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乐曲描写了一位游子回到家乡后的激动心情。
第十章大学
赵寒阳
在师从王老师的七年中，他为人的正直、教学的严谨、演奏的规范、绝佳的把握性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各个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王国潼老师的精心培养，就不会有我今天的艺术成就。
年4月24日上午8：08，列车满载着我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徐徐地开进了北京站。因为考虑到北京的天气寒冷，所以带了两个大铺盖卷，还有一个大皮箱，一个脸盆包。当时真是年轻力壮，愣是一个人肩扛手提，一趟就把全部行李搬出了火车站。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摆着许多大学的新生接待处。一出站，我一眼看到“中央音乐学院新生接待处”就正对着出站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接待员，看到我背着几乎超过本人体积两倍的行李朝这边艰难地走着，忙过来接过我手中的两件行李，将我引到了接待处。接待处已有几名新生在报到，旁边堆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负责接待的老师在新生名单上找出我的名字，并做了记号，亲切地说：
“你们一路辛苦啦，过一会儿学校的车就来，你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就在自己的行李上坐了下来，看着陆续前来报到的新生。想到梦寐以求的北京就在眼前，一个个心情激荡，喜笑颜开。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一辆大客车在接待处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师，招呼我们上车，并帮着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箱子和铺盖。
我们第一批大约二十多名新生，乘坐大客车沿着长安街向学院方向驶去。一路上，老师向我们介绍着北京的风貌，新生们第一次到首都，都显得非常兴奋，叽叽喳喳地象装了一车的小鸭子。当客车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同学们激动得简直要疯狂了。原先只有在电影里见过的，今天终于亲眼得见、亲身经历了，怎能不令人激动欲狂呢？
“这就是天安门啊！”
“人民英雄纪念碑真高啊！”
“这人民大会堂就是开党代会、人代会的地方吗？”
“……！”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赞叹着。客车继续向西行驶，过了西单和民族宫后，车子向南一拐驶进了胡同。车上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大家在心中塑造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形象，与眼前所见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想象中的中央音乐学院，应该坐落在山明水秀之滇、湖光山色之旁，有宽阔的草坪、雄伟的建筑，而怎会似眼前所见的在一条曲里拐弯的破胡同里呢？
客车在胡同中间的一个旧门前停了下来，老师大声地招呼着：
“同学们，我们到啦！这就是你们朝思暮想的中央音乐学院啊，大家下车吧。”
车上的新生谁也没动，都认为可能是老师和我们开玩笑，或是有意考验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堂堂国家一流的中央音乐学院总不会是这个样子吧？
老师见大家都不下车，纳闷地问道：我们到啦，大家怎么不下车啊？有一位同学大着胆子问道：老师，这是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分校啊，我们的总校在哪儿？老师一听，哈哈大笑地说：这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总校啊，你们看，门口不是挂着校牌呢吗？
大家向右一看，果然有一块很陈旧的校牌挂在门旁，白底黑字的行楷写着“中央音乐学院”六个大字。看来这是真的了，那就下车吧。
学校里挂着大红横幅，欢迎新生们的到来。一群学生出来，一面帮着搬行李，一面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学校的校舍确实显得很陈旧了，前院原是一个王府，后改建成了大礼堂；二道门后是五六十年代盖的五幢楼，所有的教学活动和师生们的宿舍就全都包含在内了。因为年的地震，在操场的东侧盖起了一排抗震棚，现在就是我们新生的男生宿舍了。我在第三间抗震棚的门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同宿舍的还有七位同学。房间里有四张很粗笨的木制上下床，还有一张三屉桌，这就是宿舍里所有的家具了。尤其让大家不适应的是，房间的木质门窗四周透风，门外还堆着红砖、黄沙。春季北京常刮风沙，一阵风刮过，床上就落下一层细细的沙土。直至6月7日，民乐系和声乐歌剧系搬到了位于北京前海西街17号原恭王府的院中，生活和练琴条件才有所改善。
到了中午，老师领着我们新生去食堂吃饭，在换饭票时才知道北京的粮食是按比例分配的。一个月30斤定量，其中7斤是米票，12斤是面票，11斤是粗粮票。这一下南方来的同学可就苦了，南方人习惯吃米饭，可7斤米票够吃几天呢？而且还是那种糙糙的籼米饭，其口感与南方的粳米有着天壤之别。面票所对应的是黑面馒头，硬硬的，咬一口就掉渣。粗粮票在早饭时买棒子面粥还可以，但在正餐时就只能买到玉米面窝窝头了。我第一次吃那窝窝头的时候，咬一口在嘴里嚼了两分钟还没能咽下去，好象是嚼着满嘴的沙子似的难以下咽。主食差，要是菜能好一些也就罢了，谁知菜就一样：盐水煮白菜，一份菜中能找到两片肥肉，算你运气好，菜汤上简直连油花都不见。还有鸡蛋西红柿汤，是加了淀粉粘糊糊的、恨不得一个鸡蛋烧一大锅汤的那种。一喝，连咸味都没有，象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这日子也太苦了，虽然我们已经做好了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可眼前的生活还是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同学们有点受不了啦，男同学变得沉默寡言，女同学常常暗自落泪。三天后，有两名从南方来的同学，因实在不能适应这样艰苦的环境而自愿退学回家了。但绝大多数的新生还是挺过来了，这完全是一种精神，支撑着我们没有倒下。起码在我来北京的前五年中，在吃饭的时候是要在心中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把白菜就馒头当作是维持生命的药物吞下去，才得以坚持下来的。
77届我们民乐系共招收了新生28名，其中二胡专业的有8名。原来二胡学生应该是9名，有一名新生在考取中央音乐学院的同时还考上了东方歌舞团，恰好团里近期有出国演出的任务，他就放弃了上学而选择了去东方歌舞团工作。（插图38）
4月26日下午，学院在大礼堂举行了“迎新会”，会上赵沨院长作了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报告，还有师生代表们的发言。最后是音乐会，除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以外，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民乐四大天王给新生们作的示范演奏。这四大天王是：姜建华（二胡）、刘桂莲（琵琶）、王明君（笛子）和罗立群（唢呐）。
因为这届新生在地方均属顶尖人物，所以难免带有骄娇二气。学院一方面向与会者展示教学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杀杀新生们的骄傲之气。这一下把新生们全给镇住了，我甚至想：一个附中的小姑娘就拉得这么好，北京的水平也太高了，我这辈子能达到这个水平吗？此时别说骄傲，心中倒有些自卑了。
傍晚时分，有一个青年教师带着一位老教授来到宿舍看望我们新生。青年教师自我介绍说，他叫冯志皓，是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论起年龄来，他比我还小三岁呢。这又让我自惭形秽起来，人家都已经留校任教了，我这个老大哥却连学生还没当好呢。冯志皓又给我们介绍这位老教授说：这是蓝玉崧教授，我们系的副主任，教二胡的，也是我的老师。只见这位蓝教授长得如同弥勒佛相似，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就对他十分好感，盼望着能做他的学生就好了。但到了5月8日下午宣布主科老师的分配名单时，却将我分到了安如砺老师的名下。当时我还挺羡慕分到蓝教授名下的同学的，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傻呀？安老师是学院中教得最好的二胡老师了，你有福啊，我们还都羡慕你呢。
在跟安老师学习的一年中，我的二胡演奏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在11月1日的第一次考试中就夺得了全班领先的地位。直至年9月份，才因教师调整而师从于著名二胡大师王国潼先生，再一次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以后，我在二胡演奏上又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大变革。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尤其在第一个学期中，安老师给我调整演奏方法，可在回课时我却怎么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尽管课下全力地练习，还是一次次地挨老师的批评。基本动作过不了关，什么曲子也没法拉，自己感觉象从来没有学过二胡的一样。
我到了北京，第一个认识国家级民族乐团的演奏家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副首席张连生，他家就住在离学院不远的西铁匠胡同。第一次是由冯志皓引见的，听过张连生的演奏，我对他奏法的松弛和发音的飘逸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就常在晚饭后造访，请教过他不少演奏上的问题。有一天他说：有些问题我也讲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的老师张韶先生，请他给你听听。
张韶先生，那还了得！名声大得如雷贯耳。当年刘逸安老师给我上课用的教材就是张韶先生编著的《二胡广播讲座》，现在能去见他，向他当面求教，那是多么荣幸的事啊。于是在年7月4日的晚上，由张连生引荐，在张韶老师的家中见到了他。
见了面一聊，得知张韶先生也是常州人。这下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张先生很是激动，他握着我的手，说：居然我们常州也出了象你这样的人才啊，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不容易。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了，很少遇到常州老乡，今天可真是要“两眼泪汪汪”了。来吧，拉两首我听听。因为我正在纠正演奏方法，所以拉的曲子程度都很浅。我拉了一首《黄水谣》，又拉了一首《拉骆驼》。张韶先生听后沉默了好半天，不解地说：“就你这样的水平，怎么会让你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呢？”
一句话，说得我满脸通红，好像孩子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低下了头。张连生连忙在旁解释道：寒阳原来拉得挺捧的，最近因为老师给他改方法，不让他拉程度深的曲子。另外在演奏方法上，他还有些不明白，今天特地带他来请教您的。张韶先生这才说：喔，我说呢，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水平一定不会差的。我看你拉琴时的动作还有些不自然，这个改方法啊，一定不能着急，要严格，如果方法上有问题，以后水平就提不上去了。接着我向他请教了一些演奏方法上的问题，张先生一一作了解答，还对我以前写的作品提了修改意见。后来，张韶先生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我请教的机会就更多了。
年3月初，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了“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音乐比赛”。这是学院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比赛活动，全院上下人人奋发、个个争先，纷纷报名参赛。当时学院中可真是高手如云啊，如：作曲系有郭文景、谭盾、苏聪、叶小钢、陈怡、周龙、张小夫等；声歌系有叶英、温燕青、彭康亮等；民乐系有许可、孙国庆、黄河、李萌、张维良、姜建华、刘桂莲等。我报名参赛的曲目是：二胡独奏《哀思行》、《雪梅颂》和《秦腔主题随想曲》，同时争夺创作奖和演奏奖。比赛分两轮，采取淘汰制进行。
3月2日是一个星期五，我下午四点钟来到鲍家街43号的院部，准备晚上的第一轮比赛。赛场设在学院的大礼堂，舞台上方拉着“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音乐比赛”的大红横幅，十几位担任评委的资深老教授们整整齐齐地坐了一排，观摩比赛的观众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气氛相当严肃。
我在后台的一个角落里坐着，静静地等候着上场。此刻心里十分紧张，这到底是中央音乐学院高水平的比赛啊，可不比以前在常州市文工团时的演出了。但过去上千场舞台锻炼所积累的经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使我在整个演奏中显得从容镇定、训练有素。我演奏的第一首曲目是我与张连生合作创作的《哀思行》，礼堂极好的音响效果一下子把我的情绪提了起来，台下的观众也非常安静，大家都沉浸到了乐曲对敬爱的周总理无限思念的情感之中。直至我收弓二三秒钟以后，观众们才从音乐的情绪中出来，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第二首曲目是我创作的《雪梅颂》，至此我已经不再紧张了，比较轻松地完成了初赛。第一轮比赛的成功，高兴得我一夜没睡好。
3月3日下午，我又参加了第二轮比赛，演奏了赵震霄、鲁日融编曲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同样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比赛的获奖音乐会于3月5日晚7时30分，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举行。
我是上午十点钟才接到演出通知的，于是赶紧找了黄河（我的同班同学，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扬琴教授）合伴奏。到下午走台时，突然在台上断了弦，把我吓了一大跳。心中暗自庆幸，如果在晚上演出时断弦，岂不糟糕了吗？
晚上大礼堂灯火辉煌，舞台上方高挂着“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音乐会”的大红横幅，贵宾席坐着文化部、教育司和首都各文艺团体的领导们。在演出前，赵沨院长致了开幕词，称“今天的音乐会，是我们经过精心选拔的优秀作品、优秀师生的演出。”大家从开演前宣读的获奖名单中获悉，此次比赛共产生了十项一等奖，其中四个作品一等奖，四个演奏一等奖和二个声乐一等奖。我同时获得《哀思行》作品一等奖和演奏一等奖，此外《雪梅颂》还获得作品三等奖，成为这次比赛中获奖最高的一位选手。其奖品为两张33转的胶木唱片、一本画册和两本五线谱本。其中有一张唱片是我盼望了许多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二胡又一次地圆了我的梦。
演出开始了，精彩的节目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当主持人报到二胡独奏时，我和黄河分别从舞台两边走上台去，突然观众们爆发出一阵笑声。原来我和黄河个子都不高，长得又比较相象，还穿了同样的演出服装，连上场的姿态都一样，看上去就象是一个人对着镜子走上场一样，使大家觉得特别有趣。但等到我一发音，台下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那天我的情绪好极了，演奏非常成功，拉完节目单上的两首乐曲，谢了两次幕，观众们的掌声依然热烈，又加演了一首《雪梅颂》。演出结束后，院领导和同学们都给予我很高的评价。甚至在十年以后，有人还说：你在79年纪念周总理的那场演出中拉得真好，那是我第一次被你感动。
由于这次比赛的成功，我很快被选上参加“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出访英国、爱尔兰、伊拉克的演出活动。这是3月7日上午，系领导通知我开会才得知的。在会上，院领导宣布了民乐团一行十二人的名单，和即将出访的国家及行程。该团团长由方堃老师担任，给我们团配备的翻译要到了英国才能上岗，十名演奏员为：吴厚元（艺术指导、作曲兼大阮）、姜建华（二胡）、赵寒阳（高胡、二胡、中胡）、刘桂莲（琵琶）、王明君（笛子）、罗立群（唢呐）、黄河（扬琴）、李淑萍（古筝）、林富贵（笙）和马黎明（低音提琴）。7月26日从北京出发，至9月23日回国，上述人员自即日起停课集训。
在当时国家还没有全面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出国被认为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因此我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谁知一排练，就立刻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和繁重。尤其是我们的艺术指导吴厚元先生，对排练的严格几乎到了令队员们“不堪忍受”的程度，而且极不讲情面，常常是当着全团人员的面，将不符合要求的演奏者骂出排练厅，练不好不准回来。差不多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过这种尴尬的经历，因此在刚开始集训的阶段，吴老师和队员们之间一度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后来大家看到了自己经过严格的训练，演奏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候，才充分地理解了吴老师的一片苦心，反过来又非常敬佩起他来。
这个乐团是“中国青年民族管弦乐团”的前身，曾于年10月28日，代表文化部在北京饭店欢迎“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得到过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赞扬。卡拉扬在看完我们的演出后，激动地说：
“你们是用心灵在演奏的！”
我们出访的节目除了各人的独奏外，还有广东音乐；江南丝竹；高胡、筝、扬琴三重奏；弹拨乐合奏及民乐合奏等；有不少作品是吴厚元先生专为这次出访任务而创作的，后来都成为民族器乐的经典乐曲。如：三重奏《孔雀飞舞》、民乐合奏《美丽的壮锦》、《可爱的家》等。
我们在学校集中排练到6月20日，按国家规定在出访前要到位于东四的对外友协排练场进行封闭训练。为了让中国人在出国时能有一个出色的仪表，这一个月的封闭训练包括：疗养、置装、政治思想教育、出国礼仪培训及文化部的节目审查等等。因此，这里有着非常考究的生活设施，文化部专门出具了介绍信，到粮食部门特批了好米、富强粉、食油等紧俏商品。学院还给我们配备了一名厨师，每天做好吃的来给我们增加营养。目的就是让我们吃得胖胖的出去，别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怎么都这样面黄肌瘦啊。在出访前，学院给我们统一定做了服装、购买了皮箱，连胶卷都买了上百卷，根本用不完，当然都是黑白的。在当时，任何人出国都是有关于国家尊严的大事，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说：“出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既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所以派出单位就要竭尽全力地周全考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对出国人员也就尽可能地给予特殊的待遇了。出访前，文化部及英国、伊拉克驻华使馆还专门举办了盛大的酒会，为我们饯行。这种精神上的荣耀和物质上的待遇，正是当时出国被人羡慕的原因。
7月26日凌晨四点半，大家就起床了，以最快的动作洗漱完毕，食堂的师傅已将早餐放到了桌上。一切行动都是半军事化的，不到五点钟，我们乘坐的客车就已经行驶在前往机场的公路上了。
第一次到北京国际机场，一切都是新鲜的，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手里拿着护照过了海关，大家笑着说：现在我们已经在国外了，是华侨了。你就叫王约翰，我就叫李乔治吧。
我们搭乘的中国民航航班北京时间7：30准时起飞了，这是一架波音客机。大家都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兴奋得象个孩子似的。因为气流的波动，飞机有些颠簸，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晕得脸色刷白，好几个人都吐了，难受得恨不得就此跳下去。直到北京时间下午3：43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国际机场降落加油，我们已经在飞机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八个多小时，几乎站不起来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走进候机大厅略事休息，有许多外国人以为我们是日本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并问道：
“AreyouJapanese?”
我们头一扬，自豪地回答道：
“No!WeareChinese!”
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回到飞机上继续飞行。又经过了三个半小时的航程，终于在北京时间晚上8：33到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国际机场。虽然在北京天已经黑了，但在当地却日头高照，正是下午时分。机场的时钟显示还不到4点钟，时差整整五个小时。
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的同志开车把我们接到大使馆，大家看到门前那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时，都禁不住欢呼起来，高喊着：
“到家啰！到家啰！”
使馆的同志们看到我们的到来，也是十分的高兴。在这远离祖国的地方，只要能看到中国人，都象见了亲人似的，感到无比地亲热。使馆的同志说，来这里的中国人不多，大都是象我们一样，去欧洲旅行到这儿来中转的，已经有好久没有见到祖国的同胞了。说着赶紧给我们安排了房间，让大家洗脸休息。晚上吃过晚饭还给我们放了一场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是老片子了，但在离家一万二千公里的欧洲，还能看到中国南方的戏曲，真是倍感亲切。
第二天，我们有一天的参观时间，好好地领略了迷人的欧洲风情。这里的风景好极了，人不是很多，秩序非常好。街道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幢幢十一二层的住宅楼，很少见到有自行车，可爱的儿童们在父母的带领下，悠闲地玩耍着。我们游览了布加勒斯特的海鸥公园，并在肖邦、波隆贝斯库的塑像下留了影。
当天晚上7：30，我们又乘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飞行，平安地到达了英国首都伦敦。除了英中了解协会的朋友们来到机场迎接外，我团的翻译张戎小姐也已久候多时了。这位张戎小姐是原四川大学的英语教师，两年前来到英国进修。她不但人长得年轻漂亮，而且一口英语讲得比真正的英国人还要好，令我们敬佩致至。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免费为我们的这次活动提供了一辆大客车和一名黑人司机，在以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就坐着这辆大客车几乎游遍了整个英国，与这位黑人司机也就成了好朋友了。（插图39）
大客车将我们拉到了一所大学，原来我们被安排住在这所大学的学生宿舍里，一人一个房间，而且还不在同一个楼层，尤其是整个学生宿舍区根本没人住，黑咕隆咚地好不怕人，所以每晚活动结束后回来，都要集体先把女同学送到房门口，然后男同学再壮着胆子回到自己的房间。
英中了解协会是旅英华侨中的一些热血青年组织起来的一个协会，积极地为英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接待我们的都是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华侨大学生，大多能讲汉语。在英国，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费要三千英磅左右。现在正是他们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学生们都找一些勤工俭学的工作。像张戎小姐给我们当翻译，所得的报酬为每周20英磅，但这是半公益性质的。我们遇到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放假后在一家银行打工，每周的收入是55英磅，按规定需上交大使馆三分之二，差不多也是每周可得20英磅。
有一次，我们与开车的黑人司机聊天，他告诉我们他的工资是每周英磅，但要交45磅的个人所得税，用一年的积蓄就可买一辆中档的轿车了。在我们的心目中，轿车是那些巨富们的标志。所以，大家都说：喔，你这么有钱还做司机啊。快请客，请我们喝酒。这位黑人司机一脸惊讶地说：我有钱吗？我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啊，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罢了。张戎小姐在翻译完他的话后，也为他作证，说：在英国，他们就是普通的工人阶级。但那位司机朋友还是带我们去了酒吧喝酒，其实是他自己爱喝啤酒，带我们去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我们在酒吧门口看到几位卖艺的艺术家，有弹吉它的，有拉小提琴的。张戎说：在英国，有许多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去卖艺的，而是把这些公共场合作为舞台，来展示自己的艺术才能，人们也把他们当作艺术家，没有人因此而瞧不起他们。看来中西方的思想观念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
喝完啤酒，张戎又带我们去参观伦敦的海德公园。在公园里，这一圈那一拨地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有几个人慷慨激昂地在做着讲演。我们就问张戎说：今天这里有什么纪念活动吗？张戎说：这里就是海德公园著名的自由论坛，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发表演说，讲什么都可以，骂政府也行。但有一点，就是不准评论皇室。看来皇室在英国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难怪我到英国的第一天，看到英镑上印着英国女皇的头像，就说：英国女皇长得挺漂亮的嘛。旁边英中了协的小李马上将食指竖在嘴上，“嘘—”了一声，悄悄地对我说：不可以评论皇家，谁评论皇家在英国算犯法。我不服气地说：我说女皇长得漂亮啊，又没有说她的坏话，也算犯法吗？小李说：说漂亮也不行，反正不可以评论皇室成员。
我们的首场演出是在伦敦东区的一个音乐厅中举行的，所在区的区长携夫人也出席了这次音乐会，但大多数的观众还是以华侨为主的中国人。因为华侨中有很多广东人，所以对我主奏的广东音乐尤为欣赏。这倒并不是说我的广东音乐拉得有多么好，是因为华侨观众们听到了几十年听不到的乡音，一时思乡之情倍增、爱国之心骤现的缘故。
8月3日下午，英中了协的朋友们专门带我们去参观了马克思墓。（插图40）小李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英国可火啦，许多人都在研究。还问我们说：你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吗？我们说：当然啦，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啊。按理说，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信梦想的，但我却不得不信。在大学的政治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故事，也提到了马克思的墓在英国。我们几个同学在课下聊天的时候就说，什么时候能到英国去看看马克思的墓，也不枉为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有一位同学就说：你们做梦去吧。没想到今天果然梦想成真了。
我们在英国的主要任务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参加杜伦第二届东方音乐节，其主题是东方传统音乐，参加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香港等。我们的演出受到了各国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插图41、42）但也引发了主办单位专家们关于“什么是传统音乐”的争论。按照主办单位专家们的观点，传统音乐的历史起码要在一百年以上，而我们演出的曲目大多不符合这个要求，因此这些洋专家们认为中国代表团的节目是现代的创作音乐，并不是传统音乐。为此，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来申述自己的观点。
那天的记者招待会，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中国驻英使馆的文化参赞、我们的团长方堃老师、艺术指导吴厚元老师和翻译张戎小姐。方堃团长在会上慷慨陈述了我们的观点：
“传统音乐应该是在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经过不断的创新而得以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我们演出的曲目，正是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那种按原样保存下来的、博物馆式的传统音乐是脱离现实社会的，因而它是没有生命力的传统，是注定要慢慢消亡的。”
除了方堃老师的发言以外，让我们感到尤其精彩的是张戎小姐的翻译。她的翻译不是一句一句翻的，而是一大段一大段翻的。方堃老师讲了长长的一大篇，连我们都快记不住了，张戎小姐这才接过话筒，咦哩哇啦一通英语，讲得那些外国记者们热烈地鼓掌，好像是她在作演讲似的。
虽然我们的观点没有被音乐节主办单位的专家们完全认可，但我们的演出还是得到了观众们的普遍欢迎。在音乐节中，我们也去听了朝鲜、香港、越南等代表团的演出。他们都是穿着类似于我国唐代的服装，奏着很古老的曲调，情绪非常沉闷，曲目又十分冗长。反正我们的感觉是：不堪忍受，因此没有一场音乐会能让我们坚持到结束的。
在英国的最后一场演出是8月26日在Glasgow（地名）举行的，该市的市长在下午听完音乐会后，还请我们吃晚饭，是地道的广东菜。我们在出国前曾商量好，在国外尽量吃西餐，因为在中国不容易吃到。但在英国吃了将近一个月的西餐以后，大家都快受不了啦。今天吃到中国饭菜，感到从未有过的美味，因此印象也就特别地深刻。市长还在宴会上介绍了他的夫人，她是这个市的副市长。因为根据当地的法律，丈夫是市长，妻子就是当然的副市长；如果是个女市长，她就要在她的亲戚中选一个人当副市长。
8月27日上午，我们到达了出访的第二个国家——爱尔兰。在爱尔兰的八天中，只演出了三场，其它的时间就是参观游览了。我们乘着大客车一天一个城市地转，听爱尔兰的民间音乐会，看地道的爱尔兰风笛演奏；参观大城堡、大教堂、大庄园、大博物馆；还在莎士比亚的诞生地照了相，着实见了些世面，直至9月3日晚乘飞机前往我们出访的第三个国家——伊拉克。
9月4日当地时间凌晨4点多钟，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巴格达机场。大家一跨出机舱，只觉得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早晨的地面温度就达到了摄氏46度，中午要超过摄氏50度，因此当地人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至9时，下午5时到7时。奇怪的是，在巴格达的大街上，看到男人们照样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女子从头到脚都裹在黑袍里面，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居然没有一滴汗。但我们可受不了，只觉得时时刻刻生活在炼钢炉旁，连气都喘不过来。好在住的宾馆有空调，乘坐的大客车也有空调。当路过风景点时，大家在车上做好一切准备，跑下车以最快的速度照完相，赶紧跑回车上。每到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准时，如果饭菜上桌半个小时内没吃完，就已变质不能食用了。而且当地还有一个风俗，就是所有的卫生间都没有手纸，便后一律用水冲洗。因此，除了在高级的卫生间中有专门的洗池外，一般普通的厕所中，都有一个专用的水壶，这也让我们不适应了好几天。
战争前的伊拉克是很美的，路旁有许多椰枣树，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商店里卖的伊拉克蜜枣，实际上就是从这种椰枣树上采下来，直接装入麻袋运来中国的，在当地满街都是，几乎不用钱买。我们尝了几颗，确实非常甜。街上很少有现代化的商店，只有一些原始的店铺。许多虔诚的伊斯兰教的教徒，沿街跪着磕头、祈祷，亲吻清真寺的大门。但我们在巴格达访问一个音乐研究所时，却看到了非常先进的音乐电子设备，和十分美丽的伊拉克姑娘。她们穿着时髦的时装，与教授一起研究前卫的现代音乐。
我们在伊拉克共演出了八场，也参观了不少的名胜古迹，如：古老的清真寺；丝绸之路上著名的拱门；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转塔；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塑像；中国桥等等。在9月14日还去参观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巴比伦遗迹，这座城市具有到年的历史，是在公元6世纪被毁坏，后被沙土埋没的。
在完成了预定的演出任务后，我们乘飞机经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中转，于9月23日北京时间早晨6：30回到了北京机场。学院里好多老师和同学们都去机场迎接我们，近两个月的分别，大家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事后，院、系领导还专门开会表彰我们代表国家、代表学院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
9月29日晚，是我师从著名二胡大师王国潼先生的第一次课。因为学院里教师调整，特聘了王国潼和周耀锟两位老师给我们77级的二胡学生兼课。王老师在学生名单中看到我的名字时，就说：这个学生过去给我写过信，他就归在我的名下吧。就这样，我成了师从王老师时间最长、学得最全的得意弟子了。回想在三年前，我曾给王老师写过一封信，自我介绍说：我叫赵寒阳，是江苏省常州市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平时对您特别崇拜。我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几首二胡曲，请您多提宝贵意见，云云。
过了十几天，还真收到了王老师的回信，说：来信收到，你学习二胡的精神很好，因最近团里要出国演出，所以工作较忙，不能详细地修改你的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争取更大进步，等等。
当见了面，王老师说这真是缘分，平时全国各地有很多人给他写信，因工作忙，所以一般都不回信，但不知为什么就给我回了信，而且印象还特别深刻。现在居然我的名字又在被选之列，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选了我。而且在一年后，学院教师再次调整，他选的另外几个学生又都回到了原来的老师那儿。由于我本人的一再坚持和学院征求王老师的意见，最后唯独我一人继续留在王老师名下学习，这一学就是七年。（插图43）
在这七年中，王老师在我身上化费了大量的心血。每次上课一般都是从下午四点一直上到将近晚上七点，而且还让我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再回学校。时间一长，倒成了规矩了，只要我去上课，师母就把我的晚饭准备下了。因为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就把王老师家当作亲戚家，过时过节也总是在老师家渡过的。平时有什么心里话也只对老师、师母讲，包括我恋爱、留校、结婚等这样的终身大事，都是老师和师母的指导下进行的。
当时王老师还在中国广播民乐团工作，家住在广播新宿舍内，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一家三口人，挤在一间十五六平米的房间里，东西放不下，只得将床垫到一米多高，上床睡觉要踩着凳子才能爬上去。每次我去上课，师母和孩子就只能躲到邻居家去。直到二年后，广播事业局又给王老师分了一间房，我上课时，师母和孩子才不用躲到邻居家去。
王老师对我的专业，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不要说方法上有问题过不了关，即使是有一个音拉不到位都不行。而且王老师在演奏技巧方面，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处于领导二胡新潮流的地位，因此对于我演奏技术方面的训练也就特别地重视。在当时的二胡教学中，拉练习曲还不太普遍，但我在王老师的要求下，练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练习曲，从而打下了我二胡演奏坚实的基本功。在师从王老师的七年中，他为人的正直、教学的严谨、演奏的规范、绝佳的把握性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各种要素，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王国潼老师的精心培养，就不会有我今天的艺术成就。
人们做成一件事，有时候也是要靠运气的。年年底，西德派了一个音乐考察团来中国考察，12月3日这一天来到了我们学院，院领导就组织了几个民乐节目来招待他们。本来二胡独奏是安排姜建华演的，但那天姜说她身体不好，演不了，系里领导说那就让赵寒阳上吧。就这样，我和徐平心、李景霞（我的同班同学，现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琵琶教授）三个人就在一个会议室中，给西德音乐考察团演了几个小节目。那天我演奏了《二泉映月》和《秦腔主题随想曲》，由徐平心扬琴伴奏。平时学院这样接待外宾的小型演出很多，从来也没听说有过什么后话。谁知这一次却不同，几位西德的音乐家们听完我们的演奏后大加赞扬，当即敲定要在年邀请我们三人访问西德。陪同前来的文化部对外司的同志马上向学院要了我们的艺术简历，令外事办公室的老师们感到十分地惊讶。12月10日下午，在文化部召集的“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出访英国、爱尔兰、伊拉克”的汇报会上，林默涵副部长还提到了西德音乐考察团邀请我们三位出访西德的这件事，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年6月份，西德北德意志电台的邀请函通过我国对外文委，正式下达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对外文委派了陈联青同志作为领队兼翻译，与我、徐平心和李景霞四人组成中国青年演奏家小组，于10月24日至11月9日出访西德，其主要任务是参加一场电视音乐会的演出。
我们是在10月25日当地时间上午9：25到达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兰克福的，下午又驱车到汉诺威过夜，第二天中午12点多钟才到达电视音乐会的现场——哈斯堡。哈斯堡建于年，战争年代遭到破坏。五年前，鲍欧曼博士夫妇买下了这座古堡，经过修缮，恢复了古典建筑的面目，同时又增添了先进的现代生活设施，幽静的环境使我们忘掉了旅途的疲劳。
10月29日晚，大厅内灯火辉煌。观众们身穿礼服，神情庄重地来参加音乐会，其中很多人是驱车一百多公里从汉堡赶来的。这场音乐会是由我们和从汉堡来的四名德国音乐家联合演出的。音乐会由电台的查法尔特先生主持，他热情洋溢的幕前词，激起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第一个节目是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铿锵的琵琶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一幅激烈的古代战争场面。听众们极为安静，脸上都显露出惊奇的神色。一曲终了，大厅内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演员一再出来谢幕。接着四位德国音乐家演奏了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在我们演奏完江南丝竹《欢乐歌》后，查法尔特先生向观众们一一介绍了中国的三种民族乐器，使观众们对中国音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音乐会上我们还演奏了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小合奏《天山之春》等节目。最后一个节目是参加音乐会演出的七名音乐家一起上台，合作演奏海顿的《小夜曲》。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它说明中国的民族乐器完全可以与西洋乐器相结合，来表达全世界的音乐语言。两国的音乐家们配合是那么地默契，音色是那样地融洽，使观众们禁不住欢呼跳跃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五六分钟。我们和德国音乐家们互相祝贺演出成功，并一再上台谢幕，感谢观众们的热情鼓励。
演出结束后已是午夜，许多观众仍围着我们，要求再演奏几曲，我又给他们演奏了一首外国乐曲《查尔达斯》。观众们听到中国的民族乐器也能演奏他们熟悉的外国乐曲时，情绪更加高涨了。汉堡大学的一位教授热情地称赞说：今天你们给我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音乐，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接着他又说：
我要邀请你们去汉堡演出，汉堡有很多你们的朋友。
可是由于我们11月初要去西柏林访问演出，所以来不及到汉堡与广大观众们见面了。但在教授的盛情邀请下，我们还是去汉堡住了几天，参观了汉堡的城市风貌，欣赏了易北河壮阔的波涛。
在音乐会结束后的酒会上，我们成了被访问的主要对象，朋友们纷纷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中做客。老陈翻译都来不及，我们就索性用学到的很少一点英语和朋友们直接交谈。电视导演对我们说：这个音乐会是中国和德国两国音乐家共同完成的，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流长。
交谈中，我们给德国的朋友们介绍了中国音乐的概况，以及中国音乐教育的面貌，还有我们自己学习音乐的经历和体会等等，外国朋友们都纷纷称赞我们是“新一代的音乐大师”。酒会持续到午夜12点半才结束，但我们仍毫无睡意。
11月3日下午1点多钟，我们乘飞机到达西柏林，当地一个叫莱布尼兹的协会接待了我们。晚上在一家香港酒家吃过晚饭后，还登上了二十几层楼的欧洲中心大厦，俯瞰整个西柏林的夜景，使我们完全陶醉在这种五光十色的繁华美景之中。
为了替11月5日的音乐会作宣传，4日上午我们在柏林电台做了一次实况广播，演奏了两首乐曲。以前这类的实况广播通常只有二三分钟，但这一次我们破例播了十二分钟，据电台的负责人讲，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的音乐会在柏林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举行，这个音乐厅可容纳五百名观众，有着非常好的音响效果。在音乐会上，除了我们各自的独奏节目外，还有广东音乐、小合奏等等。观众们非常热情，音乐会结束后纷纷上台来向我们表示祝贺，尤其对我们手中的乐器特别感兴趣，连当时中国驻东德使馆的二秘老马都说要筹划邀请我们去东德演出呢。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当时著名的柏林墙，在墙边有一个高台，游客们可以登台瞭望东柏林戒备森严的情景。但昨晚中国驻东德使馆的二秘老马曾告诫我们，参观柏林墙时不要登台，以免被东柏林这边的摄影机拍到，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因此，我们都没有登上台去。（插图44）莱布尼兹协会的陪同人员还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柏林墙的有关历史，以及东柏林人以各种方法越过柏林墙偷渡到西柏林来，也有许多人因偷渡不成功，而被击毙在柏林墙下。接着协会的人还带我们参观了故宫、希特勒过去办公的地方等名胜，尤其令人激动的是，在一个博物馆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欧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名画原作。那优美的画面、细腻的笔法、艳丽的色彩、逼真的人物让我们切实地体验了一把艺术的魅力，大家都被感动得久久不忍离去。
在顺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后，我们于11月9日北京时间下午3点多钟平安到达北京机场。回国后，免不了要去对外文委作汇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中做节目等等。
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于年9月21日，主要从事中国民族音乐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当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民族声乐系、音乐学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师生及附中民乐学科的师生共二百六十余人分入该院工作、学习，连同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归属该院领导。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中央音乐学院一起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直到年12月27日，文化部在展览馆剧场召开的“庆祝恢复六所艺术院校大会”上，才宣布撤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恢复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名称和建制。年10月16日，文化部林默涵副部长在中央音乐学院全院大会上，宣布了文化部关于恢复中国音乐学院的决定。中央音乐学院仍保留民乐系，民族音乐专业的师生可按个人意愿自主择校。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前程的大事情啊。有时候，当一个人面临抉择、而且对所抉择的两条路都难以预料时，是相当困苦的。在此之前，就有几位领导找过我谈话，有的领导说：以后中国音乐学院就是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了，象你这样的高材生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而你也只有在中国音乐学院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如果留在中央院，将永远成为西洋音乐天地中的一个附属品，有什么前途啊？下决心来中国音乐学院吧。有的领导说：在中国，只有中央音乐学院才是全国艺术院校中的重点大学，我们是要大力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要将民乐系办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民族音乐基地。一分院，师资会严重不足，我们正在考虑让你们这些高材生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呢。怎么样？下决心留下来吧。
双方都要我下决心，这决心可怎么下呀？为此事，我和王国潼老师、刘逸安老师、父亲以及同学们讨论了多次，多数的意见还是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除了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外，还考虑到在中央院音乐的接触面比较宽、各学科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强等因素；更重要的一点是，王国潼老师即将要调入中央院工作。我们班里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倾向于留在中央院，于是在12月14日，一辆大客车，连人带行李搬回了鲍家街43号的院本部。
人回来了，可院本部尚未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和琴房。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十分体谅学院的难处，就在小礼堂边上临时开了两个大教室做宿舍，男生一间，女生一间。没有琴房，同学们到处“打游击”，楼道里、厕所中、操场边、工地上，反正什么犄角旮旯都能听到我们练琴的声音。直至年2月份，状况才有所改善，但我们全班的同学都无怨无悔，照样个个成绩优秀。
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又说“初学三年，天下无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此话一点不错。我上大学期间，尤其是在今天比赛获奖、明天出国演出等好事环绕的时候，心中不由得滋长起一种骄傲的情绪。就象武侠小说中写的那样，见同行就要去访一访，暗中校劲，比个高低。
一次是在年的8月份，有一个国家级的民乐团在友协排练场作出访前的审查演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也准备要去香港，文化部就给我们发了观摩票。这个国家级民乐团的演出令大家十分失望，不论是个人水平，还是合奏水平都不能和我们相比，其中有位二胡独奏演员，还是在全国二胡界有一定影响的二胡演奏家。于是在8月17日，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穿上父亲给的一身粗布工作服，带着二胡就去了友协排练场。因为我曾在此住过一个月，所以对地形十分熟悉，没费劲就找到了这位二胡演奏家。一进屋，先是恭恭敬敬地叫了声“老师”，然后作自我介绍道：我是北京五金厂的工人，叫杨杰，自幼喜欢二胡，就是苦于找不到老师。前几天，在这里看了你们的演出，啊呀，佩服极了。尤其是您的二胡独奏和广东音乐，太好了，我兴奋得回去都睡不好觉。我一定得来跟您学学，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这位老师一听，根本没当回事，因为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演奏家，平时来拜访的爱好者自然不少。既然晚上没什么事，而这个爱好者又这么虔诚，那就教教吧。于是，泡上一杯清茶，（不是给我喝的）往床沿上一坐，指着凳子说：你坐在这儿，拉给我听听。我略一欠身，道了一声“谢谢”，就打开了琴盒，他一见这把二胡，就说：哟！你这把二胡不错啊，是你的？
这把二胡当然是不错了，它是王国潼老师亲自为我去上海民族乐器厂定做的、由王根兴师傅制作的一把紫檀二胡，按现价不低于一万元人民币。我说：不是，不是，我哪会有这么好的二胡呢？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在剧团工作，今天特地问他借来拉一下的。他把二胡接过去，拉了几下，赞不绝口地说：嗯，好琴，好琴。然后把二胡递给我，说：
你拉什么曲子呢？我说：先拉一首《秦腔主题随想曲》吧。他一听，说：你会拉《秦腔》啊，这曲子可不好拉。来，拉拉看。
这首《秦腔主题随想曲》是我参加比赛、出国演出必拉的拿手曲目，当时也是仗着年轻人的一股朝气，加上受过名师的精心培育，拉出来自然还听得过去。一曲终了，只见他沉吟了半晌，说：你不象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啊，你这水平一般搞专业的都比不了，你为什么不搞专业呢？
我心中暗自好笑，嘴上还一个劲地谦虚道：老师您过奖了，我这就是自己学着玩玩的，这点水平哪个专业团体会要我啊，下面我再拉一首《豫北叙事曲》，您一定要多多指教。我又拉了一首《豫北叙事曲》，拉完后将二胡递到他的手里，说：这首《豫北》我刚学的，实在拉不出味道。老师，请您拉一遍，让我学习学习吧。这次他却不敢接我的琴了，疑惑地说：你是跟谁学的？我听着教你的这个老师可不是一般人啊。
我的老师当然不是一般人了，王国潼老师当年还是这首《豫北叙事曲》的首演者呢。但我还是装着什么都不懂地说：我哪有什么老师啊，不过是和几个朋友常在一起玩玩而已。这不今天我就找到老师了吗？老师您就教教我吧。他还是不敢接我的琴，说：你拉吧，你拉吧，这首《豫北》我也不熟。我又说：老师啊，前几天我听您演出拉的广东音乐真有味道，我回去找了一个谱子也拉拉，可没人教实在不行，要不您教教我《雨打芭蕉》吧。
我说完拉了一曲《雨打芭蕉》，这首乐曲也是我出国演出时的保留曲目，一听就知道不是随便找个谱子拉了几天的水平。他听完后，又仔细地打量打量我一身的工人打扮，思考了一会儿，问道：你真是北京五金厂的工人吗？我说：是啊，你没看我下了班，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就赶来了吗？他又试探性地问道：你想不想搞专业啊？我做出一副很迫切的样子，说：想啊，我从小就想搞专业，可考音乐学院考不上，考团体人家不要。咳！总归还是没有老师教，自己水平低呗。他一听高兴地说：我们团要人啊，你来不来？等我们出国回来，我带你去拉给我们团长听一下，这事就成啦。这二胡要进人嘛，其实就是我说了算。怎么样？
我心里很得意，但外表却显得十分遗憾地说：“啊呀，你们团不在北京吧？”
“嗯，在济南。”
“你们团要是在北京就好了，要去外地，我父母亲一定不放我去的。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平时晚一点回去都不让。这可怎么办呢？”
他一听，也有些着急地说：“我们团是部队编制，待遇很好的。你回去和你父母亲好好商量商量，这是我的地址，一个月后你写信和我联系，好不好？”说着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了他的联系地址。
我站起来，双手接过纸条，再三称谢后，告别出来。他一直将我送出友协排练场，看着我骑上自行车。过了三四年后，我以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的身份第二次见到他，他竟没有认出我来。这位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后来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我一直很内疚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曾欺骗过他，想找个机会向他道歉，不料在几年前他却不幸因病去世了。
还有一次，是在年的暑假，我回常州度假。有一天走过常州剧院门口，看到大幅的演出广告，写着“某某市歌舞团演出音乐舞蹈晚会”，节目单上还有二胡独奏的节目，我就想去会会这位二胡独奏演员。因为我在常州市文工团的时候经常在常州剧院演出，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进去一打听，知道这个团住在某某招待所里。于是，我就径直去了那个招待所。
到了招待所，看到这个歌舞团的演员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喝茶、聊天，我说：师傅，我是一个业余的二胡爱好者，想找你们团的二胡老师学学琴，你们哪位能带我去？其中有一个人说：你这事要找我们团长。我说：那你们团长在哪个房间呢？那人说：你往里走，第三个房间就是。
我进去找到第三个房间，只见有一位中年人坐在桌前写着什么。我问道：师傅，请问您是团长吗？那位中年人抬头看了看我，说：是，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常州的一名二胡爱好者，听说你们团来演出，想找你们团的二胡老师学学琴，不知可不可以？团长说：你有介绍信吗？我为难地说：还要介绍信啊，这我可没有。因为不是厂里派我来学的，是我自己要来学的，所以没有开介绍信。团长，您放心，我又不是坏人，就是一个二胡爱好者嘛。团长又看了看我，确实不象是一个坏人，就说：我们拉二胡的演员就住在斜对面那个房间，你自己去吧。
我谢过团长，走到斜对面的房间。房门开着，只见有一个人倚在床上看书，我问道：师傅，您是拉二胡的老师吗？那人放下书坐起来，回答说：是啊，我是拉二胡的，你有什么事？我说：我啊，是常州五金厂的工人，（这次改成常州五金厂了，管它常州有没有五金厂，反正没人去查），叫杨杰，平时就爱好拉二胡，但苦于没有老师教，自己瞎拉。这次听说你们团来演出，我特地来找老师学琴的，刚才你们团长指点我来找您的。这位老师打量了我一眼，觉得小小的个头，朴素的穿着，确实是一幅工人模样，也就不在意地说：“那你拉两首给我听听。”看我没带着二胡，就指着他的琴说：“你用我的琴拉吧。”
我拿起琴一看，不错，是一把好琴；一拉，也挺顺手。于是，就先拉了一首《江河水》活活手，接着就《秦腔主题随想曲》、《豫北叙事曲》、《翻身歌》、《怀乡曲》、《洪湖人民的心愿》等等一首接着一首，也不管他爱听不爱听，愿听不愿听，一口气就拉了十二首。那天不知为什么，情绪特别好，技巧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听着，直到我拉完十二首乐曲，放下琴来，才问道：你不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吧？我听你这水平，肯定是搞专业的，或者是以前搞过专业的。我说：没有，没有，我也就是平时喜欢二胡嘛，所以天天都拉，哪里搞过什么专业啊。说着将二胡递到他的手中，请他也拉几首。他接过琴，上下溜了两句，说：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团演出，我请你来听吧，到时有我的独奏节目。你稍等一下，我给你要两张票去。
他放下二胡，去了对面团长的房间，过了一会儿，拿着两张票回来了。他把票递到我面前，说：实在对不起，没有好位子了，你就将就着看吧。我接过票一看，是楼上的位子，票上盖着“赠”字章。时近中午，他说要请我吃饭，我怎好如此讨扰他呢？就婉言谢绝了。晚上，带着“心上人”去看演出，听了他的二胡独奏，水平也还过得去。
时间一晃，到了年，我们就要面临毕业了。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党中央十分重视，1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高等院校毕业生报告会”，有一万二千多人参加了大会，薄一波副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号召毕业生们响应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专业毕业考试是4月25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举行的，（插图45）这一天正是我进京四周年的纪念日，这次的毕业考试是对我四年来学习的一次检验。那天的音乐会来了很多观众，北京一些文艺团体的负责人都到场了。因为这一届学生在外面的名气很大，所以各乐团、剧院都想争取到几个毕业生，来充实本单位的艺术实力。
作为一个学生，对毕业音乐会自然是下了苦功的。演出结束后，当我看到王国潼老师面带笑容的神情时，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各文艺团体的同行们都上台来向我祝贺演出成功。中央民族乐团的周耀锟老师当即询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去他们团工作。但我的志向是想留校当一名教师，对二胡的演奏艺术作进一步的研究。可在我能否留校的问题上，系领导的看法并不统一，正副系主任为此争论不下，几成反目，只得请示院领导的意见。
在留校的问题上，我十分感激赵沨院长的知遇之恩，他批示说：“赵寒阳是我院的优秀学生，应该予以留校工作。”但某系领导仍说：赵寒阳即使留校，系里也不要，哪个部门要就哪个部门要去。
我听了这样的消息心中十分不安，此时有老师建议我毕业后去附中工作。经过我再三思考及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认可了这个选择，在毕业志愿书上填写了第一志愿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我们全班同学和班主任王直老师一起去颐和园、圆明园春游，照了不少相。（插图46）大家知道，这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了，毕业后各奔东西，再要聚齐就不容易了。果然在此以后，全班同学就再也没有聚齐过。在2年我们班毕业二十周年时，曾进行过一次小小的聚会，但到会人数只占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一，大家看着当年的照片，感慨万分。尤其还请来了我们的班主任王直老师，和教我们视唱练耳课的沈松涛老师。看着老师那苍老的面容，同学们心里都是酸酸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我们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6月30日，学院宣布了我们的毕业分配方案。除了我留在附中民乐学科工作外，还有其它八位同学留在大学民乐系任教。有人就说开风凉话了：赵寒阳不是能吗？又是比赛获奖，又是出国演出，这下让他教小儿科去吧。我当时如同胸中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同时也暗暗地下决心，就要在这“小儿科”上闯出自己的一条新路来。
在7月5日参加完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首都高等学院毕业生大会”后，四年的大学生活就此结束了。以后就要踏上社会了，可路该怎么走？人该怎么做？说实在话，我还没有准备好。
本文是赵寒阳传记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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