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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行记
“我叫西琳，今年27岁，是一名性工作者。”
晚上七、八点，西琳猛地关上屋里所有的窗户，她不想听人们下班匆匆回家时的车水马龙。“我快三年没回过家，我想回去，但不敢，没脸回去。”黑夜是西琳的保护色，还有一个小时，当太阳的余晖也褪去，她就要上班了。
伊朗的性工作者主要分布在德黑兰、伊斯法罕这类大城市，两伊边境等治安较差、秩序混乱的地区也少有分布。首都德黑兰约有名性工作者，其中7成女性，3成男性。
西琳与另一个同行业的女孩玛尔西合租一个小屋子，家具很少，敞开的衣柜里凌乱地堆着丝袜和没开封的避孕套，梳妆台上七扭八歪地摆着些名牌化妆品，快用完的香奈儿粉底，还有阿玛尼的艳红色口红。
“最开始不好意思，现在习惯了，伊朗性服务业正是因过度保守的社会环境而产生，男女隔阂严重再加经济落后娶不起媳妇，自然会有人想要这种服务。”我坐在西琳家的大床上，看她一边说话，一边为晚上的工作梳妆打扮起来。
为让有需求的嫖客容易辨识，女性性工作者一般会有标准的职业打扮：脚踩“恨天高”、涂鲜红色的口红、脸颊上用荧光涂料点一个小痣，黑色紧身衣包裹着窈窕的曲线。伊朗女性平常基本不穿高跟鞋，也不化艳容，因此女性性工作者打扮能被轻易识别。男性性工作者的打扮较为随意，与普通伊朗男性并无区别。
在街上揽客的伊朗女性性工作者
由于受到政府和宗教的双重管制，德黑兰并无红灯区，性工作者主要集中在两种地方，一是公园、小巷等隐蔽地方；二是购物中心、商业街等繁华客流量大的场所。德黑兰有两个著名性工作者聚集地：郁金香公园和大学生公园。郁金香公园的女性工作者较多，大学生公园则男性工作者较多，主要服务男同性恋。
伊朗性服务行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主动上街揽客；二是被动点单。上街揽客的女性工作者通常两、三成群，主动和周围男性搭讪，对方有意才会用行话暗示，比如“你愿意请我喝杯咖啡吗？”。同性恋在伊朗属于违纪违法重罪，比女性卖淫严重，因此男性工作者揽客时间晚也更小心。通常在午夜时出现在公园长椅上，静静坐着抽着烟，等待前来搭讪的顾客。
被动点单式是性工作者给顾客留下手机号，顾客有需求时，协商好时间、地点、价格就可上门服务。西琳有10多位常客，他们经常以点单式要求服务。不过西琳的服务也非随叫随到，“我也要休息，周末和假期从不上班。”
性工作者在伊朗为高收入群体，在人均月收入不过土曼（约0人民币）大背景下，性工作者仅一次服务价格就能达土曼（约人民币）。在德黑兰，性工作者更有等级层次差别，根据身材、长相和技术，一次服务价格分别从土曼（约人民币）至土曼（约人民币）不等，包夜的价格更贵。
在伊朗，从事性工作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卖淫不仅违反了伊朗法律，更违逆了伊斯兰教法中的规定。按照伊朗法律，卖淫者将会受到鞭刑并关押入狱，罪行严重者将鞭刑致死。
“我的许多朋友都在监狱里，被警察发现但没能逃走。”西琳撇了撇嘴，同情被抓的可怜战友又庆幸自己小心。“被抓的一般是新人，这些小孩不懂怎么贿赂警察。老练的性工作者都贿赂自己工作点附近的道德警察，以防被抓，我每月给他0土曼（约0人民币），罩着我。”
性工作者在伊朗被宗教冠以“社会蛀虫”、“穆斯林败类”，被社会冠以“性病传播者”、“最不要脸的人”等，是高危行业，但每年仍有很多新面孔。有些是单纯为追求高收入与高回报，但更多是迫不得已，都有段辛酸无奈的经历。
“四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上学路上被一男人强奸，之后消沉半年，每天都躺在床上哭。”回想起那件事，西琳仍绝望不已，用头巾捂住了眼睛。“半年后觉得不应再这样下去，开始痛恨男人并想报复他们，走上这条路。”西琳说，从事性工作既可嫖客的丑态和“熊相”中取乐，又能轻易捞到钱，极大慰藉自己受伤的内心。
与西琳不同，西琳的朋友玛尔西则是因为家里太穷，需她挣钱补贴家用而选择这份工作。“他们（玛尔西的家人）不让我回家，只让我每个月寄钱回去就好。”玛尔西耸耸肩，说“我就像个挣钱的工具，没人在乎我想什么。”
近年伊朗失业率不断升高，就业和生活压力增大，人们更希望借这种简单的“金钱交易”来满足生理需求。性行业的发展引起伊朗政府和宗教协会的高度重视，大量道德警察被派往重点区域巡逻、开展优良风纪评比和宣讲等。针对这种形势，性工作者们也改变了许多。两年前，接客时间为晚上9点至凌晨1点，现在时间已推迟为晚上11点至凌晨3点。以前主要以上街揽客为主，现在则更多为被动点单方式。
面对这样的现状，西琳无可奈何。又是一天夜黑风高时，西琳又穿上了那双熟悉的红色高跟鞋，走向了她接客的地点。她靠着那棵经常依偎着的树，默默地点了一根烟；随着吐出的烟雾，西琳的思绪越飘越远，她仿佛看到了自己许久没回过的家；看到了那些现在监狱中的战友；看到了自己曾经跌跌撞撞走过的路……
（感谢作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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