说，他根本无法劝母亲放弃选举。目前为止，她的名字已经进入沙王批准的名单里，只有经过这道程序才有资格成为参议院和国会候选人。在回忆录中，父亲解释说，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母亲缺乏从政经验，以及她不可捉摸的脾气。但母亲不这么看。她认为这是唯一能在公共领域证明自己的机会。后来，她又忘记她曾经对于参选国会议员的狂热，声称是父亲强迫她接受这个提名的。她甚至还编故事说，她曾见过沙王，并请求他让自己放弃选举。尽管沙王对她很和善，但是强调这是她丈夫的愿望。当我们对她撒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撒谎。但是，她撒谎时却很少知道自己在撒谎。她总是夸耀她会不计一切地保持诚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并没有说谎。

她们的谈话被父亲从火警队派来的信使打断。母亲很兴奋地把他请进屋，给他煮了一杯咖啡，问他各种问题。阿麦·哈丹姆找了个借口告辞离开了。三点左右，我们的牙医来了。他被迫提前关闭门诊。“现在一切都闹得不可收拾了，”他兴奋地说，“他们逮捕了哈吉·塔耶布！”德黑兰蔬菜市场的老大是抗议的积极组织者。结果，真正的地狱在十六年后才降临，但那一天让我们初步见识了地狱的样子。

中午时分，高莉来了。不久，诗瑞·克哈努姆也来了。过了一会儿，她们同时离开。那一天看起来冗长而没有尽头。我在客厅进进出出。每当门铃响起，就有新的人带来进一步的消息。抗议者已经袭击了法务部和内政部，目前正在向广播站行进。两百多个男人挥舞着木棍将首相家包围起来。进行传统体育比赛的祖克哈纳也被放了火。他们殴打没戴面纱的女人。在父亲去火警队之前，他们刚刚袭击过那里。政府向抗议者开枪，医院里满是死伤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

▲阿扎尔·纳菲西一家与朋友在一起，右为阿扎尔·纳菲西

下午，米娜阿姨来了。她看起来气恼而激动（她一般不会这样）。“我花了一个小时，才从国会来到这里，”她一边说一边接过咖啡，“你根本无法相信外面有多乱。”她环顾了一遍屋子：“你知道阿莫德·汗在哪儿吗？我很担心他。他们说，街上所有的抗议者都有武器。还有更夸张的谣言说，英国人偷偷武装了一群伪毛拉，目的是刺杀主要的政治人物。”

母亲此刻非常有耐心，她噘起嘴唇说：“我肯定那是谣言。但我也很担心。可你认为有谁会听我的话呢？”过了一会儿，尽管事态紧张，她们还是不忘聊一聊熟人的八卦。“有人见到她跟上校见面了。”“她丈夫真的很傻。”“有些男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们有多蠢。”“确实。”母亲叹了一口气。

在她们讨论政治和性的过程中，母亲不时拿起电话，想要找父亲。但每次都带着同样隐忍、不高兴的表情回来。某一刻，她突然怒气冲冲。因为医院了，而医院和火警队附近非常危险。她嘟囔着说她如何请求父亲不要做这份工作，就算不为她着想，也为孩子们想想。“他确实爱他们，”她叹了口气，“不管我们说他什么，但终归知道他还是很爱孩子们的。”

晚上，母亲的焦虑已经很明显了。父亲没有给她打电话，这不像父亲的作风。门铃响起，几分钟后，拉曼先生走进来了。他把仆人挤到一边，眼睛瞪得很大，身上还是穿着那件永远不变的灰色皱西装。在厅里，他撞见了我。当时我手里拿本书，正在懒散地往卧室走去。“别动。”他冲向前，双手握住我的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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