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芬迪利（CarterVaughFindley）认为，现代土耳其主要在两股思潮的互动下前进：一是相对激进的世俗主义力量，一是相对保守的伊斯兰力量。激进派兴起于坦兹马特改革时期（Tanzimat,-s），确立于青年土耳其革命（年）和独立战争（-年），继而统治共和国，并至今仍是一种类似信仰的重要力量。伊斯兰教的力量则可以通过一些著名宗教领袖的生涯来体现：梅维拉纳·哈利德（MevlanaHalid）活跃于-年间；萨义德·努西（SaidNursi）在-年间写了其最重要的著作；法图拉·居伦（FethullahGülen）则在年开始扩张其运动。

在承认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民族-国家的核心角色。实际上，当代土耳其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通过从帝国到共和国的历史转变来解释。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是以伊斯兰教为统属的多民族社会，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则是一个基于单一民族的世俗社会。激进革命是完成这一转变的主要机制。这既包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抗，又包括对传统社会的改造。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是阿塔图克遗产的两大主要原则。因此，要分析当代的土耳其社会，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及世俗主义构成了三种主要的力量；这中间又有自由派/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

以当今的几大政党为例：共和人民党（CHP）是凯末尔民族主义的代表。在20世纪60-70年代，它等同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主要特征是世俗主义。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对公民身份的理解、世俗主义以及“国内和平、国外和平”（peaceathome,peaceabroad）的外交政策。民族行动党（MHP）是保守民族主义的代表；在20世纪70-80年代，它反对共产主义，并将土耳其-伊斯兰的综合主义内在化。民族行动党认同的是土耳其文化，而非种族。它将全球化进程、库尔德工人党和欧盟视为对土耳其的三大威胁。正义与发展党（AKP）则坚持全球化的重要性，提倡国际主义；加入欧盟和世界市场是其一个重要策略。正义与发展党也支持传统的伊斯兰价值。

全球化以各种形式和样子展示并强化了土耳其的混杂性。它是欧洲的，也是亚洲的；世俗的，也是虔诚的；一个西化的穆斯林社会；一个民主化的专制政府；一个发展中社会，却同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紧密相连，并希望加入后者的联盟；一个前帝国，同其之前统属的国家和地区日益靠近；一个美国领导的军事和政治联盟的成员，却逐渐与其利益相悖。土耳其最好被看作是一个跨越分歧的桥梁，但却不是包容或反映这些分歧的容器。土耳其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起源以及其野心，都使其对边界外的世界充满怀疑；其内部叙述提供了反对压力的基础。土耳其就像一个回音厅，但它从来没有很强的欲望调配设施，从而使声音刺入内里。

一、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

在独立革命之前，土耳其的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G?kalp）概括流行于土耳其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土耳其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主要潮流，很大程度上又等同于西方化。实际上，这三者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出现了如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土耳其-西方主义、伊斯兰-西方主义和土耳其-伊斯兰-西方主义。简单地说来，土耳其主义者认为，生活在中亚、高加索及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享有共同的语言、种族、生活习惯和宗教；奥斯曼帝国是所有文明中最强大的，并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伊斯兰主义者则强调宗教是社会的核心。然而，除却一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现代派的穆斯林则认为，伊斯兰教需要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诠释。在他们看来，阻碍社会进步的不是伊斯兰教本身，而是诠释之门的关闭；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原则都可以在伊斯兰教中找到。土耳其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在民族经济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土耳其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则都赞同伊斯兰教的国际主义；伊斯兰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认同奥斯曼语言。尽管各有差异，三者都反对完全模仿西方的现代化，并反对社会主义。

根据思想史的考察，凯末尔的思想深受在皇家军事学院时的德国教师科马尔·戈尔茨（ColmarvonderGoltz）的影响；后者的《武装国家》（DasVolkinWaffen）一书强调军人在建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在接受这一观点的同时，凯末尔还以德国为模板，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影响了其后来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而且，凯末尔也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个重要的代表是德国生理学家路德维格·布彻纳（LudwigBüchner）；其《力量与物质》（KraftundStoff）一书是当时青年土耳其党的流行读物。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凯末尔得出：“宗教是大众的科学，而科学是精英的宗教”。后来他更是提出：没有宗教，只有民族性；土耳其民族就是其宗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促使下，凯末尔思想的这两个方面：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实际上联系了起来。这构成后来凯末尔主义的两大原则。

历史考察的重要性在于，将阿塔图克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中。这不是要否认其伟大的成就，而是要坚持伟大人物的历史性；而且，这与世界史上的类似转变有着一定的可比性。其中，青年土耳其党对凯末尔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后来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共和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被认为同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阿塔图克主义的兴起反映了一种历史的潮流，而非个人的创造。另外，凯末尔的统治也影响了整个近代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从而有了一种更持久的生命力。

在土耳其近代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思潮。土耳其主义的兴起，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映。在坦兹马特改革中，“祖国”（vatan）的概念在精英阶层开始流行，表明了一种新的国家观念的出现。同时，奥斯曼帝国还对传统的米勒特（millet）进行改革，这成为后来“民族”概念的基础。“土耳其主义是一种文化-族裔民族主义，极端表现是泛突厥主义和土兰主义”。在独立革命的初期，民族主义者的目标并不是那么明确；很多人觉得是为苏丹和哈里发而战。凯末尔也因时制宜，没有特别强调。在革命大局渐定的情况下，又特别考虑到对苏联的影响，凯末尔最终放弃了泛突厥主义。革命成功后，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则日益明确，并通过具体的政治方案来推进。凯末尔界定土耳其民族的特征，包括：共同语言、共同起源、共同地域、共同历史和文化。他曾经与其养女伊楠（Afet?nan）合写过一本民族教育读本；其中关于民族的一节即是由他完成。后来，他又授权伊楠在突厥之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重要发言。年，土耳其历史委员会（TürkTarihHeyeti）成立，即今日土耳其历史协会（TürkTarihKurumu）的前身。这是凯末尔政府从政治层面推动民族主义史观的一个重要表现。其第一个成果即作为教科书的《土耳其史纲要》（TürkTarihininAnaHatlan）出版；后来又出版了给高中学生的四卷本《历史》（Tarih）。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被强调。土耳其语成为了联系中亚、高加索等地居民的一个纽带；后来成立的土耳其语言学会是这一目的主要推手。凯末尔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建立一个同欧洲国家一样的现代文明。

尼亚孜·伯克斯（NiyaziBerkes）指出，世俗主义的基本冲突并不必然在宗教与世界之间；而是在强调宗教主导地位的传统和改革力量之间。在年的宪法中，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款被删除；然而，直到9年后的年宪法，世俗主义的条款才被写入。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所谓宗教的启蒙；二是道德的重新整合。伊斯兰教的理性化是凯末尔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废除哈里发后，凯末尔并不是取消伊斯兰教。相反，政府在年成立了一个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负责宗教的行政管理；一个宗教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负责财务的问题；伊斯坦布尔大学建立了一个神学院，负责伊斯兰教的教育和研究。其最大胆的尝试则是将《古兰经》翻译成土耳其语，并用土耳其语做礼拜。凯末尔希望推动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化。后来，通过宪法和法律，凯末尔给伊斯兰教诸多限制，包括：不准在特殊教派的基础上建立协会；政党不可以寻求某一特殊宗教群体的支持；不得违背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简言之，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只是“反对伊斯兰政体的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的目标下，共和国试图淡化伊斯兰教的影响，认为在土耳其的历史上还有萨满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宗教的影响；而且，土耳其的民族精神是基于一种非正统的，而非正统的伊斯兰教。凯末尔的世俗主义被认为只有消极的反对，而没有积极的定义。这导致：共产主义者批评其容忍宗教，伊斯兰主义者批评其迫害宗教，西方自由主义者则批评其将宗教置于政府的框架内。

不可否认的是，世俗主义已经成为了土耳其政治的一个关键词，也是土耳其区别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阿塔图克去世后，共和人民党和军队成为了世俗主义的守护者；20世纪后半期的三次军事政变都是以保护世俗主义为名。而且，世俗主义又同民族主义的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世俗主义也影响到了一般的民众，成为了土耳其公共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体现了现代土耳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

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

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的兴起首先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多党制的确立。80年代，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影响，军方倡导“土耳其-伊斯兰教综合体”（Turkish-Islamicsynthesis）。厄扎尔（Turgut?zal）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则促使了“安纳托利亚之虎”（Anatoliatiger）的兴起，成为了伊斯兰主义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民族秩序党（MNP）是第一个伊斯兰政党，埃尔巴坎（NecmettinErbakan）为领袖。他们兴起于旨在回归传统价值和制度的“民族观念”（MilliG?rü?）运动，认为凯末尔用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奥斯曼传统是一个历史错误，也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为此，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族秩序”，终结西方化的进程。在他们看来，土耳其的身份和未来跟穆斯林世界，而不是与西方相连。在该党被取缔之后，民族拯救党（MSP）成立；其目标是“伟大土耳其的复兴”（YenidenBüyükTürkiye）。他们希望恢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共同的穆斯林市场。年，福利党（RP）继承了前两个被取缔的政党；经济政策上的“正义秩序”（JustOrder）和外交上的亲穆斯林世界是其特点。90年代，政治伊斯兰取得了巨大发展。在年的地方选举中，福利党赢得19%的选票，包括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在年的大选中，福利党赢得了21.6%的选票，埃尔巴坎在联合政府中任总理。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年的“2·28”事件后，福利党被关闭，埃尔巴坎下台。这引起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内部分裂，并反映在新成立的美德党（FP）的纲领中。再次被取缔后，传统主义者建立了新的幸福党（SP）；改革主义者则在埃尔多安和居尔的领导下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AKP）。

在年的大选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34%的席位；年和年，它又先后赢得47%和49.8%的选票，由此成为土耳其的第一大党。在埃尔多安和居尔的联合执政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经济方面，土耳其的GDP保持着近7%的增长率，国民收入翻了三倍，已经成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同时，正义与发展党积极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年，通过厄尔根尼康案（Ergenekon），军队的势力削弱。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正义与发展党希望尽力削除年军事政变的影响，并致力于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年，土耳其正式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这是其亲西方和国际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正义与发展党被看作是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而在国际社会赢得积极的赞赏。它的统治被描述为一种“保守民主制”（conservativedemocracy），也即：它赞同民主，同时坚持伊斯兰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其政策是以“服务”（hizmet）而不是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正义与发展党是一个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政党。另外，正义与发展党并不反对世俗主义，只是有着不同的理解——避免政府干涉宗教事务，并保护宗教的权利。然而，正义与发展党也有诸多的内部矛盾。其出现是以“清洁”为名的；然而，到年，腐败问题也成为了其脱之不去的罪名，并直接与总理埃尔多安相关。埃尔多安日益威权主义的倾向，也引起了土耳其社会的广泛不满。其曾经的盟友居伦运动，则成为了主要的控告者。

法图拉·居伦年出生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省份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一个乡村。他从小受家庭文化和苏菲主义的影响，并广泛阅读了赛义德·努西的著作。他曾作为伊玛目在清真寺服务，也曾在学校教授《古兰经》。20世纪60-70年代，他先是在中学和大学组织夏令营，后又发起阳光之家（lighthouse）运动。到80-90年代，他的学生宿舍、预科学校培训等项目，成为了介入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后来则延伸为国际性的建立学校项目。-年，居伦访问安纳托利亚的诸城市，宣讲古兰经与科学、达尔文主义、黄金一代、社会公义等主题，深受听众的欢迎。特别是由于厄扎尔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培养了他所谓的“黄金一代”。80年代土耳其主义-伊斯兰教综合体的思潮，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持。居伦采取支持现任政府的立场，认为它是组织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然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军事政变中，他都因为宗教观点而入狱。年和年，他先后两次访问美国；年后则选择在美国费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定居。到现在为止，居伦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教育、银行、医院、媒体等领域的广泛网络。居伦被称为这一运动的领袖，但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居伦也被称作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一定积极支持现代性，却认可其必要性；他支持民主，认为是实现合理秩序的重要机制。他也支持科学，赞同不同信仰间的对话。移居美国后，他特别赞成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居伦发起的运动被称作是类似基督新教改革的“宗教启蒙”；这一启蒙区别于阿塔图克的革命，却跟国际社会的潮流更吻合。在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下，二者曾经在削除军人势力方面有过密切的合作。

居伦运动曾经跟正义与发展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这特别体现于对抗军人势力的过程中。他们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一个以政府为主，一个则有着国际性的影响；一个集中在政策，一个则注重社会文化。这似乎是很好的搭档，共同构成了土耳其社会的穆斯林精英势力。然而，在削弱军人势力后，这对盟友内部的矛盾也逐步呈现。当埃尔多安政府准备关掉以居伦运动为主要势力的考试培训学校时，后者采取了强烈的反攻态势。从盖齐公园的游行到年底的腐败案，居伦运动都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鼓动者。这反应了伊斯兰势力的内部矛盾。

伊斯兰主义的力量也体现于知识和思想界。穆斯林知识分子（Muslimintellectuals）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大多在现代学校中接受教育，并利用现代技术的便利，同时又批评这些西方因素的影响。他们大部分是报纸专栏作家、政府官员或大学教授，有着固定的薪水。知识分子只是他们部分的身份。他们是以穆斯林的身份，从伊斯兰教的视角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人。他们讨论道德和社会问题，以伊斯兰教的传统为依归。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贯的，可以说是在重复某些特定的观点。他们的语气大多是批评和讽刺性的。他们反对现状，认为必须改革，但却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案。他们认为，只有个体通过遵循伊斯兰教的律法来实现自我发展，改变才能最终实现。苏菲主义在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说来，他们将西方等同于现代性，认为其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批判西方，恢复最初的伊斯兰教，是他们的一个主导声音。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他们既不接受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也不接受现代性的伊斯兰教化。他们并不是原创性的思想家或哲学家，而是能够影响大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些突出的代表如：阿里·布拉奇（AliBula?）、伊斯迈特·厄兹尔（?smet?zel）、拉希姆·厄兹德诺仁（Rasim?zden?ren）、伊尔汗·库吐鲁尔（?lhanKutluer）、艾尔辛·古尔多安（ErsinNazifGürdo?an）、阿卜杜拉赫曼·迪利帕克（AbdurrahmanDilipak）等。

妇女也是一股重要的伊斯兰力量。特别是在埃尔巴坎的福利党兴起过程中，妇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这也引起了关于穆斯林女性主义的讨论。她们既区别于传统的穆斯林女性，又不满于世俗女性主义。同时，她们与这两个群体在思想上又都有着部分的重叠。在“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穆斯林女性积极努力，希望分取革命的成果，改善女性的地位。然而，她们很快就沦为了失望。在当代土耳其，穆斯林妇女的一个重要改变体现于在公共场合戴头巾的行为。这先在大学里成为一种默认的事实，接着又在诸多公务部门得以认可。年10月，四位带着头巾的女议员公开进入议会，是一个突出的象征行为。

三、民族主义与内部分裂

土耳其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后果即内部分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强行让亚美尼亚人迁移，且导致了严重的死伤；这到如今都是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尴尬问题。土耳其和希腊则因为塞浦路斯的问题争论不休，并成为了影响其加入欧盟的一个重要因素。最严重的莫过于库尔德人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恐怖行为，成为了困扰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一个重要难题。因此，这也变成了考察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土耳其从多文化、多民族的帝国向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转变。传统的库尔德社会以部落来组织，并因为地理原因分散而居；库尔德人内部伊斯兰教派的争斗加剧了其内部分裂。然而，奥斯曼帝国晚期中央集权化的努力，在打破部落组织的同时，强化了伊斯兰教的共同身份。共和国废除苏丹和哈里发的做法，是对这种基于伊斯兰教的统一身份的巨大冲击；20世纪20-30年代的三次库尔德人起义，是对这一政策的回应。然而，共和国由此确定了对库尔德人的话语。年《色佛尔条约》关于地区自治的承诺，给库尔德民族主义以希望，但却成为了共和国的心病。而且，由于库尔德地区的经济落后，共和国在追逐现代文明社会的同时，也将库尔德视为落后的象征。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成为了库尔德人争取利益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这特别体现在阿列维派（Alevi）身上。年代的军事政变则促使了库尔德身份的进一步强化和政治化。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厄贾兰（Abdullah?calan）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PKK）成为了在土耳其实行恐怖主义的主要代表。厄贾兰出生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乌尔法（Urfa）省，家境贫寒。在伊斯坦布尔，他曾参加东部革命文化之家（RevolutionaryEasternCulturalHearth），一个倡导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激进组织。在安卡拉大学上学期间，他又因为散布非法材料而被逮捕。后来，他又接触库尔德民主党（KurdistanDemocraticPartyofTurkey），是伊拉克的巴扎尼（Barzani）运动在土耳其的一个分支。厄贾兰逐步团结一些追随者；到年，库尔德工人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年，厄贾兰进入叙利亚。后来，他自己定居在大马士革；其战斗部队在驻扎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由于遇到库尔德平民的反对，厄贾兰开始强行征兵，并对当地的村民进行武装袭击。在国际上，厄贾兰则控诉土耳其政府，借助苏联的武器支持，并在欧洲的库尔德移民中获取财力支持。两伊战争后，随着伊拉克北部成为库尔德人的自治区，厄贾兰也在那里获得了地盘。自年始，土耳其政府逼迫叙利亚驱逐厄贾兰；年，厄贾兰在内罗毕的机场被捕。他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从年到年，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行为导致多人死亡。年，欧盟最终将库尔德工人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年，厄扎尔总统首次提出要解决库尔德问题。在年访问迪亚巴克尔时，总理德米雷尔和副总理伊诺努（Erdal?n?nü）宣布认可库尔德的现实。作为回应，厄贾兰宣布了第一次停火。-年，总理埃尔巴坎也表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年，总理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同一些知识分子会面以及随后访问迪亚巴克尔时，公开提出库尔德问题，并希望通过民主、公民权和福利的方式来解决。年，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开启了关于“库尔德开放”（Kurdishopening）的讨论，后改为民主开放（DemocraticOpening）；之后，又变为国家统一和友爱工程（theNationalUnityandFraternityProject）。真正推动这一问题的是所谓奥斯陆进程（theOsloProcess），也即国家情报局和厄贾兰之间的直接对话。年，两位议员阿赫麦特·图尔克（AhmetTürk）和艾拉·阿卡特（AylaAkat）会见了厄贾兰；这一被称为伊姆拉勒（?mral?）的会议开启了当前的和平进程。之后，厄贾兰发表了历史性的声明，希望结束战斗。厄贾兰强调伊斯兰和共同的历史经验作为团结的基础，但这引起了左派知识分子的怀疑。

习惯的分析总是强调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的矛盾，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抗关系。然而，从理论的角度讲，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体现了一种有意的边界制造和强化过程。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多党体制确立以来，主要政党跟库尔德精英的联盟促使了后者力量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在以多元主义和流动性为特征的民主体制下，不同的势力也跃跃欲试，从而形成不同的力量。当我们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行为所吸引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库尔德人内部的分裂；这既体现在世俗派和穆斯林之间，也体现在不同的伊斯兰教派之间。最后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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