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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这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箴言，被许多人奉为真理。当国家落后时，他们认为挨打是因为落后。当国家强大时，他们依然认为别人要揍他，因为更强大的国家不许它崛起。在这种信条下，国家只剩下一种选择:成为最强者。只要你还不是最强者，你就必定挨打。而一旦成为强者，欺负弱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信奉恃强凌弱的强国，就是全人类的威胁。尤其是某些国家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只要几个人一商量，就可以发起一场战争。甚至元首独揽大权，对哪国动武，全在他一念之间。二战时代的日本，德国，苏联，就是这样的国家。二战后，苏联成为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苏联没有闲着，马上跟着进攻波兰，和德国瓜分了波兰，把国境线推进了二百公里。年10月，苏联进攻芬兰，占地十万平方公里。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被苏联强行占领吞并。年6月，苏联出兵占领罗马尼亚土地。二战后，苏联入侵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索马里，扶持金日成将军发动 ，也扶持北越政府发动吞并南越的战争。苏联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还趁机吞并了中国属地唐努乌梁海（图瓦）。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是承认满洲国的23个国家之一。但是没几年，苏联红军灭了满洲国，并以占领满洲国为筹码要挟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外蒙独立。满洲国稍微值钱点的机器、设备、物资，甚至发电厂的发电机、工厂的门框，都被苏联抢劫一空，正如它在德国所做的。苏联攻入柏林后，苏军强奸了二百万妇女，近二十万妇女被强奸致死。而这些强奸犯丝毫未受惩罚，反而被奉为反法西斯战斗英雄。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甚至计划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核打击，以彻底消除中国对它的对抗和威胁。它准备核打击的目标有酒泉、西昌、罗布泊这些两弹一星的基地，有北京、长春、鞍山之类的中国重工业大城市，预计可能让中国死亡上亿人。2
苏联刚建立时，是一个工业落后国家。美国帮助苏联打造工业体系，实现科技腾飞。那是美苏关系的蜜月期。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正赶上美国的经济大萧条。遍地都是滞销的产品，倒闭的企业，失业的工人和工程师。大萧条波及许多国家，苏联却是一个特例。苏联有强硬的统治手腕和强大的宣传机构。它可以让广大人民在食不果腹的时候，依然把粮食交给国家去换外汇、机器和技术。它可以让人民把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都交给国家，自己只剩下极少的一部分以维持生存。只有苏联体制，才有这样神奇的能力在大萧条时代凝聚全国的资金和廉价的劳动。于是，苏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合作国。大批失业的美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靠苏联找到工作机会。大批的美国设备、生产线，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整个苏联的工业基础基建，在美国的支持下飞速完成。苏联体制的成功，让萧条期的美国人很羡慕。很多美国人建议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以解决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胡佛和罗斯福也确实学习了一些计划经济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起初和德国签订友好盟约，和满洲国、日本签订友好盟约。当苏联占据罗马尼亚直接影响德国利益时，德国对苏联开战。于是，苏联就这样成为中英美的盟友了。二战中，骁勇无比的战斗民族让全世界看到苏联的厉害。3
但美国人很快意识到苏联的危险。年苏联拥有核武器后，美国就开始担心。美国开始发展远程轰炸机，发展远程导弹，不断增加核弹头。苏联也同样忌惮美国，担心有一天美国会率先发动核战争，毁灭苏联，于是不计代价发展大型运载火箭，又在年发射人造卫星以占据太空主导权。美国立即也在年发射卫星，并且在年就开始规划阿波罗登月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不仅仅是人类征服太空的梦想，更意味着巨型运载火箭可以一次携带几十枚核弹头，分撒到苏联各地。二百枚核弹头就可以给对方致命打击，为何美苏都囤积了上万颗核弹头？
万一对方实施核打击，可能会灭掉本国大批的核武器和运载火箭，所以要保证残留的部分依然有足够能力反击。
苏联曾经做过一个系统的研究，测算结果是如果美国出其不意对苏联实施核打击，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只剩下千分之一。这种恐惧让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在军备方面赶超美国。为了弥补运载技术远不如美国的缺陷，它甚至在古巴部署导弹，几分钟就可以把核武器撒遍美国本土。
如果一开始就出现领导人被斩首，大多数通讯设备被毁灭，怎么办？于是双方都发展了一种叫「死手」的系统，根据核辐射、地震波、人员生命特征等信息，如果判断出本国已经遭受毁灭性打击，那么所有的核武器自动发射，毁灭对方。
也就是说，即便国家被毁了，领导人死光了，还可以自动反击。
苏联的通讯设备远不如美国，万一通讯被美国破坏、干扰，无法发射，怎么办？苏联开发出一种极其简单而可怕的办法:在导弹上装一个广播发射台，向所有的核武器导弹发射信号。如果通讯设备被破坏，就发射这种广播导弹，在空中发射无线电指令，让所以收到指令的核武器发射出去。
这些自动化设备非常可怕。如果有一天，计算机程序出了一个bug，或者传感器受到干扰，或者某个恐怖组织黑客掌握了发射信号的密码，一大堆核导弹就自动发射出去了。
美苏二国的核武器竞争，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们彼此不信任，谁都担心对方灭掉自己。
死手之类的自动系统还有个可怕之处:它不是仅仅打击敌对国，而是攻击所有核大国，以确保核大战中没有胜利者。
比如说，如果美国的系统走火，灭了苏联，苏联的死手系统会自动启动，灭掉世界上所有核大国，包括中国、英国、法国，现在可能还有巴基斯坦、印度、北朝鲜甚至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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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竞赛，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
苏联成为一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在军事上抗衡美国的国家，让苏联人民有了身份自豪感。无论他们多么缺乏自由，无论生活多么简陋，他们的爱国激情总是如火似荼。
苏联时代原本有过得去的生活。他们历史上生活条件最好的年代，一个是沙俄时代，另一个是勃列日涅夫时代。
苏联人民有很好的福利，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带薪假期，产妇有三年产假，可以免费看病，免费上大学，政府分配工作。苏联没有富人，没有剥削，没有比尔盖茨那样的富豪，也没有川普这样的房地产商。年轻人也不会有这样的富豪理想，因为这在苏联是不可能的。
如果把苏联和美国的生活水准做个对比，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把美国最富的前30%去掉，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就和苏联人差不多。美国人虽然收入比较高，但是要自己买房，自费看病，自己交大学学费。所以整体上美国人的物质生活并不比苏联人好多少。
但是，美国有资本家，有私营经济，军备竞赛带来的科技突破，经常带动民用品的突破，即便是阿波罗登月计划这种看起来毫无经济价值的花大钱的项目，也带来了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而苏联却没有这种资本主义市场机制。
苏联除了在军事方面勉强接近美国，其他方面全面落后。军备竞赛的升级，迫使政府不断把民生财富转移到军事，最终导致经济上全面衰落。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彻底动摇了苏联人民对苏联的信任。那些加盟共和国，本来就是在暴力下强迫加盟的，苏联一解体，就纷纷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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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年代，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军事大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场战争，连局部冲突都没有，全世界却笼罩在大战威胁下。有人说，核武器的军备竞争，给世界带来了和平。自从有了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再也没有大国敢轻易发动战争。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达到登峰造极。为了向北约炫耀它的力量，苏联在年举办了一场50万军队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且全程公开，邀请大家参观。这场演习，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军事评论家说：如果这是真实的西欧战争，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西欧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
但是，那时候的苏联已经千疮百孔。跟北约的对抗，跟中国的对抗，对越南和其他盟友的支持，无止境的军备投入，让苏联的经济陷入困境。
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人发现，原来苏联老大哥竟然这样穷，最普通的中国产的廉价生活用品，都能在苏联换一大堆原料物资。
看到苏联匮乏生活的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让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声望也到达登峰造极。
苏联这个庞大帝国的解体，结束了冷战，让人类松了一口气。
但是普金大帝要让俄罗斯恢复它的大国梦。川普总统扬言让美国重新伟大。
还有一些人依然怀念苏联时期的辉煌。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国强民穷，只要这个大国可以满足他们的强国梦。
苏联模式，依然是某些大帝的强国梦。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体系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裂变、重构后，进入了一个更具一元性的、发展程度更高的形态。冷战后，全球化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虽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仍不时出现动荡，但这已经属于新形态中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由于苏联发展模式的失败和苏联为中心的国家集团的解体，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以统一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性建构。而且，既然“世界经济体”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那么西方类型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将主导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于是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5]显然，这种观点若证之以历史实践，乃是面向“过去”，对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发展道路选择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若放到世界历史坐标上，这种解释与20世纪曾经风行过的一些宏大“革命话语”一样，只具有“短时段”的意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以冷战终结为标志的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出一方面表现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普世意义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那些20世纪的替代性选择方案实质都是相对落后地区对“现代性”的抵制或反抗，它们在与“现代性”的较量中终因落后而落败。但是，这些替代性选择的失败并不能得出新的选择不会再出现或人类不再需要新的选择的结论。因此，“历史终结”论并不具有对“未来”的解释功能，如同其他种种乌托邦理论，它无法论证继续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其虚妄就在于将短时段的历史观察升格为长时段的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夸大为终极性结果。
其实，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已经昭示人们，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苏联模式的失败也没有终结发展道路的竞争。因此人们还要继续应对现代性矛盾的挑战，还会因利益的纠葛而产生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并进而导致各种类型的冲突。当然，由于冷战的终结，竞争性选择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原来主导二元体系格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消解，原先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性对抗开始发挥其威力。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激发和推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力量，这种被亨廷顿称作“文明冲突”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正在以各种形式展开。但是，在竞争性对抗的实践层面还看不到真正具有先进性的另一种选择的主体及其替代性方案。况且，这种孕育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型对抗所表达的仍然是旧时代的矛盾。与国际政治的显性冲突比较，对人类社会影响更深远的是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及其带来的诸多挑战和风险。其中，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共同体边界的不对称、信息全球化与意识形态认知的不对称、全球性问题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不对称是矛盾的集中表现。当然，上述矛盾在冷战时期也已产生，但当时受制于“二元世界”的分割而尚未达到“全球”程度。国际体系的冷战桎梏已被打破，世界体系的一元性得到了充分显示，人类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同时具有了全球化的形态。由上述矛盾而展现的新阶段的世界体系运动比冷战时期更直接、更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性困境。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张力因两者发展的不同步趋势拉大而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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