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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一个阶段性任务告一段落后，是时候回来和大家见面了。01女人，男人，说不尽的话题

在我总算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发现为我所敬重的俞校长——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忙着到处道歉，因为他在年学习力大会发表了一段言论：“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代中国女生的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这个话题让我的思绪瞬间飘移到伊朗，那些在伊朗认识的人们的面孔在脑海中逐一闪现。

我理解俞校长想要表达的——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只是例子没举好，同时赋予了女性过高的权力。这句话，放在一个家庭里，应该会获得认同，但把它提升到社会、国家的高度，那就有点过了。毕竟，长久以来，女性都处于“被塑造”的状态。

吞日摄于波斯波利斯

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波伏瓦的《第二性》所传达的核心观点。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从生理、心理学等角度入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分析、阐述、论证，并强调男女只是在生理上有不同，揭示了女性并不天生如此，所谓温柔、优雅、柔弱、乖巧等被推崇的女性气质，并不是“本能”，而是被塑造的结果。

从波伏瓦的视角去理解俞校长的“女性的堕落就是国家的堕落”，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谁才是导致国家堕落的根源，想必大家己有答案。

坦白说，这本书多少是对我的胃口的，它解决了我的许多成长困惑，也让我更坚定当前的选择。书是好书，只是讲述太细致，事无巨细地引用事例进行真实而残酷的描述和分析，以致我无法像看其他书籍一样一气呵成，断断续续花了近两年时间才看完。

啰嗦半天，是时候进入我的伊朗游记主题，就从女人话题开始吧。

02

头巾，头巾，头巾

没去伊朗之前，我被告知：伊朗女人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都处于被呵护的地位。

例如

伊朗的公共交通设施里有专门为妇女设置的车厢；

女性即使有工作，也没有承担家庭支出的义务，丈夫或是父亲没有权利要求她为生活开销付出金钱；

男人在离婚后也要承担前妻的生活费，直到她再婚；

婚内财产，如果在女方名下，男方无法分割，如果在男方名下，则必须分给女方（新婚姻法规定）；

男方除了负担生活费用，还必须按时给女方类似工资或零花钱的费用

……

多么完美的上帝宠儿画面！

只是，理想很丰满，走近现实，却发现甩过来的不是完美生活，而是一手残酷的牌。

飞机上，当空姐戴上黑色的头巾，周边的女同胞纷纷打开行李箱拿出围巾，我知道，德黑兰近在眼前，我要进入这个国度，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头上裹条围巾。在伊朗，9岁以上的女性（为什么是9岁？因为据记载，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穆德曾娶过一个九岁的女孩，所以，伊朗根据信仰规定9岁为法定婚姻年龄，当然，只是定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婚），无论国籍、信仰，都必须按伊朗的《着装法》戴头巾，穿长衣、长裤或长裙，而且上衣必须盖住臀部。

伊朗空姐着装

至于头巾的颜色和怎么裹问题，办签证时特意问了伊朗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得到的答案是不一定要黑色的，透一点也没关系，披在头上不露出头发就行。

保险起见，我还是按出发前找到的着装标准（见下图），把头发全都裹进头巾里，避免海关官员一个不开心找点碴就不好了，不是吗？

伊斯兰国家妇女的着装

为什么伊朗要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制度？——年，伊朗《着装法》规定，不依法律着装者，可判长达一年监禁。

“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他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不受侵犯。”这是来自《古兰经》的启示。

主张“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纳瓦布·萨法维（伊朗40-5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逻辑：不戴面纱的妇女等于裸体女人。他认为，女人身体任何一个单独的部分都可以激起男人的性欲。而永远追求满足自己的色欲会削弱男人的神经系统，降低他们肩负社会责任所需的智能。男人的心理系统会因为女人身体的暴露和扭动遭到破坏。如果不能避免这个邪恶，男人会渐渐丧失对家庭之爱，被推向野蛮和任性。随着家庭核心的破坏，男人与女人追求动物的性本能，社会就会瓦解成无秩序的堕落、腐败和颓废。聪明如你，看到这应该已经明白为什么俞校长的话能让我直接跳转到伊朗了吧？生而为女人，在伊朗就是一种罪过！

在西游记里，坏人都被收到了观音的瓶子里；在伊朗，能使男人“堕落”的女人被藏到又长又大的黑袍里，只留出一双眼睛看路。

伊朗女子的登山装，看着就觉得闷热

飞机上，将头裹得严严实实的我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顺便看下效果。邻座的伊朗大叔轻飘飘地来了句：留几缕头发出来好看些。我用一种“你确定？”的眼神看向他，他坚定地回望点头，于是，我把头巾往后拉了拉，扯出几缕头发。成功过关。

当我漫步在伊朗几个主要城市街头，我发现，当今的伊朗，人们对戴头巾这件事，已不再有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中的那种恐惧氛围：一旦被“宗教警察”发现没戴头巾，轻则遭骂，重则将面临罚款甚至坐牢处分的恐怖气氛。

有时候头巾掉了而不自知，人们会友好过来帮你，而不是瞪着眼睛提醒你。至今，我还记得地铁站里那温馨的一幕。

那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天，下雨了，气温也随之下降，我把带来的两条围巾胡乱裹着保暖。在地铁站等车时，刚进站的一家人看到我便围上来，“qin?"（当地人对中国的称呼），我点点头，随后那位抱着娃的大姐把孩子递给孩他爸，伸手绕到我脑后，把头巾拉起，轻柔柔地帮我围上，退后两步看了看，又上前来扯了扯两边，调整好后，满意地看着我笑了。那个瞬间，我有点恍惚，想起了母亲。

这一家人都不会英语，但他们都很开心地看着我笑，我也回他们以微笑，直到地铁到来。地铁站里的温馨场面，随着地铁移动，转到了下一个场景。

“你喜欢伊朗吗？”德黑兰地铁的女性专用车厢里，我拿着标注了要去的站点地铁图，对照着查看离目的地还要坐几站，这引起了旁边一位气质高雅的伊朗美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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