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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体育被彻底否定

文革开始后，体育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被说成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黑路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工作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全盘否定，并被扣上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为“城市老爷”服务，“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锦标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串大帽子。贺龙、荣高棠等一大批新中国体育的开拓者和领导人被诬蔑为刘少奇在体育战线的代理人。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年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会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使国家体委回归到了国务院领导序列。但好景不长，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重新对刚刚有一些复苏的体育工作予以否定。

体育系统陷入瘫痪

年7月开始，各省、地、市级体委都停止了正常的工作。年3月，“军宣队”进驻各级体委，“革命委员会”控制了各地的体育系统，成为临时的权力机构。紧接着在年林彪、江青等炮制了“五一二命令”，正式决定对体育系统实行军事管制。由于领导干部被批斗，无法进行正常的组织工作，整个体育系统陷入了瘫痪状态。体育制度废止、运动队解散、体育场馆被迫关闭或挪为它用、体育报刊停刊、体育器材损毁严重。国内和国际重大体育赛事被全部取消。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

被迫害致死年6月9日，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因遭受各种迫害致死。贺龙同志在体育战线上倚重的主要助手，全面主持体育战线繁重的日常工作的荣高棠同志受到残酷迫害。年被体委造反派关牛棚。年被逮捕关到监狱。9?13事件以后才解除监押。其他体育战线的领导人也大都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体育工作者惨遭厄运

一大批体育系统的干部、教练员、运动员都被以各种名目迫害和批斗，尤其是海外归来的运动员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被诬为特务，被勒令反复检查交代“罪行”。年4、5、6月，被誉为“乒坛三杰”、为我国乒乓球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因遭受残酷迫害先后自杀。傅其芳年从香港返内地，曾任中国乒乓球男队主力队员、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中国乒协副主席，带领男队获第27、28届世乒赛冠军。姜永宁曾任中国乒乓球男队主力队员、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容国团年从香港回大陆，年获第25届世乒赛男单冠军，是我国乒乓球队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年任国家乒乓球女队教练，年带领女队获第28届世乒赛女团冠军。其他遭受迫害的运动员不计其数。例如，9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被发配到工厂当工人；黑龙江体委系统近1/3的干部和教练员被隔离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投入监狱。

群众体育名存实亡

随着文革造成的全国性混乱，建国以来蓬勃发展的群众体育活动名存实亡。从年下半年起工矿和企业取消工间操，城市职工中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完全消失，农村中本来就薄弱的体育活动更是奄奄一息。除了在每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而举办的游泳和其他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体育活动，只有以军训为名目的军体活动合法存在。而开展体育活动的场地则大都变成政治集会的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体育活动更是被批为封资修的玩意儿，只剩下“忠字舞”和“忠字操”大行其道。

竞技体育近乎夭亡

“文革”前我国运动员在以乒乓球、举重等为代表的竞技体育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使在在文革刚开始的年还体现了这一趋势。11月“第一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我国共取得金牌枚、银牌59枚，其中陈满林、肖明祥分别打破了由其本人保持的轻量级和次轻量级世界纪录。年12月跳高运动员倪志钦创造近三年来世界最好成绩。荣高棠同志在文革开始后撰写了《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同志曾经同意转发，但是在年1月，江青、林彪等完全否定了这个报告，之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确定的一整套竞技体育管理制度被废止，体育行业的训练、竞赛几乎停滞，专业运动员停止了正常训练，国家队和各省、市、自治区运动队多被解散。由于缺乏组织管理和教练员的指导，再加上没有参加国际和国内比赛的集会，运动员水平急剧下降。竞技体育比赛在中国几乎绝迹，在世界地位大幅下滑。

学校体育教学停顿

文革开始后，学校是重灾区，“停课闹革命”使学校处于混乱状态。年“复课闹革命”，虽然恢复了上课，但体育课被军体课取代，主要学习解放军的队列、投弹、刺杀等简单动作，以往的教学内容因属于“资产阶级教育”范畴而被取缔，很多学校干脆用劳动代替军体课教学。由于学校体育场地和器材被占用损坏，学生课余时间主要是“民兵训练”和“学军活动”，课外活动几乎取消。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明显下降。

对外体育交往长时间停滞

文革前，体育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中，与国外，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被说成是执行刘少奇的“三合一少”路线，基本停止。只有与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少数友好国家及亚非拉的低水平交往，被冠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得以勉强维持。直到年4月4日，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情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的偶然交往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为中美外交打开了冰川。中国乒乓球队随之担任了中国外交的先锋，先后访问了日本、阿联酋和加拿大等国家。“乒乓外交”也同时开启了中国体育其他项目与外界的联系。同年，中国篮球队先后访问了古巴、几内亚、阿尔巴尼亚。在中国队出访同时，其他友好国家也来中国访问，仅年，就有20批运动队人应邀来华访问比赛。我国与其他国家体育代表团的互访，在当时主要充当政府之间的友好使臣，政治意义大于比赛本身。

自我隔绝于世界大型体育比赛

文革前，在中国的奥运资格没有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我国依然努力参加各种大型比赛，并取得不俗的战绩。文革后，我们基本上自我隔绝于国际比赛。直到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支参加世界性比赛。同年11月3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开幕，4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是文革以来我国第一次主办国际大赛。年11月16日，中国恢复了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成员的合法权利，年9月，中国在伊朗德黑兰第一次参加了亚运会，获33金、64银、27铜，列奖牌榜第三位，开创了中国正式参加亚运会比赛的历史。年9月12日，“文革”10年动乱中唯一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共有名运动员来京参加了23个项目的比赛。我国竞技体育开始出现复苏。

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体育再入谷底

年以后，在周总理和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体育工作也出现复苏的背景下，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重新对体育工作予以否定。年，我国的对外体育交往和参赛大幅下降，许多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再受冲击，我国体育重回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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