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石刑：一个伊朗女记者的苍白坚持

本文原载于TheNewYorker

作者/LAURASECOR

编译/小陈陈常然葱油饼eve

译读：T-Read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编者按阿丝雅·阿米尼从一个沉浸在文学里不谙世事的大小姐，变成了一个积极维权的知名活动家，最后又终于离开伊朗，回到单纯的文学世界。一步步走来，她对伊朗认识得愈发清楚，也愈发无力。她掀起的运动由盛转衰，但她的坚持没有白费，也带我们通过她的眼，看到了伊朗至今仍存的残酷石刑，和凌驾于法律之上，那种更根深蒂固的权威。文章比较长（向来如此……），但相信你会看下去。

在伊朗北部的马赞德兰省，厄尔布尔士山脉紧靠着里海，阿丝雅·阿米尼就在年出生于此。她在有猕猴桃和蜜橘果园的农场长大，在家里四个女孩里排行第三。阿米尼祖上是封建社会的上流家庭，她小的时候，家里圈养动物，雇园丁和管家。她从小就认识到曾祖母的重要地位，因为她进房间时，在场所有人，包括阿米尼的父亲，都要坐直身子。在伊朗北部，女人可以拥有财产，拥有社会权利，也可以卷起衣袖和裤腿到农场里干活。不过一夫多妻依旧常见，所以阿米尼的家族一直人丁兴旺。阿米尼的父亲是老师，虽然信教，却没有太多宗教上的习惯。

年大革命爆发时，阿米尼才五岁。君主制瓦解，伊斯兰共和国成立，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成为领导人，后来的整整十年，伊朗深陷在暴力与贫困导致的动乱中：先是争夺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内斗，又与伊拉克打了场代价高昂的战争。阿米尼家族开始经济拮据，付不起钱来养动物、雇园丁、雇管家，沦为了普通的中产阶级。

阿米尼和姐妹们一心扑在自然和文学的世界里，不出门的时候就阅读、画画、写故事。阿米尼和二姐每周四下午都会和诗歌社的成员在附近的公共图书馆碰面。这是阿米尼的文学初体验，她乐在其中，想象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画家和作家。

虽然阿米尼受到呵护，未曾经历同胞的苦难，但有些东西，她始终铭记在心。学校里不允许穿白鞋或短袜。阿米尼觉得强制要戴的深色头巾很丑，被迫戴上时她会哭，但是妈妈温柔地解释说这一规则无人能违背。年轻的男人从伊拉克战场前线回来，四肢残缺，很多甚至没能回来。阿米尼的的大家族里，有人支持新政权，有人反对，有年轻的亲戚进了监狱，而长辈认为他们就应该待在那里。她还记得姨妈的三个儿子。

兄弟三人之前生活在德黑兰，因在伊朗国王统治时参与革命而受短暂囚禁。在君主制垮台之前不久，他们在阿米尼家族附近和未参加政治斗争的亲戚们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大哥住到了阿米尼家，许多人迫不及待想听到德黑兰的新闻，于是也蜂拥到她家去拜访。大革命前不久，他死于一场车祸。

他们的父亲，阿米尼的姨夫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吉兰尼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首席法官，他主理法庭期间，上千名反对派成员被处决。吉兰尼认为，伊朗整个国家都需要去毒素。他另外两个儿子是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的成员，这一左派的伊斯兰武装团体曾经是革命运动的一方，但是后来开始反对教权统治。年，这一团体被认定为非法。吉兰尼为人正直得可怕，他坚持认为，法律面前，哪怕是儿子也不能与普通人区别对待。据说，他亲手签署了儿子的处决书，他还说，如果两个孩子在思想上改正错误，他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但他们没有。阿米尼听说，他们为了逃避追捕躲了起来，但后来都死了。

吉兰尼法官的处决在伊朗官方媒体上报道后变得臭名昭著。很多伊朗人一听到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吉兰尼的名字，就会想起伊斯兰共和国处决青少年的那个时代。不过阿米尼的家庭里没人敢谈论这件事，哪怕是痛失两个儿子的母亲。阿米尼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察觉到了伊朗核心司法体系的空白。

年，阿米尼进入德黑兰的阿拉梅赫·塔拜塔贝大学学习新闻学，她热情躁动，不知疲倦。刚开始为国家控制的报纸写文章时，她才大一。阿米尼最初被分配到强硬派的《伊朗世界日报》（Kayhan）的增刊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之后，她去了更大的媒体《伊朗报》（Iran），该报立场没那么强硬。阿米尼感到很幸运。她不太喜欢刻板的女性着装要求，但无暇向其宣战，因为她要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有一次，一名同事接到任务，要去采访阿米尼仰慕的诗人，他便带着她同去了。诗人邀请阿米尼加入作者圈。阿米尼已经过上了儿时幻想的生活。

《伊朗报》开设了一个青年增刊，阿米尼的老板任命她为文化编辑。伊朗的报纸届由男性主导，所以这次任命颇为大胆。阿米尼负责28页的内容，她管理的男下属年龄比她大，他们恨透了向她汇报工作。该报的主编盯着她工作的每一步，她埋头苦干，常常一天工作14个小时。

阿米尼记得，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男下属将她拉到一旁。他看起来很痛苦，哀求阿米尼离开工作岗位。

“为什么？”她询问道。

年轻男人好像强忍着眼泪，说，同事们每天都说她坏话，他们不喜欢一个年轻的单身女孩做编辑。

“好吧，但这是他们的错，不是我的。”

阿米尼一直以为，政治就是争夺权力，所以她一直说自己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封闭社会里的诗人和记者，她发现政治无处不在，就像她沿陡峭楼梯向上跑时，旁边的扶手。刚来德黑兰时，她还找不到一个常见的说法来描述她所在的空间，但她后来意识到这是“公民团体”。

年，穆罕默德·哈塔米凭借扩大该空间的承诺当选伊朗总统。秉着这一目的，他执政时期的审查空前放松。大胆的新出版物涌现，更多年轻女性进入新闻行业。

阿米尼离开了《伊朗报》，原来的同事说服她到专门报道女性事务的《女人报》（Zan）工作。阿米尼看不出依性别区分报道有什么好处，她反对这一想法。但她需要工作，报纸雇佣她专门报道体育方面的管理事务。

阿米尼在《女人报》遇到了新闻摄影记者贾瓦德·蒙塔泽里，他们同来自马赞德兰省，此前他一直拍摄敏感话题的照片，如被安全专员暗杀的世俗作家的葬礼。8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每天都会以朋友的身份见面，后来，他们决定结婚。

强硬的神职人员反对哈塔米对媒体界的宽容，在报社开张不久后就强制其关闭。就在阿米尼和蒙塔泽里大婚的那天，《女人报》被禁了。但是阿米尼失业没多久就成为了自由职业者，报道库尔德斯坦的示威游行和设拉子的地震。年的一个夏夜，警卫部队袭击德黑兰大学的宿舍后，阿米尼和蒙塔泽里作为第一批记者抵达现场。在蒙塔泽里的照片里，宿舍倒在一片灰烬中，只有暖气片和床的金属骨架还完好无损；另一张照片里，走廊被毁坏了，学生背对着镜头，背部红肿不堪。

此次宿舍袭击的起因是学生抗议媒体审查，但袭击触发了更多天的游行示威。《霍尔达德报》（Khordad）头版刊登了蒙塔泽里的照片，内页中有两版照片，游行的学生高举这份报纸，像是表明反抗的标牌语。

宿舍袭击发生的5天后，顽固派组织了一次反示威活动。阿米尼和蒙塔泽里在一个电话亭停下来，给她的编辑打电话。说话间，几个穿白色衬衣戴头巾的高大男子走向蒙塔泽里，把他带走。阿米尼坚持要知道男人们要带他去哪里，于是他们也把她一同抓走了。

夫妻二人被带到一家服装店后面。一个人用枪指着阿米尼，开始审问蒙塔泽里关于《霍尔达德报》发行人的问题，此人与哈塔米总统走得很近。阿米尼解释道，她和蒙塔泽里只是记者，“体制的决定不由我们做，你要去怪体制。”

既然这样，男人说，阿米尼可以为顽固派工作，也能轻易为改革派效命。为什么不依附另一边呢？阿米尼试图保持镇定，承诺会好好考虑。

后来，电话频频打来。“我们掌握了你的一切信息，”来电者说，“想想看你要怎么配合我们吧。”

阿米尼很害怕，她写了封信向哈塔米总统寻求帮助，并把信交给了给《霍尔达德报》的发行人。她终于不再接到威胁电话，但蒙塔泽里开始半夜惊醒，边哭边发抖。他们开始考虑离开德黑兰。

阿米尼进了另外一家报社工作，6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生活已经很充实了：不在报社工作时，她画画、写诗、弹奏弹布尔（一种传统的长琴杆鲁特琴）。她还没准备好做母亲。在仔细考虑，和蒙塔泽里讨论之后，她才决心留住孩子。

但是怀孕让她倍感愤怒。首先，这不公平：蒙塔泽里的生活和工作丝毫不受影响，而自己却变得身体臃肿，情绪多变。但她没有停下来，她要证明给自己和同事看，她可以完成和过去一样多的工作。有一天，她在外奔波了16个小时，报道警察围捕无家可归的人。大约一周之后，她开始漏羊水，医生要求她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卧床休息。

阿米尼每天都哭，女儿艾娃出生后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司法部叫停了阿米尼和蒙塔泽里所在的报社，蒙塔泽里重新找到了工作，但阿米尼却被束缚在家中，失眠，对过去喜欢做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她照顾艾娃，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艾娃一岁的时候，有一天蒙塔泽里下班回来问阿米尼，“有茶吗？”

“没有。”

“那吃的呢？”

“没有。”

“你今天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我就照顾宝宝了。”

“我以为自己娶了一个诗人，一个记者。”蒙塔泽里说，“我没想到娶了你这样的家庭主妇。”

第二天早上，阿米尼开始联系家庭保姆，也开始为自己找一份新工作。

很快，阿米尼就有了两份工作。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她是《信任报》(Etemaad)的社会版编辑，下班去接艾娃回家。等晚上，艾娃熟睡之后，她管理一个叫做“女性在伊朗”的网站。她又开始为报道四处旅行，把女儿交给家里人照顾。她报道过伊朗南部巴姆的地震，年初去了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各国侵略之前，伊拉克的形势。

回到德黑兰后，阿米尼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无法想象再一次怀胎十月。但是在伊朗，堕胎是非法的，除非母亲有生命危险。她有两个选择：一是找一个愿意偷偷做手术的医生，二是吃一种伤害胎儿的药，造成大出血，这样的话，急诊室的医生必须实施刮宫手术。

在蒙塔泽里的支持下，阿米尼选择了后者，除了盲目继续毫无选择。黑市上卖的药是注射类的，她永远也不会知道针头里有什么成分。

黑暗中，巨大的疼痛向阿米尼袭来，但没有流血。若不流血，医院没有人愿意清空她的子宫。于是她注射了第二次，又是无法忍受的疼痛。一个朋友让她走路、跑步以带来宫缩，阿米尼照办了许多次，但是依旧没有血。她怀疑自己已经对胎儿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只能去做非法的手术，虽然价格很高。

堕胎医生年纪很大，阿米尼怀疑他是瘾君子。他的办公室肮脏不堪。他告诉阿米尼，除了手术本身的高昂费用，他还得雇一个麻醉师，一个护士，这些钱也得阿米尼出。她同意了。堕胎手术当天，麻醉师出现了，面色发黄，阿米尼怀疑他刚刚喝了酒。护士穿着一双奇高的高跟鞋，画着浓妆。蒙塔泽里问了阿米尼很多遍是否要继续，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流血，身体抽搐。她不能寻求医疗护理或建议，也不能告诉除丈夫之外的任何人自己经历了什么。她请了几天病假，然后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年夏天，一条马赞达兰省内卡镇的新闻打乱了阿米尼的生活。16岁女孩因为“行为与贞操不符”被处决。政府称女孩年龄为22岁。阿米尼对官方谎报年龄感到吃惊，更为一个年轻女孩被绞死而深感不安。她去了内卡。

在大街上，男人们告诉阿米尼，萨哈勒不是个好女孩。一个男人说，她出卖了自己的肉体，阿米尼这样的女士不应该报道此类新闻。她立刻转过身去，他可以打着尊重肉体的名义，来谈论杀害一个女孩吗？他凭什么告诉阿米尼要做什么？另外一个男人说萨哈勒精神紊乱。

阿米尼徘徊了一阵，随即发现了一扇开着的小木门。木门上方悬挂着黑色的条幅和哀悼的牌子。她觉得这里应该就是萨哈勒的家。这处居所是最近才建起来的，但还没有完工。一个年轻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院子里，眼睛半闭着，眼珠向后翻，涎水流到了下巴，苍蝇在脸边飞来飞去。

“先生？”阿米尼喊道。“您还好吗？”

就在这时，一个浑身肌肉的年轻人从她身后走上前来。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个记者，”她回答。

“你来得太迟了，”那个年轻人说道。原来他是萨哈勒的表亲。“她不在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阿米尼又找到了女孩的一些亲戚，拼凑出了她的经历。萨哈勒五岁时，她的妈妈离开了她的爸爸，和另一个男人走了，后死于一场车祸。她的爸爸伤心不已，于是终日吸毒，弃子女于不顾。萨哈勒的一个哥哥在河里溺亡。还有一个成了瘾君子。八岁时，她搬去和祖父母同住，然而祖父母一来年迈，二来穷苦，也没法照顾她。

九岁时，一个邻居强奸了她。他给了一笔封口费。后来，他还带了另一个男人来找她。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他们给她钱，让她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成了她的活命钱。十三岁时，伊朗的道德警察（译者注：伊斯兰国家的自愿警察组织，负责宗教风纪的维护）把她抓了起来。当地法官判处她以一百下鞭笞——当地法律规定这是对婚外性行为的惩罚。伊朗刑法规定，女人挨一百下鞭笞的次数上限是三次。第四次遭到逮捕的女人就要被处决。

阿米尼并不知道有这些法律。她的那个世界从未有过这些法律。在城里的中产阶级眼里，婚外性行为并不罕见。怎么会有人因如此寻常的事被绞死呢？尤其是一个被人忽视、欺凌而失去了童年的十六岁女孩子，为什么是她上绞刑台？萨哈勒的年龄肯定是十六岁：阿米尼看到过这个女孩的出生证明。虽然国际法禁止处决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但伊朗刑法规定女性负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为9岁，男性为15岁。不仅如此，经阿米尼核实，萨哈勒在被处死之前只有两次被捕，而非三次。

从未有过哪篇新闻让阿米尼如此放不下。萨哈勒不过就是另一个她；如果不是成长在较为优越安全的环境下，她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女儿。甚至多年后，阿米尼唤出萨哈勒的名字时，那种感觉就像她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萨哈勒改变了她的生活。

回到德黑兰后，阿米尼回顾了自己的记录和收集的文件：其中包括采访死者父亲和姑姑的记录，还有萨哈勒短暂在校期间的成绩单。然而，阿米尼无法提起笔来，她夜不能寐。每次她想把萨哈勒的故事写下来，都会哭泣到凌晨。最后，她终于写完了报道，报社却不能发布。

“为什么不呢？”阿米尼问。“各种文件都找齐了。”

阿米尼回顾时说道，总编辑当时告诉她，她在抨击整个伊斯兰教律法及司法系统。报社不能冒这个险。

阿米尼将报道送到了另一家报社，再次遭拒。最终，一家女性刊物同意编辑后发表她的报道。

萨哈勒的报道发表后没过几周，阿米尼听说又有一个女孩即将被处以绞刑。处决在德黑兰西南的阿拉克举行，要被处决的女孩名叫蕾拉，实际年龄19岁，心智却如同8岁小孩。她也是因不守贞洁的罪名而被判死刑。她同样也是幼年遭人强奸。阿米尼急忙赶到了阿拉克，得知蕾拉尚在人世，只是被关在监狱里后，她松了一口气。

蕾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人说她那时8岁，也有人说5岁——她的母亲第一次让她卖淫，对方是一个60岁的男子。从此以后，她的母亲每天都让她卖淫，用蕾拉身体换来的钱生活。蕾拉9岁时第一次生产，迎接她的是一百下鞭笞。产下双胞胎时，她再次受一百鞭笞，那时她14岁。被判死刑时，她的罪名中有乱伦一项，因为在强奸她的许许多多老乡中有她的兄弟们；而她几乎无法为自己辩解，也照顾不了自己。

阿米尼去了法院，找到了判处蕾拉死刑的法官。法官支走了所有人，以便与这名德黑兰来的记者单独交谈。他告诉阿米尼，法律就是法律。他的工作就是依法办案。而法律对蕾拉有负面看法，因为她的性行为给家庭的生活带来的危害极大。阿米尼回忆道，法官曾称如果把社会比作苹果，蕾拉就是蛀虫。

阿米尼的朋友、经营律师事务所的人权律师沙迪·萨德尔在她出发前给了她一张预聘表，她一直把这张律师预聘表带在身上。她最想做的就是在监狱里见蕾拉一面，让她在上面签名。这样蕾拉就会有律师，从而有机会一搏。阿米尼和法官谈了一个小时，并在采访中和他争辩。她表示，他应该让自己带走蕾拉，重塑蕾拉的人生。然后他才能够评判蕾拉到底对这个社会是好是坏。

法官对此嗤之以鼻。他告诉她，想看什么就去看吧。他写了一张字条，通知监狱的看守允许阿米尼以探监者身份来访。

看守带来了一个高挑美丽的年轻女子。女子有着孩童般的面庞，迷惑不解地看着阿米尼。

阿米尼揽住蕾拉，轻声在她耳边说：“我是你的姐姐，希望能帮你。现在你情况不妙。你要相信我。我保证会帮助你。”

她拿出了萨德尔律师的预聘表：“只需要你在上面签字。”

蕾拉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是阿米尼把墨水涂到了蕾拉的手指上，在签名一栏按下了指印。

一个看守发现阿米尼不是蕾拉的律师，为此勃然大怒，没收了那张预聘表。阿米尼立刻被赶了出去。

萨德尔去了监狱，帮助蕾拉填完了表格。与此同时，阿米尼在《女性》杂志上公开报道了蕾拉一案，她的电邮收件箱里塞满了消息，很多人都想知道能否帮上什么忙。敦促此案重审，让女孩得以释放，阿米尼回复道。

蕾拉的事情引发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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