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恶之人仅仅局限于极端人格的显现？

《波斯语课》改编自真实故事，讲述犹太人吉尔斯在逃往瑞士的途中被纳粹抓获，路上出于好心，用半个三明治换了一本《波斯神话集》，因此意外逃过枪决，被送去给集中营军官科赫上波斯语课。为了活命，吉尔斯化名雷扎，通过记忆集中营犹太人的姓名，“自创”波斯语，小心翼翼教授科赫，甚至与科赫产生了“友谊”。而纳粹节节败退，科赫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在纳粹准备清洗所有罪证，消灭集中营剩下的犹太人时，把吉尔斯带出了集中营，然后各自逃命。

吉尔斯最终到达盟军的救助营，并把个遇难的犹太人的名字背诵给盟军；而科赫准备逃往德黑兰时，因为操一口假冒“波斯语”，而被识破身份，当场抓获，逃亡失败。

在以往描述纳粹时，电影甚至书籍等一切艺术形象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集团性格中是极端变态且残暴的。他们在性格中带有反人类的基因，所以说才会在世界范围内犯下如此暴行，给了20世纪整个世界难以弥合的伤口。

然而“科赫”这个角色的塑造是有血有肉的。他是一个厨师，自幼家庭贫寒，节衣缩食。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东西就是卷心菜，所以当他看见纳粹军官身披军服，谈笑风生时，他毅然决然加入了纳粹，成为整个集权政治机器中的齿轮。他拥有基本的良知，看到吉尔斯饿，他会打开自己的储物柜给他珍贵的面包和肉罐头；当他暴打吉尔斯之后，觉得有愧于吉尔斯，他会给吉尔斯做饭，给他看病，甚至会道歉；他甚至并不十分贪图名位，他想要在战后前往德黑兰开一家餐厅，重操旧业做厨师，不再在德国生活……一切的一切，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位“纳粹军人”的形象，他人性中也有平常人的良知。

但他是完全纯良的“纳粹”吗？显然不是。当他第一次发现吉尔斯有可能冒充波斯人时，在野餐会上给了吉尔斯一顿暴打，并且送他去了采石场，让手下的人好好折磨他；在吉尔斯的对床被他的手下当场枪杀，他说：“我很抱歉，但是我没杀你的同胞。”他可以在外面虐待犹太人的时候，泰然自若处理公务毫无反应。他的麻木不仁在披上军装时，显然占了上风。

毫无疑问，科赫罪行累累。他的集中营里处处都是人间地狱，每一个人活得战战兢兢。但是科赫真的是毫无人性的“战犯”吗？如此一说，我们便抹杀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可能性。毕竟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

所以即使他放了吉尔斯，也不应该对他出逃德黑兰的失败感到惋惜。成年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如曼森家族、开膛手杰克、亨利·李·卢卡斯，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把杀人当做一种茶余饭后消遣的乐趣。而如“科赫”一样的纳粹军官（除少数几个极端反犹主义者，比如希姆莱），很大程度上沦为“刽子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思考。

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基本良知构筑起了正常的基本的人类系统，所有人都知道：杀人犯法。可是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有白痴和笨蛋[1]。科赫的行为由希特勒为首的国家集团发号施令，而他们的“服从”是对命令的尊崇。曾几何时，对国家命令的“服从”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绝对正确且被倡导的。在纳粹对整个德国进行洗脑之后，科赫的行为陡然在纳粹德国的法律体系中是绝对正常且值得称颂的（个人崇拜席卷德国，希特勒的话成了法律）。国家需要刽子手，科赫就站出来了。

这一结论并不是胡编乱造或者为如科赫一般的纳粹进行开脱。

年艾希曼被绑架回以色列进行审判时，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脱下军装后的艾希曼与正常人并无差别。

二、科赫与艾希曼——极权国家齿轮的缩影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高官，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纳粹战败后，艾希曼携家人逃亡阿根廷，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直到年被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绑架回以色列，艾希曼的报应才真正地开始。

在对于艾希曼的世纪审判中，曾经风光无限的纳粹军官如动物一般被关在玻璃罩里重兵把守，而他——一个干瘪、秃头的老头，戴着眼镜坐在被告席，因为感冒还不断地在擤鼻涕。这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变态杀人狂的形象，就连他的心理医生都说：“他甚至比我还正常。”

艾希曼在他的辩护中，认为他自己无罪。辩方称：“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艾希曼更称：“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

艾希曼这一辩护显然很多人不买账，并且恰恰超出了以色列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的认知范围。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艾希曼的任何辩驳都显得反人类、苍白、逞强。一个纳粹政府杀人机器里最大的一环宣称自己从未杀人，这好比屠夫宣称从来没摸过肉。以色列当时的领导人本·古里安以及他所代表的犹太高层团体显然对艾希曼这一说法不满意。

然而深层次展开讨论，艾希曼的话实质上是符合历史时代语境的，本·古里安把“国民教育课”直接上成“哲学课”，这归功于不听话的反面教材艾希曼。

谈艾希曼的申诉，不得不谈到“人的底线究竟应该在何处”？人类最基本的底线（最低的底线）就是法律底线，法律是人类过火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罗翔说：“如果一个人宣扬自己遵纪守法，很大程度上这个人可能是个人渣。”自小人类的教育教学对孩子进行的都是道德教育。几乎很少有人对三岁儿童谈如果这个年纪杀人他不会坐牢。这相当于开了犯罪的天窗。在极权主义国家，当个人崇拜蜂拥而至，如潮水般席卷整个国家每个角落，那么这个人的话就是所谓的“道德”，这个人的命令就是所谓的“法律”。

艾希曼在第三帝国而言，绝对是良好市民。他深入地贯彻了希特勒的指令，并且执行得非常彻底——年他的上司希莱姆用一万辆卡车转移一百万犹太人时，把去布达佩斯交涉犹太人转移事务交给了一个不属于警方的人负责，艾希曼显得气急败坏：“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个专家，结果要听命于一个新手……我受够了……”艾希曼对于不能让自己完美完成任务感到愤愤不平，恰巧侧面证明了他当时所处的麻木不仁的盲从状态。“不思考”，成为了艾希曼纳粹时期最大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仅仅局限在艾希曼吗？显然不是。不少纳粹德国下统治的人都有这个现象，大规模洗脑运动包围着人们：音乐、电影、书籍，以闪电战的速度灭杀了绝大多数人的理智状态。（比如电影《犹太人苏斯》煽动了德国人的反犹主义。）

凡是法律就应该遵守吗？你肯定会说，这视乎法律是否被赋予正义的含义。面对不正义的法律，就应该不服从。但是这已经忽视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苏格拉底的死难道符合道义与法律吗？即使法律判决不正义，苏格拉底的赴死奠定了西方的道德认知：法律需要被遵守。

在一国遵守一国的法律，且辩方提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艾希曼的不思考执行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科赫如他，他如科赫。集权主义下无思想的机器大抵都是如此。

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个国家陷入集体疯狂，个别的独立思考者焉能在这个国家完好存活。（大量知识分子逃跑不仅是因为危及生命，更是因为政见不同导致无法独立进行学术研究思考。Eg.爱因斯坦）

三、科赫的不成功“出走”与艾希曼的“绑架”

科赫最后在纳粹即将战败时，救了吉尔斯，结果逃亡德黑兰的途中因语言不通而被抓获。科赫对吉尔斯的好难道就可以抵消之前屠杀的罪孽？显然不能。

虽说科赫的行为同艾希曼的一样，属于国家行为，国家的发号施令推动了他们犯下累累罪行。但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因为人性始终有光芒存在。秉承自己良知行事，使人类得以在生物圈占据顶层的地位。人类，是思考的动物。

科赫的不成功出走同艾希曼的“绑架式”审判一样，都是为不思考而付出了代价。历史洪流之中，种什么因，结什么果。若真要谈起原谅，恐怕需要问一问游荡在血腥荒野中的孤魂是否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