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德黑兰 >> 德黑兰建筑 >> 二战悬疑,这是近期最值得看的电影
岛主说
终于等到《波斯语课》出资源。去年柏林电影节上，我看了这部电影的世界首映，当时就很喜欢，并觉得中国的大部分观众应该也会很喜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而且很有人情味。德国拍这种影片不仅能做到悬疑性和反思性兼具，往往角度也很独特，同时可以延伸出人在死亡面前的极强求生和应变能力，甚至可以自创出一门语言。在最近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的情况下，我相信《波斯语课》就是最值得看的电影。
作者：SOOKOOK
有价值的艺术家是为他的信仰而牺牲的艺术家
过去的一年，我们似乎是在战争片的讨论热潮中匍匐着前进的。
《》《八佰》《 》《乔乔的异想世界》……国内外创作齐驱，一二战题材并行，大场面小人物交替上，现实感与幻想域相交织，风格纷呈，蔚为壮观。当然，观众们在银幕之外也讨论频频，如《八佰》《 》的微博话题点击量都在5亿以上，从这一层面看，战争片仿佛已成了话题量的代名词。
相较之下，同于年创制的二战电影《波斯语课》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许“寒酸”。
（这是截至年2月2日9时的豆瓣数据，此时的评价人数才刚刚过万）
可讨论度的“寒酸”却并不意味着影片质量上的“寒酸”。
从创作阵容来看，这部影片根据沃夫冈·科尔哈泽的作品《一门语言的诞生》改编，主演为曾靠《每分钟击》获法国凯撒电影奖的法国青年演员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担任，导演为曾执导高分剧集《背叛》的俄罗斯导演瓦迪姆·佩尔曼。
从影片的呈现效果上看，虽说在叙事节奏上少了些“留白”，但一部商业片能在情节设计上达到质地分明和衔接流畅的基础上，引导观众进行较深层次的哲学反思（且这种反思并非某一表演/摄影段落的即时刺激，而是植根于剧作内部），已实属不易。
一
二战期间，一名被俘的犹太人假扮波斯人教德国军官说“波斯语”，军官对他的种族身份由半信半疑到不信，再到笃信，并在最终发现自己熟练的“波斯语”为假，而犹太人也顺利地逃出了集中营，并投靠了法国军方。
我们似乎可以一句话讲清楚《波斯语课》的故事。
单看故事本身，无论是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小视角叙事策略，还是采用19世纪文学作品中惯用的结构技巧，抑或是主角取囚犯名字的词根造“假波斯语”的核心设定，都满足了当下大多观众对战争片既需提供共情素材，又要制造观影悬念的双重审美诉求。
但故事不等于情节，再戏剧化的小说/事件在搬上银幕之前也要对叙事元素进行重构和组合，而在我看来，《波斯语课》是在对这两组词的辨析中完成的“再创作”——
真与假、出走与回归。
其中，“真与假”是贯穿全片的悬念线，也是“双男主”在特殊政治时局中试图重塑的身份标识，而“出走与回归”则是所有卷入战争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抉择。
二
何出此言？
首先，我们不如将所谓的“真假转换”，视作一个人在意识到荒唐现实和真实自我之间的空隙时，被迫选择的一种游走路径。
以这名犹太俘虏为例，从“真犹太人”到“假波斯人”，再到“真假合一的波斯人”（在寻求自保的极大压力下，他为了在现实中说服他人，首先得在内心说服自己，于是“假波斯语”便也在此时化为了他“真的生存信仰”），又到看见自己的血肉同胞饱受欺凌后，选择重归“真犹太人”（换衣服加入迁移的行刑部队）。
换句话说，这名犹太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始终在“主动”（回归自我）与“被动”（迎合社会/走出自我）的双重选择中摇摆，而正是这种摇摆让他完成了身份上的“真假转换”。
那什么是“出走与回归”呢？
当《波斯语课》将集中营这个“战争中转站”作为叙事空间时，在人物对话中不时蹦出的“家乡”和“前线”这两个词，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象征安良和危险的符号（但对于囚犯来说，集中营便是地狱，“前线”的震慑力量已大大削减）。
因此，从第一层概念上说，到“家乡”就意味着“回归”，被遣往“前线”就意味着“出走”。
如当某女士兵说了有辱指挥官形象的话后，便被迁调至前线，这是一种被动的“出走”。
又如纳粹军官找波斯人学语言的初衷，便是到兄弟所在的德黑兰，而他用“假波斯语”写的诗，也展现出他是个“有小资情调且形而上的和平主义者”，这都是他主动渴望“回归”的展现。
“风卷云往东
安置渴求和平的灵魂
在云飘去的地方
我会快乐”
（纳粹军官在影片中用“假波斯语”创作的诗歌）
让战争中的过错方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对和平的希冀，本就是一个极富荒谬意味的情节设计，但《波斯语课》并未让这种荒谬走向极端，让军官的“反派性格”变得单薄粗浅。
而是让在他的诸多行为中注入人情味儿，让他的诸多处境中充斥无助感，使他成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拥有“平庸之恶”的人，也让他“回归之旅”带有了一抹悲剧色彩。
如当指挥官接见军官时，在言语中不断暗示其履历中的“暗处”后，镜头随指挥官的脚步缓摇并下移，将两人的下半身置于画面左上角，却透过画面右方立于办公室中央的镜子，展现军官在听到指挥官强调“不要筹备什么法式大餐，要德式的、传统的”时的僵硬状态。
或是军官在相信囚犯为“波斯人”后，不仅在授课时为其准备小食（甚至允许他带一些到牢房里给狱友），而且在这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集中营内，三番五次地违抗条令，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以免被处刑，甚至直接向囚犯撂下“只要我在这，你就不会有事”的承诺。
由此，很多网友大呼“他们太甜了”。
但我们忘了，在军官对犹太人的真情之下，却明晃晃地摆着一道刻有“优质种族准入”六字的、血淋淋的门槛；在他们“赋诗交谈”之时，却有无数条赤裸而鲜活的生命拖拽着自己的最后一丝信念嘶吼。
这无疑将犹太囚犯放置在了一个看似两难、实则明晰的交叉路口，一侧是被赋予了生命的“假语言”，另一侧是逝去的“真同胞”，他也明白虽然自己暂时处于一个真空地带，但承认自己的种族身份才是最终的选择。
于是他选择加入犹太人的行刑队伍。
而这既是以集中营为参照的肉体“出走”，又是以国族本身为参照的精神“回归”，这便是“出走与回归”的第二层概念。
三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语言”本身。
语言作为一种人类进入智性阶段后赖以交流的工具，其发展的基础便是语言体系和使用者的心理信任，用传播学术语来说，便传播者“编码”后的内容能成功在受传者处“解码”，这才是一条完整而成功的传播链条。
但当我们反观《波斯语课》，却发现在“假波斯语”的传播过程中，犹太囚犯一直处于一种通过不断说服自己“信任虚假”，进而逼迫自己完成自“编”自“解”的扭曲状态。
因此，当犹太人对“假波斯语”的信任崩解时，便是其作为语言的传播功用消解之时，也是语言的最小单位（单词）背后意义的显现之时，更是他得以看到个既已死去的尸体之时。
而对于纳粹军官来说，他也曾称赞“假波斯语”的美丽，但却将隐于语言背后的这些生命视作“无名小卒”。
当然，他也不会相信：在某一天，这些“无名小卒”的名字会被自己如此信任的“老师”拂尘捧出，又被轻柔地挂于法国军方的阳光中晾晒，于是，姓名中的每个音节都在空气中漂浮着、伸展着，好似它们的主人从未离去。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呱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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