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后殖民批评”盛行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重提已经过世/时的保守主义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似乎已经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可是，在今天，伊斯兰世界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依然重要，很多问题仍然在持续发展演变。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方面，亨廷顿的确是一个怎么样都无法忽视的学者，他所提出的问题和他的种种洞见，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都将对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助益良多。大师的思想是从来都不会“人亡声息”的。

中央欧亚通讯

一、重提亨廷顿的契机

年1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发飙”，强烈谴责以色列；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针对“穆斯林世界”的演说，以温和的对话姿态宣讲了美国的新主张，希望能够与穆斯林世界有一个“新的开始”。还是6月，在伊朗总统大选中，属于强硬保守派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以63%的高得票率获得连任。随之，以穆萨维为代表的反对派开始猛烈抨击大选期间的选举作弊和官方压制策略，由此，掀起了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罕见的街头抗议行动，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被迫宣布对部分选票进行抽检，以期安抚反对派，伊朗似乎正处于另一场“颜色革命”的边缘；此前不久，在黎巴嫩，亲西方的政党也获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7月，土总理埃尔多安对乌鲁木齐发生的“7·5”暴力事件再次口出狂言。

欧亚非三大陆接壤的中东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所在。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务实的亲西方派正在改变伊斯兰世界不同地区的内部局面，那里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似乎正在日益削弱；但在土耳其这样的世俗主义国家，温和的伊斯兰复兴势力正在使这个国家日益“绿化”(伊斯兰化)，并力图在伊斯兰世界重建威望；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且不论奥巴马“旋风”是否已经过时。

无论我们是否赞同上述判断，目前，如何看待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变化，以及如何看待西方(尤其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又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问题(更准确地说，它一直都是热点)。我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重提亨廷顿似乎是一个必然和自然之举。

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

关于亨廷顿，读书人都不会太陌生。亨氏在年首次提出“文明冲突论”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译介到中国后，也迅速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9·11”之后，亨廷顿的理论则一度引领世界舆论。曾极力批判亨廷顿的阿贾米后来竟也公开向亨氏致歉。亨廷顿于年圣诞节前夜不幸与世长辞，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称他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知识界的巨匠之一。”亨廷顿逝世后，他的同辈和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写了一些纪念他的文章，读来让人感动。我们了解到，亨廷顿是一个蛮有个性的“斗士”，是一个讲课并不生动的老师；他的激情深埋于内心，却充分地流露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半年前，关于亨廷顿的讨论在国内也颇热络了一阵子，一个明显的差异是，过去那种狂躁的批判和质疑态度开始逐渐地被理性的声音所取代。

亨廷顿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1世纪初，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强调建构主义，而自然环境(地理)和社会环境(文化)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都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方式，影响着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冷战的结束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地缘政治的分界或断裂线，这些界线将是未来冲突的基础。亨廷顿指出，决定未来冲突的是文化和文明，而不是美苏对抗和区分西方世界与前苏联集团和欠发达第三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他认为，战争将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爆发，国家的地缘重要性取决于其位置是否在或接近由文化划分的不同文明交界线。

在亨廷顿看来，几个主要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决定未来的世界，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亨廷顿指出了几个促使文明间产生冲突的因素，包括：根深蒂固的宗教差别；不断增加的文明间互动产生自相矛盾的但不断增长的差别；民族国家作为群体认同源泉的作用不断削弱，宗教则经常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缺；非西方社会中社会精英的非西方化和本土化；文化特征的相对不可改变性；经济区域主义的增长，其影响强化了文明的意识。为了识别危机和冲突的地理边界，最根本的是要了解文明之间的断裂线在哪里。亨廷顿将文明看作是塑造社会和心理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文明将决定未来冲突爆发的地缘政治结构。

亨廷顿所划分的世界九大文明区域。

亨廷顿认为，世界冲突的模式经历了“君主的冲突”、“民族国家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文明的冲突”。有人以“利益论”反驳亨廷顿，指出利益才是冲突的根源，而不是什么文明/文化。这种指责其实是没有完全理解亨廷顿，因为，根据亨廷顿的看法，利益也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东西，这种建构的过程深受文化/文明的影响。另外，利益不只是物质上的，还有非物质的元素，权力、信仰、社会地位、尊严、威望、文化享受等等，都随文明的发展而成为“利益”的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将亨廷顿的理论理解成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那是很片面的。同样重要的是，亨氏的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对于理解民族-国家-社会内部的问题同样有启发意义。亨廷顿早年是现代化学派的重要人物，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之后，亨氏又下很大功夫完成了《我们是谁？》这样一部巨著，问题直指美国社会内部，其理论脉络清晰可见。在亚洲、欧洲、美国的校园和社区里，时时发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并非涉及直接的物质利益，而完全就是围绕宗教观念、宗教传统、习俗(比如丧葬)甚至饮食等小小的细节，有的时候，因为一件与宗教或文化毫无关系的事情，却会引发长久累积的误解和文化宿怨，进而强化不同文明团体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偶然发生的对立与冲突，有的时候会因为长期的累积而固化下来，并在特定时候被放大和引爆。无视或故意忽视文明/文化的冲突不仅仅是无知的，而且是对社会的毫无责任感，若出于政治正确或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故意粉饰太平，这种做法更是于事无补。

WHOAREWE?中译本。

无论奥巴马是否能够改变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他上台后针对穆斯林的一系列缓解姿态，并不能被想当然地当作反驳亨廷顿的论据，说什么文明/文化之间不一定会发生冲突，而是有走向和谐的趋势。相反，奥巴马的姿态恰恰已被亨廷顿所言中，因为亨廷顿早就指出，要在承认文明/文化可能导致冲突的基础上，务实地处理好可能引发冲突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避免文明/文化的冲突。亨廷顿的理论旨在规避文明冲突：“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保障。”为了避免发生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原则，“避免原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主张的则是核心国家要通过相互谈判，来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奥巴马其实正是深感文明冲突对美国之影响，开罗演说的新姿态正是要践行亨廷顿的忠告。奥巴马此举体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性原则。

三、认识伊斯兰模式

30年前在伊朗发生的那场革命，根本上说是一场“伊斯兰式”的革命。伊朗革命领袖宣称，既要反对左，又要反对右，因为，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只是“无孔不入的异教敌人”。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种种做法，恰恰是其以伊斯兰文明为标准重塑国家认同的努力。按照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的观点，如果承认现代性是一种不同的文明，那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或许可以进行一点修正，那就是，伊朗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之间的冲突，其实部分地体现了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性文明之间的冲突。当然，文明差异、民族冲突和国家间矛盾三种不同形式的矛盾是相互交错的，在不同的层面上，有的表现强，有的表现弱，不能简单地说谁是决定性的。

在每一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性文明之间的关系与纠葛，或多或少地规定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一个社会中完全彻底地实行伊斯兰教法已经不可能。因为，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内容远远无法涵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性，尤其是考虑到与世界交往的需要，伊斯兰国家仍需要遵循相应的全球性普遍规则。就是沙特、伊朗这些伊斯兰国家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毛杜迪和霍梅尼等人想重建原初的伊斯兰教模式，但为了迎合现实需要，他们也愿意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变通，因此，他们所欲建立的模式只能被称为“现代的伊斯兰模式”。对于政治参与等问题，他们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如果统治者是优秀且虔诚的穆斯林，并认真执行伊斯兰教法，他们将乐于接受他；另一方面，如果全体穆斯林赞同实行选举制，他们也不会反对。

在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中，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城市面貌和现代化城市并无太大差异。

另外，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的确又无法真正割断自己的历史，而且往往需要从自身传统中寻找支撑发展的依据。因此，借用杜维明论儒学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伊斯兰因素在穆斯林国家也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自我转换”。其实，近代以来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所做的调和理性与科学的努力已经开辟了这一思路的先河。无论是伊斯兰复兴主义者还是世俗主义者都认为，中世纪模式是非伊斯兰的或阻碍民主的，因此，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前进。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指出，哈里发不是专制暴君；对逊尼派教法而言，选举原则是很重要的；统治者是在法律之下而非在法律之上；他认为，为了通向民主的现代政制，穆斯林应珍视重新解释伊斯兰教的自由，如果他们能够超越中世纪的传统而依靠原初模式的指导性原则，通往民主制的大门就会打开。也就是说，像刘易斯这样的中东研究大家也赞同，只有经过穆斯林世界内部重新解释自身的传统，现代转型才可能发生并走向成功。但再深究一下他的看法，这种重新解释依据的资源仍然是西方的，而在他的逻辑里，只有西方的才是现代的。在这里，现代性文明的主导性地位是毋庸讳言的。

已有观察家指出，当前伊朗国内的纷争其实只是神权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不是什么现代(改革)与传统(保守)之争。重要的是，他们的合法性都来自于霍梅尼所建立的伊斯兰政权模式。尽管我们看到在伊朗的大选中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自由竞选，甚至自由的电视辩论，但显然没有人将两者等量齐观。即使伊朗从西方借用了选举、民主和自由权利，但这些观念和实践都必须从属于整体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价值框架。比如，穆斯林可以批评现政权，但永远不能公开抨击先知或者霍梅尼。在伊斯兰框架内，人们仍然可形成行会、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政党，这也是多数伊斯兰国家现代政治的大致范畴。在对这种现代政治进行解释的时候，如果没有对伊斯兰文明/文化特质的把握，必将是片面的。

年，一名伊朗老翁走过德黑兰大学校门前张贴的一幅伊朗已故领导人霍梅尼巨型画像旁。

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飙”，谴责以色列。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埃尔多安再次发飙，毫无根据地用“种族清洗”来描述这一事件。对这些现象，专家学者们给予了不同解读，但相对忽视了土耳其逐渐“绿化”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属于相当温和的一类，但考虑到该国强固的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传统，这种转向相对来说就是非常剧烈的。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是一个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AKP政府在年上台，就是因为它争取到了保守穆斯林的选票。AKP在年推动修宪，要允许大学女生在校园里戴伊斯兰头巾，触及了该国世俗主义的底线。

埃尔多安在达沃斯发飙，既迎合了国内“深绿”选民的民心，又使其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英雄”；针对“7·5”事件，埃尔多安再次信口开河，并不是说他嘴巴没有把门的，而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对内，他迎合了国内民众对“东突”的同情，同时也封住了反对党之口，并转移了人们对其支持率连续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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