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特别热情好客、礼貌、仁慈、健谈、理智与和蔼的优良品质，与自以为是、虚伪、傲慢、欺诈、腐败、自我欣赏、完全只关心个人利益的负面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旅行者记录中交织在一起，让人着迷、赞叹而又沮丧、烦恼。

文学屏蔽了革命

去年1月在德黑兰等候入关的时候，我翻阅着薄薄的《凯撒诗选》:“为了抵达，我穿过怎样的路，在行路之起点，我已抵达终点”(《给心灵的信条》)，“我们是浪，我们的结合是断离自己，岸是一种借口，离去即是抵达”(《离去即是抵达》)。这是伊朗当代诗人凯撒·阿敏普尔写下的诗句。我看到了年这个伊朗太阳历的日期，一种时空错位的恍惚占据了我，我知道波斯古老的智慧和修辞，将会一直伴随我的伊朗之行。此刻是星期四的凌晨，也是伊朗周末时间，20年前的每个星期四(伊朗星期六)上午，一个地下文学读书会将在德黑兰开始活动，这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经典场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部小说还是一系列真实读书活动的记录，在伊朗，其中的差别也许并不重要。

年秋，阿扎尔·纳菲西感到在政治的现实和法令的专制下低头，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她辞去了教职，决定纵容自己去圆一个梦。她挑了七位最优秀用功的学生，邀请她们每星期四早晨到家里来讨论文学，她们清一色是女性。

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想象我们处在有时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想象我们在最隐私的秘密时刻，在最奇特的平凡瞬间，聆听音乐、坠入情网、漫步街道，或在德黑兰阅读《洛丽塔》。然后，再想象我们的这一切被剥夺，赶入地下，见不得光。今天我之所以会写纳博科夫，是为了庆祝我们即使在德黑兰的逆境中依然读了纳博科夫。这是德黑兰的《洛丽塔》，不仅《洛丽塔》给德黑兰换上一种不同的色调，德黑兰也让我们重新定义纳博科夫的小说，将它转化为“我们的　《洛丽塔》”。(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朱孟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6一7页)

一个看似阳光灿烂的起居室，在周末的上午变成了犯规的场所，小说中的世界已经溢出书本，不但占据了围坐在一起的读者的心灵，而且覆盖了她们用来讨论阅读体验的房间，她们所处的世界已经被文学击退而遭到了屏蔽。19岁的纳博科夫同样屏蔽掉了房间外的枪炮声，他孤独地写着诗，把俄国大革命关在了窗外。阿扎尔·纳菲西对她的学生说:“且看七十年后，我们对文学公正持平的信念，能否让我们超脱这另一场革命所造成的黯淡现状。”

荒谬的虚构本质宰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这两个世界何者较真实，我们又究竟属于何者?　我们再也不知道答案。或许要找出真相，只有努力发挥想象力，清晰道出这两个世界的模样，并在这过程中，赋予我们的梦想和身份一个具体的形式……不可思议的是，当所有可能性都被剥夺了，再微小的开口也可能成为极大的自由。当我们共处时，我们觉得自己几近绝对的自由。那第一个星期四的早晨，这种感觉便弥漫于空气中。(《在德黑兰读洛丽塔》，27一29页)

《洛丽塔》究竟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是一个12岁的萝莉被老色鬼强暴的故事，还是一个少女在狱卒的怀里啜泣的绝望故事?　这是禁忌世界的一个传奇，还是撩拨人类内心欲望的一首幽曲?　这是一个野丫头误入歧途、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遭遇，还是一个人的生命惨遭另一个人剥夺的悲剧?　亨伯特的叙述是自白性质的，他侵占了洛丽塔，并且忧喜参半地提醒我们“她无处可去”，亨伯特以理所应当的正常态度表达出对于生命的冷漠，尤其令人震撼和胆寒。更重要的是，亨伯特既是侵犯者也是叙事者，在亨伯特的叙述中，洛丽塔已经被他彻底唯我化了，洛丽塔的真实的身世已经遭到篡改和捏造，洛丽塔是以亨伯特的造物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亨伯特的叙述中，洛丽塔早已转化为他年轻时失去的旧爱安娜贝·李，我们只能隔着安娜贝·李去想象另外一个洛丽塔。

在某一方面，伊朗的真实过去在窃据者的眼中仿佛不存在，就像洛丽塔真实的身世在亨伯特看来已幻化于无形。洛丽塔的身世、欲望和生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在亨伯特渴望将一个十二岁的野丫头变成情妇的妄想面前，必须黯然失色……在读者心目　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人相连，独立的洛丽塔不具意义;惟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洛丽塔这类受害者未曾替自　己辩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故事。基于此，她成为双重受害者:她被剥夺的不仅是她的生命，还有她的故事。亨伯特透过优美的辞藻，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入美国消费主义的陈词滥调与细微残酷，博取读者的同情心，怂恿读者相信他勾引一个寂寞寡妇、因垂涎其女而与寡妇结婚的无耻行径，是可以理解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38一43页)

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纳博科夫提醒过《洛丽塔》的读者:“评论文章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探讨洛丽塔，唯独漏掉一个:它的美丽与哀愁。”正如阿扎尔·纳菲西所说，“纳博科夫大部分小说如　《斩首之邀》《斜纹章》《埃达》《普宁》，总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的影子，一个惟有透过虚构方可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他的男女主角不至于彻底绝望，这个世界成为残酷人生的避风港。”对于美丽与哀愁的世界的凝望与想象，为身处绝境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妄而又实在的救赎。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回忆》中，提到过他童年时代床头的一幅水彩风景画，远处茂密的森林把眼前的一条小路完全吞食了。纳博科夫的母亲给他讲过一个男孩循着这条小路，消失在床头的画里的故事。

想象你走在花木扶疏的小径。正值早春日暮，约莫六点钟，太阳逐渐西沉，你踽踽独行，迎面拂来黄昏的清风。忽然间，你感到有东西落在右肩。下雨了吗?抬起头，天空仍看似晴朗，只见零星乌云。回忆便是如此袭击我，突兀且毫无预警;我浑身湿透，忽然又独自被留在晴朗的小径，带着雨的回忆。我们在那间起居室远离外界现实的伤害，我们被迫接受这现实……当你想象我们在那间起居室时，必定也了解我们多渴望就这么消失。我们愈遁入避风港般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便愈疏离。当我走在街头时不禁自问，这些是我的同胞吗?这里是我的故乡吗?我是谁呢?(《在德黑兰读洛丽塔》，61一76页)

波斯修辞与民族特性

德黑兰是我到达伊朗的第一站，空旷而老旧的清晨街道，是伊朗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参观了格勒斯坦皇宫和地毯博物馆后，我在当天中午马不停蹄地飞往伊朗南方城市设拉子，然后从设拉子、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卡尚一路坐车返回德黑兰。伊朗的面积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面积总和还要大，但是三分之二的领土是荒漠。伊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年的大约一千两百年中，波斯人统治了从黑海　(今土耳其北部，邻近东欧)到中亚的这片地区。在波斯漫长的历史中，波斯始终与其他许多古老的强大帝国保持交往，而且这种交往常常是战争。三次大规模的入侵给波斯文化、心理、文学和艺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入侵者包括亚历山大大帝、阿拉伯人、成吉思汗。

伊朗没有恐怖活动，机场的安检也相当松懈，矿泉水可以随意带上飞机。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似乎停滞在年伊斯兰革命时期了，不过马汉航空从上海直飞德黑兰，和从德黑兰飞设拉子，倒都是全新的空客飞机。伊朗对于女性装束的要求非常严格，即使是外来游客同样需要佩戴头巾，上衣要盖过臀部，但是化妆和高跟鞋倒是不受限制。在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伊朗曾经是整个中东地区除土耳其之外最为世俗的国家，伊朗女性享有非常高的自由度，一些富有阶层的女性更是过着非常西式的生活，伊朗王后本人更是被誉为时尚代言人。现实中的伊朗女性，与《我在伊朗长大》中的妈妈和奶奶一样，具有西方女性漂亮优雅的特征，而在面对陌生游客时又具有西方女性不常有的亲切与随和。年6月3日，伊朗女性时隔36年，又重新能够回到体育馆，观看伊朗职业篮球联赛总决赛，她们坐在专门的女性观赛区里。这是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首批到现场观赛的女球迷。这得益于伊朗政府发布的一项新法令，这是过去十多年里伊朗女权运动支持者不懈努力的结果。伊朗的体育场馆设施也将面临技术改造的问题，因为伊朗的体育场馆里没有女厕所。前年5月，一个鼓励伊朗女性上传自己不戴头巾照片的“我的秘密自由”的脸谱网页，在10天之内获得了超过14万的点击率，在伊朗再度引起了有关个人穿着自由与宗教传统的争论。脸谱在伊朗是属于被禁网站，这一点击量可以说相当可观了。随便说一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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