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我们光顾一下法国蓝色海岸的戛纳，聊一聊电影，同时也涉及到两本书和伊朗现实生活的一角。我每次去戛纳，都会想到一个人，他是法国阿尔萨斯的大巴车司机，名字叫让保罗。他像一个典型的电影次要人物，肥胖、腼腆、容易紧张，紧张时多肉的白色腮帮子直抖，看了让人心惊肉跳。那些年，在没有GPS导航下开车找路，对他简直就是刑罚，每次要进城，我正在向客人讲解，他非打断我不可，问我“往左还是往右”，简直快把我逼疯了。哪怕戛纳这么简单的地方，他也得这么问，我说“你只要开到海边就行。”他问我：“海是什么？”我都气乐了，告诉他：“海是拥有一大滩水的地方。”让保罗真不是做旅游大巴司机的材料，但他在别的领域里却是一流人物，他曾经是法国军乐团直管萨克斯的演奏员，就因为娶了一个阿尔萨斯女子，不得不放弃在巴黎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考取了大巴执照。我本来对他满眼瞧不起，但有一次我跟他去一家饭店吃饭，大厅里恰好有一架钢琴，他在那上面弹了一段爵士乐，把我震了。他说每当下团回家，他需要第一时间在车库里吹上一段萨克斯，才能获得平静。由此我彻底原谅了他，而且钦佩他，只是不希望再跟他一起带团。几年后，听他同事说让保罗去世了，得的是脑溢血。我为此非常难过，同时也自责，因为我就是给他血管异常压力的人和事物之一。假使有一天我能写电影剧本，一定把他编到故事里，虽然他永远也做不了男一号，但我会让他一直在电影里吹直管萨克斯。这样我会安心，感觉他活着回来了。

戛纳电影节颁奖盛况

戛纳不仅仅是濒临地中海的小城，它还是电影圣地。每年五月的戛纳电影节，小城的热闹程度，不亚于美国的好莱坞。我在一本叫做《戛纳电影节的故事》的书中，读到了金棕榈奖的来历和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据书中记载，戛纳电影节起源于一个文化人的想法，他的名字是菲利普.艾蓝杰。年8月，他是“法国艺术行动委员会”的主任，又是参加当年威尼斯电影节法国代表团成员。因为不满墨索里尼法西斯对威尼斯电影节的操控，回到法国后他到处游说鼓动，最终得到政府准许在戛纳举办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在举办初期就被“二战”中断（年9月日），真正的第一届举办于年秋天，最初的最高奖项叫“金鸭奖”。直到年的第十届，根据一个女珠宝商的建议，“金棕榈”才变成了戛纳电影节的标志。棕榈作为最高奖项依据的传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修士圣奥诺拉在戛纳外海的列航群岛上建了一个修道院，就在著名的铁面人被关押岛子的后面。但是当地蛇太多，使修士无法潜心修行，于是他向上帝祈祷：赶走那些危险的爬行动物。上帝答应了他的请求，鼓动起海啸把蛇全部淹死了。为了躲避巨浪，圣奥诺拉爬到了一棵棕榈树上。电影和棕榈就这样在戛纳被结合到了一起。这本书里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年法国版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女主演是朱赛特·黛，按照书中的说法，她长得“漂亮得惊人”，她在当年参加戛纳电影节期间拒绝一切应酬，也不关心自己主演电影的成败，每天早早回到酒店套间。原来她在战前结识了一位比利时药厂老板，犹太人莫里斯·索尔韦。索尔韦曾参加她在巴黎家中的晚宴，当晚他们谈了很久，彼此颇有好感。但战争来临了，他们失去了联系。年的某个晚上，朱赛特·黛家的门铃被按响，门外是苍白、瘦弱和带伤的莫里斯.索尔韦，她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索尔韦对她说，他被盖世太保追捕，不知该去哪儿。但找到她家，上楼按响门铃时他就后悔了，怕连累她。朱赛特·黛挽留住了索尔韦，把他藏了起来，并精心为他疗伤、伺候他半个多月。临行前，索尔韦对她说，如果他能活着回来，就会向她求婚。

朱赛特·黛是一名演员，代表作品有《可怕的父母》、《美女与野兽》等。

后来索尔韦被抓进了集中营，但他活着出来了。他身体很虚弱，但还是向她求了婚。她答应了，但她有几件事情要完成，有几部电影要拍，要参加一届电影节。所以那一年的电影节，朱赛特·黛没心事参加任何活动，每天早早地回到卡尔顿酒店套间与恋人相会。书中说：“他们觉得这样很幸福……他们不想把自己的浪漫故事告诉任何人。”他们后来结婚了，过了十年幸福的生活。读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每次呆上不过两个小时的戛纳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我联想到好多年前，我带的团友自由活动的时候，我一人爬到了戛纳西边的山顶上，本来是要进入一个小教堂，可我走进一个古老院落里，看到一个黑人女仆在扫地。她居然说英语，问我找谁。我说我要参观教堂。这时从二楼的明楼梯上下来一个相貌气质绝佳的年迈女人，我仿佛被拽进了一个电影画面里。她徐徐走下来，一边温和地问候，一边对我说，教堂的门是在另一侧。结合这本书，我在回想，我见过的女人可不可能是朱赛特·黛？据书中记载，他们结婚十年后，索尔韦去世了，留给她巨额财富，她是完全可以在戛纳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住一个小城堡的，那里的海水、阳光和一年一度热闹的节日也有助于她疗伤和怀旧。但是且慢，我见过的女人说的是纯正的美式英语，而朱赛特·黛是个法国人。再看书，那上面写道：“年莫里斯·索尔韦过世，朱赛特·黛伤心欲绝，从此不进电影院，专做慈善事业，照料他们领养的女儿，直到年去世。”显然，关于电影的一切都会使人分不清想象和现实的界限。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我见过的那个女人一定跟戛纳、跟电影有关，她也许怀揣着另一个故事。戛纳让我想到的第二本书名恰好也叫《故事》，副标题是《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作者是好莱坞编剧理论家罗伯特·麦基。这本书号称电影编剧理论的《圣经》，在此，请允许我略去书中所有电影编剧技术性讲述，仅仅提示两点。第一，作者认为，所有好的剧本千差万别，但坏的剧本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故事里人物行为的动机不足，从而掉进生硬虚假的大情节剧的陷阱。那么，什么叫动机不足：按照已故作家王小波给出的形象比喻，那就是天崩地裂、大海干涸、日月暗淡，狂风呼啸，树林倒伏……这些吓人的前提就为了衬托某个下水道里出生了一个小耗子。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想想一度霸占屏幕的宫廷戏、城市商战剧、青春偶像剧、像耗子一样生存的所谓蜗居剧等等等等。它们其中没有真正的历史、没有超越尔虞我诈的智慧，缺少人文关怀，所有的人物情感都不可靠，或多或少都得挂在名牌和炫富上，就好像一条污水沟反射出的倒影，一旦污水蒸发没了，一切都随之烟消云散。最有甚者，人们可以在底层奋斗，但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欺负其它弱势人群的王后或者老板，以此宣扬最糟糕的社会丛林法则。我估计罗伯特·麦基如果看了这些剧，都能跟前面那个司机让保罗一样得脑溢血。好莱坞编剧理论家罗伯特·麦基那么怎么能够使影视作品人物的动机充足呢？罗伯特·麦基在他的书中给出的第二个定理，是好的影视作品都是对生活最真实、最准确的比喻。让我们根据这个定理来说说下面这个伊朗电影。故事非常简单，一个伊朗小男孩在给妹妹修鞋的路上，把鞋弄丢了，他不敢告诉父母，怕受到惩罚，他们家太贫穷，买不起新鞋。于是小男孩跟妹妹有个约定，他每天放学之后，拼命往家里跑，好把脚上的球鞋换给妹妹穿去上学。

伊朗电影《天堂里的孩子》（又译《小鞋子》），荣获了第7（年）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奖”提名，第23届（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奖，“最佳外语片奖”、“最佳导演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

因为学校不允许学生穿拖鞋。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小男孩练就了飞毛腿。有一天，学校要选拔学生参加区里举办的一个长跑比赛。小男孩儿动心了，因为他得知比赛的三等奖是一双球鞋，他如果赢得这双鞋，就能换一双合适的鞋给妹妹。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校方答应了他去参加比赛。在长跑比赛的中途，小男孩儿其实成绩平平，但他有一股子动力，那就是要赢得那双鞋，要看到妹妹的灿烂笑容。结果小男孩儿越跑越快，没想到获得了第一名，奖品是首都德黑兰三日游。老师太开心了，把他抗在肩上，因为小男孩儿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小男孩在老师的簇拥下，望着三等奖的那双鞋，难过得哭了。那双孩童的大黑眼睛里闪现的是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悲伤。最后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小男孩把磨出水泡的脚伸到一个水池里，水里面还有金鱼在游动。他的妹妹怀着期望盯着他，然后明白了一切，默默低下了头。这电影的原名叫《天堂里的孩子》，我们还有一个翻译叫《小鞋子》。这片子的导演是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学生，好像在戛纳获过奖。最后说一下，以伊朗如此贫穷的状况，这电影估计五万人民币就能拍成。但它又是多么感动人啊！因为常年被制裁，伊朗社会极其贫穷，有半数以上的孩子患有营养不良症。那么，对这个小男孩儿来说，获得一双新鞋简直等于进入天堂的梦想。现如今，伊朗的疫情也非常严重，有些人因为相信酒精能防毒而喝过量死去。他们甚至去舔吻圣殿的墙，希望墙壁上的病毒进入自己体内，这样就可以保证之后舔墙的人是安全的，这其中有不少孩子也跟着这么做了。说到此处，我要强调一点，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如果祈祷能够应验，能够拯救疫情下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我愿意信奉任何宗教，哪怕让我崇拜一只癞蛤蟆都在所不辞。作者：Jerry（利明）责编：Tom（白狼）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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