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在心

——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第二十三集）

史啸虎

俗语说，往事历历在目。这是说，过往之事记忆犹新如同在眼前一样。我对自己在伊朗的那三年所经历的各件往事及相关的人物也都记忆犹新，只是有些人和事印象更加深刻，就像刻在了心里一样。所以，我将这叫做往事在心。

比如，华黎明大使的前任中国驻伊朗大使王本祚先生就是一位让我铭刻在心、永远也忘记不了的人。王本祚大使是我国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外交官，也是一位忠厚长者。七十年代他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八十年代初曾全程参与撒切尔首相访华谈判并为中英两国最终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作出过贡献。他的夫人姓俞，在伊朗的中国人都称她俞大姐。俞大姐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和蔼可亲。我们每次去使馆或他的官邸参加活动或汇报工作，王大使夫妇的那种从其神态和言行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热情与长者风度都让人感动。

年初，王本祚大使在伊朗任上突发心肌梗死，医院抢救过来后还在伊朗坚持工作了好长时间。后来，因其病情严重，很难坚持工作，而当时我国与伊朗的关系又非常重要，于是国务院便于那年3月迅速任命了华黎明为中国新任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克日赴伊朗上任。

但此时王本祚先生因健康状况不好他仍一直待在德黑兰的大使官邸中静养。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了两个多月。年5月，使馆派了一位医生一路护理，还专门买了4张机票，让王大使能够躺着飞回国内。在北京机场，王本祚先生是被担架抬着下的飞机，然后由事先守侯在飞机舷梯下的救护车给直接医院。但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王大医院里去世了，连家也没有回成，等于死在了任上。

古人将边关杀敌报国、马革裹尸作为爱国主义的一种最高荣誉。而王本祚先生却是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和平邦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本祚先生是我国诸多的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我国外交事业的外交官的楷模，他的这种近于马革裹尸还的悲壮总让所有得知此事的人们唏嘘不已，怀念有加。

（多年前我又听说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王本祚大使的夫人、慈祥的俞大姐也于上世纪末因病在北京去世。在这里谨以下面这祯照片表达我和夫人对王本祚大使夫妇的深切悼念和追思。）

王本祚大使和夫人俞大姐与作者夫妇合影于大使官邸。一个多月后王本祚大使病故于北京。斯人逝去，痛哉！（摄于年5月王大使回国就医前一天）

当然，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并非是以这种令人悲伤的方式让人铭刻在心的，相反，它们是以一种平平淡淡的方式出现的，但当你多年后回忆起来时却能让你产生另一种感动。比如胡家博先生。

胡家博先生曾任安徽省水利设计勘探研究院院长，当时是我司在伊朗的一个最大的咨询工程项目——卡尔赫河零号水坝设计项目组组长（这个水坝也是伊朗最大的水坝）。胡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留校任教，年因为其老师——我国水利学泰斗、知识分子的楷模黄万里先生仗义执言而被打成右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黄万里先生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年他也因此而被打成了右派。比如，年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黄河规划讨论会。会上许多所谓专家对前苏联专家的在三门峡建大坝的规划交口称赞，极尽谄媚和吹捧，只有黄万里起身发言反对。他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们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他还预言，黄河上建造大坝必将给后人带来无数灾难。历史已经证明，黄先生预言的所有警示：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等，无一不在此坝建成二十多年后兑现了，没有一个例外。现在此坝的去留已成决策者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痛。

胡家博先生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个著名学者。为了将中国先进的水利技术推向国际市场，胡先生在行将退休之年主动承担了伊朗这个特大型水坝项目的设计组组长。在他吸引和号召下，一群又一群当时中国水利界的专家、学者和精英们也纷纷聚集和荟萃于伊朗。最多时人数足有上百人之多。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到那时为止中国最高水平的水利专家和学者们在中国以外国家的一次最大的聚会。

这些专家学者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治淮委员会、南京水文研究所、安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以及湖北省水利研究所等。瞧瞧这些水利科研和工程技术机构的名称吧，它们哪一个不能代表当今我国水利水电设计技术的最高水平呢？就是后三家地方上的水利科研机构的技术水平当时在中国也是第一流的。

这些地方水利机构为主或参与设计建设了建国后的许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如新安江水库、南京长江大桥、沿淮行蓄洪区和控制枢纽、安徽淠史杭灌区水利工程（包括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库等著名水利工程在内）以及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欧北美的水利水电资源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和利用几乎已近枯竭，其水利技术虽然先进但因苦于无用武之地而长时间地踏步不前。相比之下，我国的极为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正方兴未艾（我国我国水电资源丰富，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平均功率为6.9亿千瓦，而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容量则约5.42亿千瓦，均为世界第一。但二十多年前，我国的水电开发估计连万千瓦也没有。经过大力开发，到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就已突破1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到年底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为1.72亿千瓦，年水电装机总量已高达2.49亿千瓦，已超过我国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4.02亿千瓦的60%）。

其实二十多年前，我国的水利水电设计技术在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已开始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并开始在国际上逐渐崭露头角。这也是我司之所以能够在伊朗代表中国承接到以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咨询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的一个大的背景。

当时，我们这些水利专家和学者们先进的设计技术与设计思想以及他们的出色的工作也帮助我国在伊朗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影响。比如，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博士生导师李仲奎教授（当时为副教授，刚从奥地利做访问学者回国）也曾在伊朗项目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我陪同他应邀去给伊朗国家能源部的水利官员、公司高管和水利专家们讲解蓄能电站技术。那次在会议上，我们的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旁证侧引，口若悬河，不仅将专题讲得精彩透彻，而且还专门介绍了我国的特大或特长型水利隧道及蓄能电站的技术状况，一下子倾倒了在场的所有伊朗官员和专家。

事后一天，我到伊朗能源部去，见到负责给我们支付所有水利项目进度款的伊能源部财政局局长先生。他那天也在现场聆听了李仲奎博士的报告。他在给我爽快地办理妥几个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手续后，好奇地问我：

“史先生，像李博士那样的水利专家你们中国多吗？”

我当时自豪地回答说：“车载斗量。”（英文：Whe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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