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为真理而战的伟大战役中，我们必须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项任务同我们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哈里·杜鲁门总统，年

尽管有些英国代表难以驾驭，但是威斯纳还是觉得他在柏林会议上的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对此他是满意的。虽然下一步怎么走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宣传资产清单”上，可以依赖的渠道和个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这笔资产有一个绰号叫作“威斯纳的乐队”，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这些资产的期望：只要威斯纳登上指挥台，这个乐队就可以演奏任何他想演奏的乐曲。

威斯纳又回过头来处理梅尔文·拉斯基的问题。在柏林会议期间，拉斯基就像孔雀开屏似的炫耀自己，使威斯纳十分光火。他原先指示要拉斯基退出舞台的中心，遭到毫不掩饰的忽视，于是他又起草了一份怒气冲冲的内部指令，上写“柏林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关于梅尔文·拉斯基的活动”，声称拉斯基出现在会上“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我们在国务院的最好的朋友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些人禁不起贪图方便（不费力气地做事）的诱惑，置极端重要安全问题和技术细节于不顾。

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种十分不幸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根深蒂固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威斯纳一言九鼎：除非拉斯基被清除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否则中央情报局将不再继续支持这个组织。

威斯纳的这个内部指令通过电报发到了柏林。“接到这份电报的政策协调处官员火冒三丈，回复了一份电报，虚张声势地提出了抗议，但是实际上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拉斯基必须离开。政策协调处为拉斯基脱离这个项目作出了安排。”

对于这件事，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拉斯基和政策协调处有某种关系，因此，他拒绝采取隐姓埋名的姿态，确实危及安全；要不就是他确实如他自己所称，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单干户，如果是这样，那么让他离开就反映了中央情报局此后多次采用的强制性策略。

受命处理清除拉斯基的政策协调处官员是迈克尔·乔斯尔森。此人如被激怒就会暴跳如雷，这个倾向将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拉斯基和乔斯尔森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关系，观察家们后来说这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深不可测：乔斯尔森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拉斯基的上级，但拉斯基对乔斯尔森的影响力却是无可比拟的。

一个代表大会的局内人写道：“乔斯尔森对于拉斯基的任性和听不进意见有时感到十分烦恼。拉斯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根本不加考虑，这一点也有时使乔斯尔森恼怒，但是同时他对拉斯基怀着一种纵容、欣赏甚至惊喜的态度。”在有些人看来，拉斯基带着一种恋母情结依靠乔斯尔森。“乔斯尔森没有儿子。把拉斯基当成儿子看待，他始终维护着拉斯基。”以上是娜塔莎·斯彭德（NatashaSpender）的回忆。拉斯基不同意这种比拟，他称他们之间是一种“兄弟般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乔斯尔森很快就发觉他超乎寻常地维护拉斯基是一种不可取的战略，所以他接受了威斯纳的要求，拉斯基被正式地调离了这个项目。但私下里，拉斯基仍然是乔斯尔森在经营代表大会的全过程中的最密切的顾问。后来还有其他的奖赏。

拉斯基显然已经不再是一大障碍了，现在威斯纳开始采取行动，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实体。年初，政策协调处的项目审查委员会批准了继续经营代表大会的计划，并为之确定一个代号叫作QKOPERA。威斯纳最初作出的决定之一是把代表大会的活动基地从柏林迁往巴黎。把全班人马留在柏林是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性理由的，但是又认为留在那里安全上的风险太大，也太容易受到对方的渗透。

威斯纳向乔斯尔森提出，要他为中央情报局经营代表大会，受劳伦斯·德诺夫维尔领导，而后者则从中央情报局的法国劳工科的角度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进行监督。两人都接受了威斯纳的委任，辞去了他们在美国占领政府中掩护身份的工作，使用假名，乔斯尔森叫乔纳森·萨巴（JonathanSaba），而德诺夫维尔则用乔纳森·吉林（JonathanGearing）。接下来威斯纳把欧文·布朗安排在柏林会议后不久建立的指导委员会中担任要职。“凯斯特勒夫妇和西洛尼夫妇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布朗。”布朗一度被人誉为“一个人的战略情报局”，“一个菲利普斯·奥本海姆小说里的人物”。他曾为杰伊·洛夫斯通（JayLovestone）工作。

洛夫斯通以前曾担任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代表，现在领导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劳工运动的联络工作。布朗在通过秘密渠道完成工作任务中极为机敏，年乔治·坎南曾提名布朗为领导政策协调处的候选人，这个职位最终落在弗兰克·威斯纳身上。汤姆·布雷顿回忆道：“我相信欧文（布朗）的每分钱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他总是说他的钱是工会给的。这倒是一个很适当的掩护。他是个管财务的出纳员，而他却喜欢参与行动策划。他非常聪明，而且交游极广。”汤姆·布雷顿不久就接管了QKOPERA。

被任命在指导委员会任职的还有詹姆斯·勃纳姆。勃纳姆经常参与制定政策和情报圈的工作，是代表大会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知识界与威斯纳的机构之间重要的联络员。霍华德·亨特（HowardHunt）写道：“实际上，政策协调处感兴趣的每项工作，勃纳姆都充当顾问。他在欧洲有着广泛的联系。由于他具有托洛茨基派的背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方面，他都堪称权威人物。”亨特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臭名远扬的狡诈之徒，后来成为水门事件中的管子工之一。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满意勃纳姆的“托洛茨基派”背景。据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迈尔斯·科普兰（MilesCopeland）说，最初“有些流言蜚语，说勃纳姆同‘极左派’眉来眼去，（他是不是同悉尼·胡克、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DanielBeil，是一伙的？）但是有人记得有一种说法，意思是如果吉姆真是一个严肃的共产主义者的话，他早就该加入共产党了，而不会仅仅是一名托派分子。有了这句话，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另外，勃纳姆曾是极左人物，后来又转向极右，因此他与中央情报局的一批呼之即来的顾问们过从甚密。”迈尔斯·科普兰称勃纳姆是一个“信仰金钱、苹果馅饼、棒球、街头杂货店……以及美国式民主，一个十足的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科普兰还说，他从勃纳姆身上学到了下列原则：“统治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权力。”一名冷战战士在提到他时，说他是“那个肮脏的、专搞阴谋的部门中一位口才极好的辩护士。”

年初，他在中央情报局的AJAX行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次行动在德黑兰把莫萨德博士搞下台，让国王取而代之。威斯纳曾认定这个计划过于直露，需要使之带有一点马基雅维利的色彩，他的意思是请勃纳姆来讲一堂历史课。

在他所著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家》（TheMachiarellians）一书中（此书已成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家们的必读书），除了论述马基雅维利外，还应用了当代欧洲主要的思想家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索雷尔等人的观点，用他们的理论向平等主义政治理论提出挑战，表明他认为即使在平等的时代，“精英统治还要持续下去，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勃纳姆的一位老相识曾说过，勃纳姆在谈论起马基雅维利时，才显现出真正的思想上的激情，这是她见到的唯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