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是圣诞节，近期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抵制圣诞节的报道，穆斯林群体内也有相关的讨论。恰好看到密歇根大学伊斯兰艺术史教授克莉丝汀安·格鲁伯昨天发表的对伊斯兰艺术传统中基督教图像的存在历史的讨论文章，虽然与对圣诞节的抵制不直接相关，但该文似乎能从艺术史的角度为这类讨论提供一个学术的思考方向。

文/克莉丝汀安·格鲁伯

译/吴凡

达芬奇作品《救世主》，即耶稣基督被描绘为救世主的画作，近日拍出4亿万美元高价，打破拍卖纪录。

在过去的一周，围绕这幅作品新主人身份的猜测不绝于耳——尽管作品的真实性和修复情况备受争议，但它还是以市场上最后的达芬奇作品作为宣传广告。

一些美国情报来源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作品的主人，而沙特王子拜德作为中间人为其购得该画。

作为回应，驻华盛顿特区沙特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发出声明否认了这些说法，同时阿布扎比文化与旅游部已证实这幅作品由该部门购得。

尽管这幅画的购买性质与其买家的身份仍然存疑，有一件事却十分清楚：很快它便会在阿布扎比卢浮宫首次亮相。在那里——就像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一样——这幅作品将会吸引大量国际游客并通过门票费用和纪念品销售产生效益。

令美国记者们感到费解的是，（传说中）《救世主》被一位沙特买主购得，且它会被送往阿联酋，一个穆斯林主体国家。

很快，许多人口中便传出我们在主流媒体中常常听到的话语，“伊斯兰教严禁任何表现人物的艺术作品，对于任何先知的描绘尤其受到封禁”。

有些作者和学者甚至提出，这幅“显然非伊斯兰范畴的达芬奇作品”或被一位沙特买主购得是一件“怪异”的事，因为在伊斯兰教中耶稣画像应该被看作一种非常忌讳的图像。

然而对于许多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以及熟悉伊斯兰艺术史的人而言，一幅耶稣的基督教画像在伊斯兰国家被保存和展示并不令人惊讶。

事实上，自七世纪伊斯兰出现以来，对于圣像的正面描述，用于宗教仪式的绘画的制作，以及对欧洲印刷的耶稣基督图像的保存在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印度大地上皆有发现。

这些文字和视觉材料驳斥了穆斯林对人物形象存在固有排斥，以及他们可能认为《救世主》这样描绘基督的作品是一种忌讳等观念。

耶稣基督图像在伊斯兰教中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伊斯兰文献，即先知穆罕穆德出走后回归麦加并将天房重新神圣化的过程。

穆罕穆德的传记作者在八世纪写道，穆罕穆德销毁了大约座代表阿拉伯半岛上异教神的神像。但同时，他被记录保存了一座或由哥普特或拜占庭工匠制作的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像，且这座神像一直藏于天房之中，直至天房在大火中损毁。

这一细节说明穆罕穆德的圣像破坏行为并不旨在清除图像本身，而是试图通过破坏相关物件和替代物来推翻异教及多神信仰，以此建立一个纯粹的一神论世界秩序，正如他在伊斯兰教最为神圣之地重申了保存玛丽亚（一位圣女）和耶稣（一位亚伯拉罕先知）图像的积极价值。

所以，如果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确实是《救世主》的买家和/或主人，他的购买行为无须被看作一个穆斯林领袖为一幅忌讳图像一掷千金的奇特案例。相反，该事件可以被当作他追随穆罕穆德保存和展示基督圣像的一个例证。

确实，近期这次达芬奇画作的购买事件并非穆斯林领袖第一次对耶稣的基督教人物表现表达尊重和保存意愿。

比如，以“征服者”著称的奥斯曼苏丹麦哈迈德二世于年将君士坦丁堡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后，他直接前往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至年间为查士丁尼一世所建的雄伟穹顶式教堂——他称这座教堂为世间的天堂，并下达了召拜令。

这座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时，麦哈迈德二世没有下令将半圆形后殿上方九世纪镶嵌的圣母子像去除或遮盖。相反，奥斯曼帝国编年纪告诉我们，苏丹麦哈迈德二世心中充满敬畏，感到图中圣子的眼睛随着他移动而跟随着他（《蒙娜丽莎》的观看者们也有这样的感观）。

与其他改为清真寺的教堂中的人物镶嵌画不同，这一图像表现仍然能为人们所见，也许这是因为奥斯曼统治者们希望通过保存这一基督图像来效仿先知在天房中的行为。

有时，对耶稣基督的描绘会引起圣像破坏的行为，诸如移除或对镶嵌石进行外形变换，又或者使用伊斯兰书法叠加在某一图案上。

尽管如此，在中世纪，尤其是在13世纪期间，穆斯林工匠们创造出了大量包含基督教图像的金属器物。在这些物件中间，出自摩苏尔地区（现代伊拉克北部）的一件大型水壶上有着一幅圣母玛利亚和圣子基督座于王位之上的中心图像，以及其他描绘基督诞生及其进入耶路撒冷圣殿的场景。

学者们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为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个基督教修道院或神殿所制作，在那里，这一水壶很有可能乘着水与圣油的混合物。这一神圣的液体则会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争相汲取的。

在中世纪，这种类型的金属器物上带有的基督图像对于当地两种信仰群体的成员而言都是可用的，它们满足了人们各种不同的宗教需求。

耶稣基督在阿拉伯语系统中被称为先知尔撒，他出现在《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文献中。此外，他生平的各个事件也以插图形式展现在世界史中，以及隶属于“先知的故事”类别的文字记录中。

比如，穆斯林博学家及作家比鲁尼（死于年）在他以《古代民族编年史》为名的全球史中曾写到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这本年制作于伊朗的插图抄本包含了天使加百列对圣母玛利亚报喜，约翰为基督施洗，以及以赛亚对耶稣和穆罕穆德的预言。

这些手稿绘画作为图示宣传了纯净受孕，抵赎原罪，以及基督在审判日作为救世主回归的主题——后者在中世纪及其后的伊斯兰绘画中亦有描绘。

耶稣基督的图像——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都有制作——于十六世纪末传教士在莫卧儿帝国宫廷频繁出现的时期之中在印度变得尤为盛行。

这些基督教徒带来了多语种的皇家圣经以及众多基督教版画。莫卧儿帝国统治者们因感兴趣于这种视觉艺术以及不同信仰间的对话，令人收集这类作品制成集结了书法、绘画和版画的手工装饰抄本。

例如，一本十七世纪的抄本便包含了几十种关于圣母玛利亚和基督的图像，其中有一些是原产于欧洲的黑白版画，而另一些则是由莫卧儿艺术家们绘制，或是基于欧洲原件做出改动的作品。

在其中一页的右上角，一个头顶笼罩光环的耶稣基督展示在我们面前，他手持一本打开的书本，书上写着“Egosumluxmundi（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12）”。他的身下有另一处文字写道：“Illuminad[omi]nev[u]ltu[m]tuu[m]supernos（主啊，请让你脸上的光照亮我们；诗篇66）”。

这里，一位莫卧儿艺术家复制了一幅欧洲原作，小心地将拉丁语文字转写过来，但却将这幅图像置于一个典型的莫卧儿红砂岩建筑框架内。这幅作为世界之光的基督像可以说是达芬奇《救世主》的有趣前瞻，而后者的东游自然也会引发许多后续的效仿。

今天，耶稣基督的图像仍然广泛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在伊朗尤其如此，甚至形成了生气勃勃的公共艺术景观。散步于德黑兰城中，无论是居民还是游人都会经过几种基督图像，有巨大却易被消磨的壁画作为锻炼公园的装饰背景，也有小型雕塑装点着圣玛丽公园的绿地。

壁画和雕塑都由德黑兰市政机构赞助，旨在向伊朗的基督教社群致意，抑或是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的经济和后勤支持表达感谢。

因此《救世主》并非一次绝无仅有的“怪异”事物，而是非常好地参与到伊斯兰世界中早已活跃的欧洲和伊斯兰图像集合中，在这一环境中，它会进一步刺激创造性回应和文化巡礼。这幅绘画还挑战了新闻记者、学者和广大公众的认知，促使我们在谈论伊斯兰艺术传统时更为细致和准确，以避免我们不顾历史将这些图像再分类并作为必定导致灾祸的“异教圣像”来抨击。

本文原载于News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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