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伊朗南部的波斯帝国古都遗址波斯波利斯，当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烧成了废墟。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遗迹残存的石壁上全无表现暴力的画面。石雕图案中有士兵，但并非在作战；也有武器，但并非剑拔弩张。你在这里看到的大多数图案都在暗示着富于人道精神的事件：不同国家的人和睦地聚集于此，带着礼物，亲切地把手搭在彼此肩上。在一个以野蛮闻名的时代，波斯波利斯却似乎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大同精神的地方。对今天的很多伊朗人而言，这处宏伟非凡的遗迹在提醒他们：当年的波斯先祖是怎样的为人，留下过怎样的事迹。

　　伊朗见于记载的历史跨越约年，截至年建立、存续至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国时，由一批保守派宗教人士参与发起的伊斯兰革命将西方支持的前伊朗国王驱逐出境。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政教合一政体，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实验：在这个国民被如此丰富的波斯传统深深浸淫的国家，当权的宗教人士强力推行所谓真主的律法，能否进行有效的统治？

　　波斯是一个武力征伐的帝国，但在某些方面，它也被视为古代较为辉煌和仁爱的文明之一。我想知道，今天的伊朗人对废墟中残存的石刻画面表现的那段历史还有多强的认同感？于是我开始探索“波斯”这个词对伊朗人的意义。而去年我两次造访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正遭到国际社会的排斥，他们的文化在西方电影中被妖魔化，他们的领导人在与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口水战中被塑造为一意孤行制造核弹的邪恶的潜在恐怖主义者。

　　伊朗人的民族身份并没有一个清晰划分的界线，宽泛说来，它包含了波斯、伊斯兰和西方的元素，所有的矛盾共存于其中。然而却有一种“波斯身份”既与伊斯兰教毫无瓜葛，却又与伊斯兰文化相互融合，正如从波斯波利斯周边安置的高音喇叭中传出的宣礼词，它提醒着外来者，他们所在之处不单是一片古老的波斯王土，也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我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那些至少仍在部分方面认同自己的波斯文化之根的伊朗人。或许，在这个成为今日世界的冲突焦点的国度，肌体里依然涌动着千百年来传承的古典血脉。波斯人热爱生活，热衷于美酒、爱情、诗文、歌唱的遗风，是否也感染了伊斯兰文化——恰如某个秘密的电脑程序在后台悄无声息地运行？

　　伊朗首都德黑兰是厄尔布尔士山脚下一个景致非凡、空气污染严重的大都市。很多房屋是用小块的米黄色砖石搭建而成，有金属围栏，看上去一个个小建筑群鳞次栉比，半途而废的工地和公园点缀其间。传承于波斯文化的美丽花园仍时时可见，而砖墙内的私人花园里，果树、喷泉、鱼塘和鸟舍生机盎然。

　　我在德黑兰逗留期间，恰逢两名出生在伊朗的美籍学者回来探访，由于被指控煽动反政府的非暴力革命，已锒铛入狱。他们虽然最终获释，但我回到美国后还是会有人问：你呆在伊朗就不害怕吗？他们以为我也一定有沦为阶下囚的危险。

　　然而我在伊朗是客人，而伊朗人待客极尽热情，他们给客人吃最甜美的水果，坐最舒服的席位。这全都源于一套名为“塔洛夫”的复杂礼仪体系，它潜在地主宰着伊朗人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家庭琐事、政治谈判，凡事都要遵循“塔洛夫”，它是教人们如何去相互对待的不成文律法。这个词有一个阿拉伯语的词源——“阿拉法”，意为了解和获知。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语言人类学家威廉·O·比曼说，“塔洛夫”屈尊俯就的精神是源自波斯。比曼说这是用一种极其优雅的方式“力争下游”，使得人们可以在伊朗这样一个等级制社会里“有悖常理地平等相待”。

　　在伊朗，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热情款待，他们无微不至地满足我的一切需要。

　　但伊朗人会过于执著地取悦对方（或者表面如此），同时又执意谢绝别人的好意（或者表面如此），以至于掩盖了真实意图。交谈者在盛情恳求与婉言相拒间推来让去，费力猜测着对方的所思所想，说出一大堆漫不经心也无足轻重的客套话，直到实情自己显露出来。

　　彬彬有礼、外表诚恳、内心深藏不露，这种伪装的艺术被伊朗人视为“塔洛夫”的最高境界和巨大的社交财富。一位现居法国的前伊朗政治犯这样描述：“人们永远不会要表露意图或真实身份，时刻确保自己不至于陷入危险境地——因为在我们从头到尾的历史中已经遭遇了太多的危险。”

　　诚然，漫长的伊朗历史充斥着战争、入侵和殉难者，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中的排雷少年，他们带着塑料做的天堂之门的钥匙，勇敢地走入雷区，用身体扫除地雷。伊朗的地理位置是所有这些悲喜大戏的根源。如果你用直线连接地中海与北京，或北京与开罗，或巴黎与德里，这些线都要穿过伊朗，它所处的位置就是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交会之地。在年的漫长岁月里，东西半球的交融——贸易，文化，冲突——始终在这里不断地发生着，而伊朗正处在这一切的中心。

　　与此同时，该国的财富和战略位置也引得侵略者纷至沓来，波斯帝国建了又亡，亡了再建，反复多次，历经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国和萨珊王朝直至最终湮灭。侵略者中有土耳其人，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最重要的是阿拉伯部族，他们在新兴伊斯兰教的狂热鼓动下，于7世纪永久地征服了古老的波斯帝国，并步入了带有鲜明波斯色彩的辉煌穆斯林时代。阿拉伯世界的扩张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民族中最富戏剧性的运动之一。恰好处在阿拉伯扩张路线上的波斯在劫难逃，自那时起，伊朗人一直在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有别于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其他部分的独特民族身份。一位杰出的伊朗考古学家优素福·马吉扎德说：“伊朗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因此要改变人们的心灵和民族身份可没那么容易。”

　　例如他们喜欢跟人说，当伊朗遭受侵略时，伊朗人不会被侵略者同化，侵略者反而被伊朗人同化，征服者倒“变得波斯了”，就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在击败并摧毁波斯帝国后，却采纳了它的文化和吏治，娶了一位波斯妻子（罗克萨娜），还命令帐下数千将士效仿，举行了盛大的集体婚礼让他们与当地女子成婚。伊朗人似乎很为自己与外人相处的能力自豪：他们能吸收侵略者的文化中与己相容的部分，却不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这种文化弹性正是波斯民族身份的核心。

　　人类在伊朗定居的最早记录至少可追溯至1万年前，它的国名则源自雅利安人，他们从大约公元前年开始迁移至此。这里有数以万计的考古遗址有待发掘，埋藏着重重叠叠的古文明沉积层。年，有一批激动人心的发现在吉罗夫特城附近出土。当时，位于东南方向的哈里勒河沿岸山洪暴发，激流令数千座古墓重见天日。目前该项发掘工作只进行了六季，出土的东西还不多，但已经找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器物，包括一只年代距今年之久的青铜羊首，并有人认为吉罗夫特可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时期的一个古文明中心。

　　考古学家优素福作为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史学权威主持了发掘工作。他曾经是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在伊斯兰革命后丢了工作，移居法国。他说，岁月荏苒，“世事已经变了”。人们恢复了对考古学的兴趣，他也受邀回国主持吉罗夫特城的发掘。优素福认为，吉罗夫特可能就是传说中“失落的”阿拉塔文明，它存在于公元前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因出产华美器物并将之传入美索不达米亚而闻名于世。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而其他学者仍持怀疑态度。需要找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使这个问题盖棺定论呢？优素福满怀期待地笑了笑说：“须得一座像石雕拱门那样的东西吧，门上写着‘欢迎来到阿拉塔’。”

　　伊朗还有数以千计的遗址未经考察，而进一步开展发掘工作的前景却颇为渺茫。在伊朗，肉价颇高，就业机会匮乏，官僚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而且国家机关的腐败——按照三个人先后给我的说法——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史无前例地严重”，并“体制化”的。优素福说：“这个国家的需求很多，显然考古不是什么紧要问题。”但自从吉罗夫特遗址出土以来，“所有省份都对发掘产生了兴趣，每个小镇都希望像吉罗夫特那样闻名世界。他们都很骄傲，彼此还会竞争”。

　　优素福惬意地靠在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中一张人造革沙发椅上，一边大嚼着小绿葡萄，一边沉思伊朗国民性的成因。他觉得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地理位置——当伊朗人一次又一次被征服时，“他们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去沙漠吗？他们无处可躲，无处可逃。”于是他们留了下来，与敌人和平共处，学会了伪装，创造了“塔洛夫”。“他们的文化深深植根于过去”。

　　伊朗的国民意识中总潜藏着一份沉甸甸的古国遗产：自由和人权的概念或许并非是古希腊人最先提出的，而是早在公元前6世纪，发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大帝治下的伊朗。居鲁士建立了第一个波斯帝国，它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盛的国家。传说居鲁士是一位勇敢而谦卑的君子，一生中功勋卓著，是他在公元前年让在巴比伦为奴的犹太人重获自由，送他们返回耶路撒冷，用他给的钱重修圣殿；他建立的国度被称作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宗教和文化宽容政策的帝国，最终接纳了至少23个民族，使他们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和平共处。最早的都城建在帕萨尔加德，后来，这个帝国在居鲁士的继任者大流士治下达到了鼎盛，疆域从地中海一直延亘至印度河。

　　因此，波斯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

　　德黑兰的政治、经济分析家赛义德·莱拉兹说：“我们有种渴望再度成为超级大国的怀旧情结，我国发展核技术的雄心与这种愿望有直接关系。”报纸上的标题还是老生常谈：去年12月，由美国各核心间谍机构一致通过的《国家情报估测报告》得出结论，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军方项目已于年中止。伊朗仍在制造浓缩铀，坚称只是为了给核电厂提供燃料，然而高度浓缩的铀也是制造核弹的关键原料。为了遏止伊朗的核计划，联合国对之施行了越来越重的经济制裁。但是伊朗的保守强硬派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丝毫不让步，而且时常对邻国以色列发出威胁言论，否认纳粹进行过犹太人大屠杀，据美国政府声称，他还向伊拉克极端分子输送武器和军需物资，用以对抗伊拉克政府和美国驻军。

　　赛义德说：“伊朗的国土面积一度是现在的三倍，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扮演着稳固的超级大国角色。”他身材清瘦，风度翩翩，戴一副眼镜，上浆的衬衫挽着七分袖，此刻正坐在雅致的公寓里，身旁是一盏凤头鹦鹉造型的灯，上面装饰着真正的羽毛。伊朗帝国曾经囊括了今天的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约旦、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和高加索地区。“千百年来，我们的国界不断内缩，但这份与现实针锋相对的‘超级大国’情结却从未消逝，这都是我们的历史造成的”。

　　归根到底，这种情结还是源于居鲁士大帝，尤其是一个名为“居鲁士圆柱”的物件。这大概是伊朗人最崇敬的文物，现藏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有一个复制品。这只黏土制成的圆柱形如玉米，上面用楔形文字刻着一道法令，有人称它是史上第一部“人权宪章”，要比英国的大宪章早将近两千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份对宗教和种族自由的倡议书；它废除了奴隶制和任何形式的压迫，禁止使用武力或掠夺手段攫取财产；它还赋予成员国自主决定是否臣服于居鲁士大帝的选择权。“我的统治，从不依靠战争”。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说：“若是想要了解伊朗的真面目，就去读读居鲁士圆柱上的碑文吧。”我们进入她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公寓楼里，来到一座排列着桃花心木书橱的地下工作间，其中的一只书橱里就陈设着居鲁士圆柱的微型金质复制品。她把存放金柱的有机玻璃盒捧出来给我看时，庄重得就像捧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她说：“像居鲁士圆柱这样的伟大事物在伊朗曾经出现过许多次，可是外界却不知道。我在国外的时候，人们听说伊朗大学中女生比例占到65%，都惊讶不已。他们看到伊朗的绘画和建筑时也很受震撼。他们用来评判伊朗文明的依据，只是过去30年间的道听途说”——伊斯兰革命，个人自由，尤其是女性自由方面的退步，核计划，以及与西方的敌对。伊巴迪说，他们对伊朗此前数千年的历史一无所知，不了解伊朗人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保持了独特的民族身份，不与侵略者合流。

　　例如，在阿拉伯入侵后，伊朗虽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最终我们转向了什叶派，跟阿拉伯人不同，他们是逊尼派”。

　　伊朗人固然还是穆斯林，却并非阿拉伯人。“我们是伊朗人”。

　　事实上，当我问伊朗人最希望世界了解他们哪一方面，他们首先说的就是：“我们不是阿拉伯人！”（紧跟的是“我们不是恐怖分子！”）谈话中总是透露出某种波斯沙文主义的味道。

　　尽管从经济上看，伊朗的表现不像迪拜或卡塔尔那样强势，但他们仍然自视甚高。伊朗人普遍认为，征服伊朗的阿拉伯人比住帐篷的贝多因人强不了多少，一切文化全拜伊朗所赐。看到伊朗人对阿拉伯人如此愤恨，你会以为双方的冲突不是年前的旧事，而是上礼拜刚刚发生的。

　　我在一次婚礼上遇到一位神态雍容像老牌影星的妇人，旁边的丈夫也是仪表堂堂，身穿白色小礼服，叼着一只烟斗。我们谈话还不到五分钟，她就开始向阿拉伯人开炮。

　　“他们一来，一切都完蛋了，我们再也没有当年的辉煌了！”她一边说，一边伸手比划出掐人脖子的动作。席间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名叫阿里，是位英文教师。我们开车去他在设拉子郊区的家，一路躲闪着摩托车和追尾车辆。阿里告诉我，波斯帝国的灭亡在今天的国民意识里仍然无法释怀：“在阿拉伯人来到之前，我们是一个伟大而文明的强国。”接着他又老生常谈（尽管这种看法存有争议）地说道：“阿拉伯人烧了我们的书籍，强暴妇女，还害得我们年不能公然说波斯语，否则会被割掉舌头。”

　　菲尔多西崇拜

　　但伊朗人还是照说波斯语。尽管他们的官方语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阿拉伯化了，但根基却还是古波斯语。10世纪一位名叫菲尔多西的诗人被尊为拯救波斯的语言和历史的大功臣。菲尔多西是伊朗的荷马。伊朗人对他们的大诗人极度崇拜——鲁米、赛义德、欧马尔·海亚姆、哈菲兹……数不胜数。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求爱情与生活的方向，甚至有些伊朗人会说这些诗篇的指导意义不亚于《古兰经》。当伊朗人在阿拉伯人的压迫下不能畅所欲言时，是诗人们巧妙地化言论为诗行，诉说人民的心声。考古学家优素福说：“诗人有时会被处死，但他们依旧不懈讴歌。”因此，虽然今天的伊朗除了波斯人以外还囊括了许多族群（和语言），土库曼人、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库尔德人等等，但“人人都会讲波斯语，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活语言之一”。

　　英雄诗人菲尔多西是厌恶阿拉伯文化影响的虔诚穆斯林，他花了30年时间创作伊朗史诗《列王纪》，尽量不用源于阿拉伯语的字词。《列王纪》全面展现了50个王朝的兴衰功业，讲述历代国王的即位、去世、频繁的退位和暴乱，最后以阿拉伯人入主伊朗告终——这被描写成一场大灾难。书中最推崇的人物鲁斯塔姆是个侠士般的角色，国家的救星。他勇气非凡、品格高尚，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波斯学者迪克·戴维兹的话说，是位“智计百出的英雄”。戴维兹是《列王纪》英文版的译者，他说：“鲁斯塔姆的故事就是伊朗人的神话，反映了他们对自身的认识。”

　　《列王纪》讲述了彼此争伐的国王和英雄武士之间发生的故事，它往往把英雄描写得比他们的君主高尚，因而落入明珠暗投的窘境。诗中潜藏的一个观念是，品行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却最不愿称王，他们更喜欢致力于探索人类的终极关切：智慧的本质、灵魂的命运以及天意的奥妙难解。

　　《列王纪》的原本早已佚失，存留的都是抄本，其中一本就收藏在德黑兰的古勒斯坦王宫博物馆。负责看管它的是一个面相甜美的姑娘，名叫贝赫纳兹·塔布丽兹。她清理出一张大桌子，铺上绿色毡布，再走进隔壁那个装备有火灾、地震警报器和气候调节装置的防弹室，从保险箱里取出一只黑盒子。然后她把一块红色天鹅绒铺在绿毡布上——只要条件允许，伊朗人喜欢把任何事情都弄成一个小小的典礼。我被要求戴上手术口罩，以防唾沫星子和呼出的水汽损害手稿，贝赫纳兹又戴上一双雪白的棉布手套。她轻轻地把这本大约于年制成的古书从盒子里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用指尖翻动书页，我则拿着放大镜仔细查看它的22幅插图。这些画面浸润着伊朗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一个人被绑在树上等待命运的判决，鲁斯塔姆在战场上无意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苏赫拉布，人们骑马持矛对抗大象背上的侵略军。每一幅都栩栩如生，色彩鲜艳，用的是将矿石研碎、混以花瓣汁液制成的墨水。

　　据说伊朗街头任何一个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都能背上几句菲尔多西的诗，在大学里，在某户人家的公寓里，在传统的伊朗茶舍里，总有人在诵读菲尔多西。德黑兰城南的“阿扎里”就是这样一家茶舍，四壁贴的装饰画中都是《列王纪》中描绘的场面，其中就有鲁斯塔姆误杀苏赫拉布的场景。说书人表演了一段单口节目，随后，乐师们弹奏着传统音乐唱起歌来，唱的是对女子或真主之爱的渴求。人们或围坐在长桌前，或躺卧在铺着波斯织毯的平台上，抽着细小的巴赫曼香烟，应和着乐声拍手。侍者端上椰枣、饼干和茶，精致的玻璃茶盏里放着小汤匙。接下来还有烤肉串、酸奶、腌菜和甜菜沙拉。孩子们在桌上跳起舞来，大人则在一旁喝彩，掏出手机给他们拍照。

　　因为有了菲尔多西，伊朗人始终没有丢掉自己的语言，这使得他们团结一心，不致迷失于外部世界。他们为了护卫自己的文化基石也同样费尽心力。

　　就拿波斯新年来说吧，13天的狂欢期间，商店全部关门，人们大吃大喝，跳舞，吟诵诗歌，燃起篝火，从火堆上方反复跃过。这个约在春分时节举行的节日类似感恩节，是波斯曾经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遗风。其教义宣扬善恶二元、自由意志、末日审判、天堂地狱和全能一神的概念，影响了很多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信仰。阿拉伯人来到波斯的时候，带来对他们而言尚属新奇的一神教信仰，却不知道波斯人的一神崇拜传统已经有千余年了。

波斯文化身份对伊朗国王来说别有用处。他极力推崇波斯波利斯和居鲁士，同时把西方的音乐、服饰、行为模式和商业利益潮水般地引入伊朗。为了建立伊朗人的民族自尊，他在年推出了一场盛大的波斯帝国周年纪念庆典，不料适得其反，令他大失民心。此次庆典在波斯波利斯的城门外建起一座奢华的帐篷城，VIP套间里有大理石盥洗室，美食从巴黎空运而来，贵宾名单上满是国际权贵，却几乎见不到伊朗人。国王的治国之道看起来充斥着太多、太快的现代化，激怒了很多伊朗人。

　　德黑兰大学的戏剧教授法林·扎赫迪说：“当时我们正在西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公众对西方文化并不真正了解。”伊朗人觉得这是文化侵略，便用媒体抨击和街头游行表示反抗。

　　国王的疑惧之心越来越重，他的秘密警察组织SAVAK（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的手段就越来越残暴。该组织是年在美国和以色列顾问的帮助下建立的，据说曾处决过数百人；另外还有很多人遭到监禁、酷刑和流放，被军队杀害的游行示威者超过人。因此，当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宣称要让人民摆脱这暴政的枷锁时，他的雄辩口才和正直品格令伊朗人大为感动。在经历过国王的无度现代化之后，这样一次宗教复兴让伊朗人一时间感觉如沐春风。

　　不过，很多伊朗人天性并不十分虔诚，对于去清真寺祈祷和斋戒不大热衷。“他们有强大的灵魂和精神，”地毯销售商阿尔沙说，“但这和宗教是两回事。”伊朗人更倾向于遵循古代流传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教思想，厌恶繁文缛节。

　　伊朗人的灵性之旅更多的是向内心探寻，如波斯古谚云：“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上帝。”

　　因他们当然没有料到宗教人士会接管商业、政府机关、法庭和日常生活，连如何上厕所、怎么做爱都要立下规矩。以石击毙、绞刑、斩掉手指或四肢，这些令人想起黑暗中世纪的刑罚被投入使用。如今中央政府已不再赞成实施部分古老刑罚，但外省的保守派毛拉们在还恪守古道。阿里说：“他们把天堂强加给我！”一天晚上在他家，六七位朋友围坐成一圈推心置腹，诉说困囿于一个充满恐怖和秘密的环境中的可怕：你不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是否会被朋友或心爱的人告发。“无论宗教领袖还是寻常百姓，每个人都得伪装，”一位化名“D先生”的大胡子锁匠轻声说，“你不知道谁在讲真话，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教徒，谁是假的。”波斯有一句俗语：墙内有老鼠，老鼠有耳朵。

　　“你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阿里说。

　　“你的一呼一吸，他们都知道。”D先生说。

　　革命的一代

　　那么伊斯兰革命对人们的波斯文化身份有何影响？这方面发生的转变带有鲜明的伊朗风格。

　　我在德黑兰的戏剧教授法林家喝茶，她的公寓陈设考究。她说伊朗人赞成清除西方文化垃圾，“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政府引入的那一套同样不符合伊朗人的身份”。在这种文化迷茫里，“老文化的元素”——传统音乐、波斯绘画、阅读菲尔多西——逐渐复兴，“我们称之为‘失落的帝国’”。

　　我们正聊着，一位名叫雅斯的年轻地下说唱歌手加入进来。他顶着一头打理成刺状的黑发，留着时髦的连鬓胡子，漂亮的眉毛形状就像两只黑香蕉。他脖子上戴着银色的琐罗亚斯德教“王者灵光”链坠，它的飞翼造型象征着灵魂通过善思、善言和善行得到升华。雅斯正是年后成长起来的“革命一代”，他们在伊朗万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二。人们说这一代人玩世不恭，对未来缺乏信念，库尔德电影人巴赫曼·戈巴迪称之为“灰烬一代”，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伊朗，去往欧洲等地。有些人对本族的波斯历史有丰富的了解，同时又支持“伊斯兰大统一”思想；有些人觉得自己是纯粹的波斯人或纯粹的伊斯兰教徒；还有人用非法卫星天线接收电视节目，沉浸在西方文化中。法林说：“他们患上了精神分裂。”

　　雅斯的说唱歌曲都是关于波斯诗人、自己的祖父母和伊朗历史的。他最受欢迎的歌曲《我是谁》是为回应电影《斯巴达勇士》而作，这部电影讲的是希腊斯巴达人和所谓的波斯“不朽军团”之间著名的温泉关战役。“希腊人被刻画成英雄的、无辜的、文明的，”雅斯说，“而波斯人则被塑造成作战手段卑鄙的丑陋野蛮人。”电影在国内外的伊朗人中激起了猛烈的声讨，他们认为这是文化攻击。为了驳斥它，雅斯用说唱乐赞美波斯波利斯和居鲁士大帝，同时也批评沉湎于往昔荣耀、不思进取的同胞。

　　讽刺的是，时常被人称作“第二次阿拉伯入侵”的伊斯兰革命不遗余力地试图割断伊朗与古文化的联系，结果却反而使之更为牢固。它激起了伊朗人内心深处那份与古老血统相连的身份认知：他们是世界上存续最久的古民族的直系子孙，这渊源在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这样的地方被人们纪念着。一位名叫哈希姆的土木工程师告诉我说，人们最近在居鲁士大帝陵墓举行了一场即兴庆典，用手机短信传递消息，数千人“不约而同地”来到现场，每人购买多张入场券，以支持陵墓修复工程。庆典是非正式的，没有演讲，没有仪式，“只是为了向居鲁士大帝致敬和表示团结一心”。

　　法林摇了摇低垂的头，透出对世事的疲惫：“对我们民族身份的攻击从未停止过，而我们的回应就是回归血脉最深处的那个身份。每个伊朗人骨子里都藏着皇帝或女王的尊贵，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个亦非东方亦非西方的神秘古国

她的面纱下究竟什么样？

壹行·伊朗

伊朗与你想象的不一样

神秘

波斯

热情

美好

消息来源于华夏地理，文章由壹行伊朗编辑整理

如需转载，请联系客服，并注明出处

投稿请发至邮箱：yixingyi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