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dstock,ThreeDaysofPeaceMusic,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生活富足，但思想保守，外加冷战气氛黑云压顶，青年们便决心挑战世俗价值。垮掉的一代，在西海岸率先发声。他们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举办诗歌、音乐等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涌入该城，尤其以海特区（Haight-Ashbury)为中心的街区。到年，媒体便把这些人称为“嬉皮士”(hippies)。海特区的一个街头剧团“崛地者”（TheDiggers），在路上进行互动表演，发放免费食品，建立免费诊所等，深信“自由/免费”（Free)的观念能够改变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以大家庭聚居形式存在的嬉皮社区，也不乏各色人等，各怀意图，比如有离家出走的中产阶级青少男女，也有怀抱激进思潮或热衷乌托邦实验的人士。

JeffersonAirplane，

在这之前，利瑞（TimothyLeary)在哈佛大学进行迷幻药（LSD）实验（不久即被解雇），认为迷幻药可以改进思维能力，同时结合他的口号“Turnon,TuneinandDropout"，在社会上大力推广。另外，青年KenKesey早在年就组成一个叫MerryPanksters的社团，在全国巡演的同时，推动迷幻体验。而此时，在披头士与鲍勃.迪伦的推动下，音乐已从民谣转成摇滚，在旧金山，出现了"杰弗逊飞机"(JeffersonAirplane)、“感恩而死”(GratefulDead)两只迷幻乐队。年1月，“崛地者”举办了万人参与的演唱会，不仅推动了迷幻音乐的发展，而且助长了嬉皮集会的风气。

年10月，嬉皮们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集会，抗议加州政府宣布LSD为非法药物的做法。年1月，他们在同一地点举办规模更大的集会，称为“人的聚会”（HumanBe-in)，有两万人参与，包括垮掉一代诗人金斯堡，迷幻药宗师利瑞，“感恩而死”、“杰弗逊飞机”等乐队。这些集会上，青年们头戴鲜花，唱歌嘻乐，提倡“要做爱不作战”，以抵制政府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新上任的里根州长，派遣国民卫队进驻伯克利校区，反战青年们面对刺刀，不畏暴力的照片，迅速流传；另有一青年，将鲜花插在士兵的枪管，作为回应，也广为流传。所以，嬉皮们又被称为“花之子”（flowerchildren)，他们的集会被称为“爱之集会”(Love-in)。旧金山也成为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alism)的地标。年6月，披头士发行专辑Sgt.PepperLonelyHeartClub’sBand和单曲"AllYouNeedisLove"，成为嬉皮士的文化符号。也在这个月，ScottMcKenzie创作的歌曲“SanFrancisco”/“BeSureToWearFlowersInYourHair”唱遍全美。

年6月，蒙特利流行音乐节在旧金山举行，这是摇滚史上第一场大型音乐节，诞生了一些摇滚明星（JanisJoplin,JimmyHendrix)。而后的年8月，在纽约州东南部郊区，举办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RockFestival)，风雨无阻，三日三夜，吸引了四十万人参与，史无前例。

年6月，新闻周刊杂志做了报道，题为：《嬉皮来了》；年7月，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故事是《嬉皮，一种亚文化哲学》。自此，嬉皮运动正式登场，其主要理念，除了“爱与和平”(LovePeace)之外，还要求抵制中产阶级的陈腐观念，反抗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Materialism)（比如马尔库塞认为，人被商品奴役，成为“单向度之人”），否定西方主流价值观、崇尚东方哲学等（当时嬉皮士盛行以摩托骑行，或徒步搭车，或自驾旅行的方式，到印度等地观摩，形成所谓的“嬉皮朝圣路线”）。

年诞生于旧金山的“爱之夏”，影响巨大。它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反对越战与核武器，性解放，女权运动，黑人以及印第安人要求平权等等，进而引发大城市里的工运学潮，如芝加哥的工人罢工，洛杉矶的城市贫民暴动。这场运动也波及海外。年4月底，在伦敦的亚历山大宫举行了长达十四小时的嬉皮盛会。披头士、迷你裙，使得伦敦成为时尚之都（被称为“swingingLondon"），万人膜拜。在柏林，也出现类似的嬉皮集会。在巴黎，年爆发五月革命，青年学生冲击总统府，并与工人在街头堡垒与警察展开搏斗。在布拉格，年8月，苏联部队进入捷克镇压改革，当地青年奋起反击苏军坦克。

年底，海特区由于汇集的人口过多，公共卫生告急，加上市政疏导，嬉皮士们纷纷离开。之后“爱之夏”的精神火种，虽然继续传播，但也蒙受挫折。年夏驻扎过海特区的曼森家族（theMansonFamily)犯下多重命案，滚石乐队在加州的一场演出，有一人在现场骚乱中丧生。而后一些摇滚明星（如JanisJoplin)也因服毒过度意外死亡。从年肯尼迪被刺，到年发生水门事件，暴力与黑色幽默，可用同期发布的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ClockworkOrange)来概括。“爱之夏”开启了宽容进步的社会风气，但同时也埋下了它晦暗一面。到七十年代中期经济全球衰退，八十年代西方回归保守大潮，昔日的嬉皮，要么回归主流体制，成为外表精致、倚重消费的“雅痞”，要么由愤青成为犬儒，消弭在市井之中。

但是，从历史及思想史的角度来说，“爱之夏”的精神遗产将会一直留存。今年是年肇始的嬉皮运动（或称反主流文化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全球各地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由英国当代著名诗人CraigRaine创刊于年文学刊物Arete，早在年秋就提前推出纪念专辑，邀请英国时下的文艺人士，回忆他们当年亲身经历的“爱之夏”。现择取几篇，译成汉语，以飨读者。

第一篇：伊恩·麦克尤恩的回忆

IanMcEwaninterview,

作者简介：伊恩·麦克尤恩(IanMcEwan,--)是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出生于英格兰的奥尔德肖特，毕业于布莱顿的萨塞克斯大学，后在东英吉利大学获硕士学位。一度投身于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后来对这一反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感到厌倦，于年在伦敦定居下来。伊恩·麦克尤恩性格刚毅，思维敏捷，具有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他擅长以细腻、犀利而又疏冷的文笔勾绘现代人内在的种种不安和恐惧，积极探讨暴力、死亡、爱欲和善恶的问题。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内容大都离奇古怪、荒诞不经，有"黑色喜剧"之称。

逃离中的逃离，是幸运的

伊恩.麦克尤恩昨非译

跨入六十年代，我刚好十一岁，我倒更愿意说，是十一岁半。年的第一周，我乘坐一架战时DC-3型号的双引擎飞机，从利比亚返回英国，赶赴萨福克的寄宿学校上学，当时是我在那儿的第二个学期。我的外套最上面的扣子，印着一个显眼的标志，上写“普世家政”，刚好部分盖住黄色的新月图案，以及下面的文字（是拉丁文，意为”如若没有上帝，一切皆是虚无。”）。该家政公司的保姆，将到希思机场接我。飞机一启动，我一边挥手，向站在伊德里斯机场跑道的父母告别，一边止不住哭了。飞机穿越长达三十公里的肥沃地带，才离开非洲大陆。而我一直眼泪汪汪，寡有言笑。我父亲戎马一生，其时被派回英国任职。我有一种预感，后来也证实这种预感是对的，我将永远离开这块我深爱了六年的土地。我也知道，自己回国后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按照当时的标准，小小的伍弗斯托学校，算是个不错的国立文法寄宿学校。但是当时的标准其实是极低的。一个凶神恶煞似的苏格兰女舍监，看管着六十来个十一岁男孩的衣食住行，她的职责主要是为我们洗衣，以及查看是否有尿床现象。学校还让大一点的孩参与维持纪律：这些大孩子有权鞭鞑违规者。五年后，当我们也成为大孩子时，我们放弃了鞭鞑权，同时也敦促教职人员拱手交出这个权利。另外，我们抗议有关穿衣的规章，也小获成功。我们要求头发要比规定的多留一寸，结果获得了准许。当时还以为，我们在抵制野蛮之风方面是孤军作战，殊不知风驰电掣的六十年代，已经莅临奥维尔河岸的这片沼泽地。

不料此时，繁文缛节反而有增无减。年我入读苏赛克斯大学。当时规定，晚间九点以后，寝室里就不许滞留女生。新规出来后没几个星期，我就被叫到学校的纪律委员会去了，因触犯了校规，被罚了两英镑。我交了罚金，还天真地认定，检举我的家伙肯定是来自学生会骨干的某位同窗。实际上我根本没必要太当回事。一年后，这条规定就被废除了，并且应大部分学生的要求，校方也解散了纪律委员会。

变化是天翻地覆的，新的风气也应运而生。年的某个时候，我父亲竟然破天荒地给我一个拥抱，这可是我婴孩时期才享有的待遇。我也开始拥抱我的狐朋狗友。这是当时流行的招呼方式。年我将一位大学朋友带往家中，此人碰巧是一位女生。我母亲（出生于年）早早就在客房备好双层床，还打算第二天亲自给我们送早餐过来。我悄悄地对母亲说，昨晚我睡的是客厅沙发。我们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新事物，虽然没人认为那是六十年代在作祟。母亲仍在阅读《妇女天地》，但该杂志看起来比以往轻佻多了。原来母亲认为，外国人吃多了大蒜才有口臭，现在她居然在自己的烹调里也加进了大蒜，然后又添了茄子、西葫芦、新煮的西红柿、黑胡椒粉。到六十年代末时，我家的晚餐桌上，总会出现一瓶酒，当然不一定是白酒。

此后不久，我便爱上了波莉.白德。她是玛格丽特学院院长的千金，当时在攻读社会学。波莉教我做饭。到第二年我俩就同居了，可似乎没人在意这件事情。她用的是口服避孕药，那可是当时的新鲜玩意儿。回家时，我给父母捎来了新奇的糖果，混合着柠檬汁的橄榄油（可用作沙拉酱，拌在莴笋里），还有瓶装的亨氏蛋黄酱。母亲已不再使用老式的调料。年她年届五十，可还是一幅活泼好动的样子。上街时她喜欢挽着我；她穿的裙子，如同其他白领阶层的妻子一样，也变得越来越短了。

与茄子以及其他新事物一起到来的，是六十年代的音乐。在历史上被看作是电掣雷鸣的东西，实际上来自大洋彼岸的微风细雨。比如艺术实验场所的反叛行为，枪管里插着的鲜花1，大麻与迷幻药，还有一种新的时尚，如巨石下山，势不可挡，那就是卷起铺盖，去往音乐节现场，连续几个日夜为“自由”之爱疯狂2。这种对现实的大逃离，予我来说，是幸运的，也是求之不得的。实际上，只要是泊来品，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都让我心醉神迷。

我的大学，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副校长阿萨.布里格斯(AsaBriggs)的带领下，在很多毕业于牛津的年轻教师的支持下（一个个摩拳擦掌)，苏赛克斯大学，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打算“重新绘制知识的蓝图”。这样的环境让我如鱼得水。关于量子力学的一个小型讨论课，正适合像我这样对此领域一无所知的文科生；为期十二周的国际关系史，由彼得.卡尔科雷西(PeterCalvocoressi)亲临现场做一对一的指导，他可是参与过纽伦堡审判的律师；昆丁.贝尔（QuentinBell）开设的后印象主义课程，可以与（公共关系）大师亲密接触；以及关于身心问题的哲学指导课，到今天还让我欲罢不能。维吉尔和但丁，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常规的英文课程，连续几个小时的法语课，每两周交三篇小论文，如此等等，我忙得不亦乐乎，整整三年无休。这期间，我只须尝一口迷幻药，便可能万事皆休。

不吸毒，就只能以其他的流行方式娱乐：当然首先是性，其次是徒步搭车去意大利，玩壁球游戏，偶尔也酩酊大醉，参加正儿八经的圣诞歌曲演唱。与我亲近的男女朋友们，纷纷成双作对了，后来也基本维持现状。他们品貌皆优，左翼倾向，兢兢业业，但绝不是什么革命人士。现在的人们看待六十年代，会觉得我们甚是无趣。但是六十年代，也待我们不薄：我们都出身于小康之家，政府也为我们的教育倾尽全力。我们是有些躁动不安，但基本上快乐无忧。

年，我二十岁半了，住在诺威奇。我遇到一位友善可亲、才华横溢的利物浦诗人特.乔丹，并与她一起过了圣诞节。我们都身无分文，不过她教会我烤面包，味道可口，一日三餐基本解决。接下来的两三年，我开始涉足当时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义无旁贷地留起了长发；登到山顶，吸食麦司卡林（一种迷幻药）；开始漫长的，让人血脉喷张的驾车旅行；用床单捆好衣服，以手托举，一口气裸泳到湖的对岸。

到了年1月，我在剑桥大学靠近耶稣绿地的公园那里，租了一间一居室，打算创作一部幽默小说。一天早上，两位身在北美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我记得是用走廊里的付费电话接的。他们建议我们几个凑点钱，买一辆小型大众牌汽车，驱车漫游一路向东。那算是我在六十年代闲散生活的高潮部分。一连好几个月，我们沿着当时的嬉皮士朝圣路线前行--先是远达白沙瓦，然后撤回，经过伊斯坦布尔、德黑兰、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西北边界省。途中遇到一些伊斯兰教徒，他们恪守传统旧俗，让我们学会善待陌生人。到了六月份，当我们在戈壁土路上颠簸，每小时仅前进十英里，听着“感恩而死”乐队的曲子时，我竟突然渴望回家。当时虽然没有说出，但我已经感到无聊：热浪让人几近窒息，垂手可得的自由，也让我心生厌倦。我打算剪掉长发。我不禁思念起英国的灰色天空与阴凉天气了。我需要工作，需要写作，甚至需要放弃那部并不滑稽的幽默小说，一切从头再来。就这样我告别了六十年代。

注解：

1.记者伯尼·波斯顿摄于年10月21日拍摄的一张照片，一名青年将一朵朵花挨个插在宪兵的枪管里。这一时刻，鲜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平、非暴力。最早发起以花作为和平标志倡议的是诗人艾伦·金斯堡。

2.指纽约州东南部城镇伍德斯托克。年后发展为著名的艺术家聚居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最早举行于年，主题是"和平、反战、博爱、平等"，规模与阵容史无前例。

第二篇：马丁·埃米斯的回忆

MartinAmis,IanMcEwanSalmanRushdie,

作者简介：马丁·埃米斯（MartinAmis，--），当代著名作家，英国“文坛教父”，与伊恩·麦克尤恩（Ian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Barnes）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他是著名的运动派诗人、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Amis,-)之子。年，处女作《雷切尔文件》一举获得毛姆文学奖，时年25岁，被誉为“文学天才”。此后的一系列作品将他推上文坛巅峰，被GRANTA杂志评为“最受欢迎年轻作家”，作品《钱》入选《时代》杂志“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多次入围布克奖，但始终与获奖擦肩而过，评委会的“公正性”因而引起英伦甚至全球读者的愤怒。创作上受到卡夫卡、纳博科夫、乔伊斯等人的莫大影响，笔法中伴随意识流、黑色幽默，以及浓郁的魔幻写实风格。作品以先锋的文学品格、丰富的创作形式、多变的叙述笔法，广受好评，被誉为“蘸着迷药墨水写成”的不朽经典。

时尚与大卫.波伊

马丁.艾米斯昨非译

“这几页需要加入更多的性与暴力内容。”约翰.格罗斯说。他当时负责编辑《新政治家杂志》1的后半部分，包括书评及艺术栏目。约翰是文艺主编里最有文艺范的一位。我当时在他手下干活，撰写有关狄更斯或柯勒律治之类的评述。但是那天他亲自开车把我送到伦敦西城2，为的就是让我去报道大卫.波伊。

那是的早春。如同其他在哈默史密斯剧场门口排队等待观看波伊演出的小年轻一样，我当时看起来糟糕透顶。我属于一个“后青少年嬉皮”。如果我早年去了旧金山，一定会在头发上插上一朵花3。埃里克.霍布斯邦(EricHobsbawn)在《极端时代》一书中，有关时尚的见解让人颇感意外：一群“无脑的声名狼藉”的家伙，成功“预测了事物的走向，甚至完胜专家。”不管怎么说，时尚总能预示未来。（在我看来）还不止于此，时尚--以印记的、讽喻的方式--对当下进行评价。

七十年代的性解放及女性崛起，已是既成事实。在这之后，女人的着装--迷你裙，透视装等等--现在回头来看，体现了一种极简主义的思潮；女性讲求简约，为了张扬女性特质。而男人们，反而变得女性化了--他们这样做，似乎是为了向女人致敬，不过也可看出他们迷茫困惑的一面。至于我自己呢，完全随大流：花衬衫，圆点花纹的尼龙围巾（有点脏兮兮的），丝绒喇叭裤，外加厚底鞋。

剧院门口的人群在悄悄挪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的潮流。有一位青年，连同他身边的一伙人，很是抢眼。他们的打扮，与我不同：修长、有型，服装的花色也很有来头，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另一个人，也即大卫.波伊。这些大卫.波伊的貌似者、模仿者或者替身，就像你在有关猫王4的电视纪录片里看到的角色（宾果游戏的调用者，外表浮夸，留着猫王那样油光发亮的刘海）。模仿猫王的，是为了谋生；模仿波伊的，则是些不思进取的无名小辈，他们留着一式的橘色烫发，只是一味模仿他们的膜拜对象--作为时尚独创者的波伊。

约翰.格罗斯所谓的“性与暴力”，可以让一份像《新政治家》那样奄奄一息的知识分子周刊增加发行量。当时，大卫.波伊最著名的歌曲已被灌成唱片（“SpaceOddity”“ZiggyStardust”5)，但他只是在民间热门的人物，尚不是人人膜拜的神祗。而性--意味着性别，意味着情色--似乎已成为波伊的一个大热点。

可是（回顾历史，不免人让吃惊），暴力却是鲍伊现象的一部分：惊恐莫状的舞姿，《发条橙》6的咏唱主题，纳粹党卫军式的舞台照明。鲍伊后来说，这是对纳粹严酷作风的一种戏仿，是对希特勒的致敬，认为他是“史上最早的摇滚明星之一”。波伊后来收回了以上言论，并深表后悔，说这是自己吸毒后的一派胡言。但是，这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混乱一面。

实际上，观看波伊的演出，观众之所以觉得有暴力倾向，是因为波伊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英年暴毙的主题。他的形象，很容易让人担心他会早逝。几十年后，当波伊被问及他的巨额财富（2亿美元），以及为什么还在不断积累财富时，他说“我是穷人家的孩子”，这一回答倒也实在。波伊的样子，看似一个流浪儿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在哈默史密斯剧院演出的那晚，他脸色苍白，廋骨嶙峋，难免让人联想到战后那一代孩子的生活--粮食配给，户外厕所，维生素匮乏导致的营养不良。

那晚的演出长达好几个小时，鲍伊换装六七次：一会是橘色的连衫裤，一会是纤细的迷你裙，一会是紧身热裤，一会又是贴身舞衣。波伊以前担任过哑剧演员，具有一种柔韧与优雅、哀婉与脆弱的气质。观众看后，会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最主要的还是对他的一种怜惜之情。作为明星，他是如此变化莫测，连他自己也不记得姓甚名谁了：鲍伊之名，是否也与豪伊，佐伊，路易之名谐音呢？波伊曾无助地说:“我倍感迷惘。”不难理解他会迷惘。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幅惘然若失的样子。如果他真地去兑现年发行的一支歌曲(“摇滚自杀”)中的预言，人世间就会再次出现《少年韦德的烦恼》一书出版后年轻人纷纷自杀的现象--年，整个欧洲竟有近两千人仿效韦德自绝。

大概十年后，通过好几个人的引荐，我被叫到了大卫.波伊的演出现场。波伊有一长串的别名（大卫.琼斯/齐格.星尘/汤姆上将/理智阿拉丁/瘦人白公爵/万圣杰克7--也许我们更习惯叫他大卫.波伊。当时我被告知，见面时还有另一人在场，此人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那天我先到圣詹姆斯公园的某处，做了一场演讲，地点就在丽滋酒店的南边；随后一位白衣女士带领我，经过几条通道，穿过灯火阑珊的前厅，来到加了双层门的一座房子前。我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在扶手椅上十指交叉、正襟危坐的人，正是大卫.波伊，而一旁就坐的，竟然是麦克.贾格尔（滚石乐队的主唱）。

接下来是有趣的会谈。与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我认为是这样），我被挑选出来，给上述两位明星很可能出演的一个电影脚本提点意见。这两位人物都是生机勃勃、能言善辩的家伙。名人的光环，偶像的震撼！待我终于习惯了这一场景之后，才意识到当时的谈话都与电影相关（在摄影棚拍摄的片花中，在饭店餐厅，在电话会议等可能出现的电影话题）：情节、主题、冲突、故事高潮、结尾。

还有其他一些零碎的印象。麦克.贾格尔有犬的特质，介之于恭顺的西班牙猎犬及活泼的梗犬之间，坐时扭动身子，姿势生动。而大卫.波伊有猫的特质，属于星罗猫或缅甸蓝猫，尤其是他一动不动的样子。麦克着装简约，奢华，但看似随便；而大卫的着装，裁剪与花色搭配，如二元方程式一般繁复。光是他的鞋子，就让我痴迷半天（皮质与藤草搭配的精巧凉鞋）。我早上起床后，穿袜子时，通常只要两只看上去差不多就行，只要不是臭气熏天就行。可大卫却对我说，挑袜子就如挑黄道吉日，不仅要为脚的舒适考虑，还得为眼睛的愉悦考虑。于是你便不得不开始打量大卫：他的裤子、衬衫、外套......

至于当时要讨论的正事，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电影脚本是这样的：故事中的麦克与大卫，遇到了两位好朋友。说是好朋友，我是从他俩流露的亲切戏谑的语气判断出来的(“我们会成功的”，大卫说）。其中，一位朋友求助于另一位，而后者是类似于埃古8的恶人，试图加害于前者。我记得自己提议把人物弄得典型一些，如把故事里的麦克塑造得像太阳神阿波罗，而把故事中的大卫塑造得像酒神狄奥尼索斯。值得指出的是，电影中要是这样设置，虽然体现人性，通常会一无是处；而电影中如果虚构摇滚明星，则会斩获颇丰。遗憾的是，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我也没有听说下文。

没有下文了。这架由大卫.波伊与麦克.贾格尔联手打造的“豪车”，无果而终。后来在纽约，我有两三次遇到过大卫。他是盛誉之下，不枉虚名：举止无双，彬彬有礼，也常拿他的妻子开玩笑（那个索马里裔的美国人），让人忍俊不禁。不料，不久前大卫突然过世，他刚过完六十九岁生日才两天。

同千千万万人一样，我认为大卫的离世是文化界的一大损失。几十年来，我开始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听他的音乐了。“让我们跳舞”、“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名望”、“金色年华”等作品，使用了独特的切分音符，无处着落的节奏（该是强拍的地方用了弱拍，反之亦然）。在社交视频网站YouTube上，波伊斩获的是真正酷毙的魔王地位。他少有言笑，即便是撩人的曲子，他也决不抖脚（尽管有一两次他动了一下肩膀）；从他的身上，你能见到一种超然度外，一种克制。不管他扮演什么身份，他永远是一位艺术家，地地道道的艺术家。

年，大卫宣称自己有同性倾向；年，他又称自己是双性人，说第一次遇见妻子安吉拉，他俩竟“与同一个上床”。但是同性或双性取向，在他的传记里证据寥寥。这表明，实际上他是直男，只不过对寻欢作乐的越轨行为，有点兴趣罢了。他的本能，促使他要对社会的性别秩序进行颠覆，因为那是他能预见到的未来。就这一点来说，他还真是看对了趋势。9

实际上，我们经历的是类似于中世纪的小小黑暗时代，有一点阳光，这其中的一缕，便是解放情色的“异己”。婚姻平权的观念是这个时代的惊喜，无论是英国的城市广场，还是美国的脱衣舞店与澡堂，都为之欢欣鼓舞。鲍伊，连同他的仿效者（或外表或思想），是这一巨变的披荆斩棘者。我希望，有朝一日，波伊会以此为荣。

注解：

1.《新政治家》，出版于伦敦的杂志，以时事、政经、文化为主要内容，创办于年，内容偏于开明。英国著名作家金斯利艾米斯是担任该杂志时间最长的主编（--）。本文作者是他的儿子。

2.伦敦西区，以商业、娱乐等闻名，以泰晤士和为界，与之相对是东区。

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投身嬉皮士运动的年轻人，不管男女，通常在头发上佩戴花朵，以示“要做爱不作战”的和平反战立场。

4.猫王，指的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美国摇滚明星。

5.大卫波伊最为著名的歌曲，发布于年的单曲“太空遇险”，以及发布于年的专辑《齐格星尘》。

6.《发条橙》，改编于安东尼.伯吉斯的同名小说，年由库布里克拍成电影，讲述了一位无恶不作的少年阿历克斯，在入狱之后，为了提前获得自由而接受人格治疗，却在“痊愈之后”遭到正义的迫害的故事。

7.这些别名，大都来自波伊歌曲中的人物形象。

8.埃古，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一个阴险人物。

9.在英国，同性婚姻法从年3月29日开始生效。这一年前后，全球有更多的国家地区加入这一阵列。

第三篇：约翰.柏德的回忆

满足

约翰.柏德昨非译

我对六十年代，并无什么宏大的看法。只记得年的某个时候，我接到安德鲁.洛格.奥尔德姆（AndrewLoogOldham)的一个电话，他当时是滚石乐队的经理。我俩从未谋面，我与乐队的其他成员也是素未平生，此前与流行音乐的“现场”也没有任何接触。尽管如此，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奥尔德姆才提议麦克.贾格尔（滚石的主唱）与我合作写一个电影脚本。为什么选择我来担此大任？我可不知道。我当时不想追究，因为一旦问了，没准是人家弄错了，误把我当成另一个人来下达任务，我岂不是自取其辱？不过在六十年代，我即便不是大名鼎鼎，因为搞了些“讽刺剧”，也算是个混出头脸的人。这个倒着写的逗号（指“讽刺剧”的引号）冠予我很是恰当，它暗示了当时人们对戏剧从业人员的看法：一群掩人耳目、胆大妄为的家伙，居然想成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以及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的同道。

同样，与贾格尔共写一个剧本，不管怎么说，也是件让人想入非非的事情，接下来我确实风光了好几个星期。麦克.贾格尔工作很投入，不愧是一位予人启发的搭档。我们的日程大体是这样的：他到我在奇斯威克的家，或者我去滚石位于新牛津街的办公室，当时叫“立时屋”(ImmediateHouse，与他们签约的唱片公司名为“立时”有关）。期间乐队经过准备，终于录成一张唱片--我记忆中应该是《纽扣之间》（BetweentheButtons)这张唱片--为了灌唱片，乐队包租了位于巴尔内斯的一个叫奥林匹克的著名录音棚，日夜不停地干了三个月。这在今天看来是万不可能的。

于是我会顺道去看他们录音，经常在大半夜过去。记得乐队会一连好几个小时，一筹莫展。成员们枯坐着，抽烟，闲聊，而布莱恩.琼斯(BrianJones)在边上不停地转悠着，一会儿试着演奏英国管，一会儿又换成低音喇叭，或者是用作短时伴奏的其他乐器。琼斯的音乐天分似乎很高，让他弄什么乐器，他都能随手奉上，当然要花点时间。但我知道，这也得花大把银子。当时有传言说，由于上一任经理打理不善，导致当时的乐队囊中羞涩，不过好像也没怎么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记得有一次去往滚石的办公室，穿过大厅，撞见查尔斯.瓦茨(CharlesWatts)坐在一张小桌子前，正与一个像是会计的人说话。平时春风满面的查尔斯，那天却显得忧心忡忡。“我得想法子弄笔钱过来，谁让我们是滚石乐队呢！”我听见他这么说。

不管怎么着，自接到奥尔德姆的电话，已过去了几个星期。那是一个冬日，我和贾格尔工作了将近一天。这时我说，不好意思了，我要提前收工，因为已接受邀请，要到苏赛克斯大学的工会俱乐部做一场报告，记得是有关贫富差距的内容。在场的奥尔德姆，当然不愿意让我屈尊去搭乘公共交通。

“你何必费那么大劲坐地铁呢？你搭我的车，让艾迪送你过去。你做完报告，他再送你回奇斯威克的家。”艾迪是奥尔德姆的私人司机。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当天晚上刚好赶上天气恶劣，大雨倾盆。这时只听贾格尔说：“你的报告肯定很有趣，要不我也去，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我得告诉各位，贾格尔在这之前，还在伦敦经济学院上过学呢。我们出发了。暴雨，堵车。到达苏赛克斯大学时，我们已经迟到了。校园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又看不清路牌，也不知道举办报告的工会俱乐部在哪儿。我们在大雨里瞎转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到了一栋有灯光的大楼前。大门敞开着，众人正望眼欲穿地等着我们呢。组织这次活动的年轻人，正担心他们有可能不得不取消这次活动。就在这时，他们突然看到今晚演讲贫富差距的嘉宾，竟然由一位驾驶劳斯莱斯的专车司机护送过来，并且从车内走下滚石乐队的麦克.贾格尔，他们肯定要大跌眼镜了。

此时此刻，我怀抱着宠物猫，回忆这如烟往事，不胜感慨；滚石乐队，估计正在古巴、马尼拉、或其他国家地区为成千上万的乐迷献演，而我，已基本离开舞台。

那个剧本到底有没有被拍成电影？我们到底有没有完成任务？我想应该没有。剧本到底关于什么内容？时过境迁，我的记忆已荡然无存。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是疯狂的六十年代，谁还会记得这些！

注解：本文作者约翰.柏德（JohnBird，--)，英国著名喜剧演员。

号：wgsg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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