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里有个不太好听的词专门称呼我这种人：gharbzadeh（受西方毒害者）。在已故的贾拉勒·艾哈迈德[1]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深深中了西方瘟疫的毒。

文/JoobinBekhrad，编译/刘未央

“故乡不是出生地，而是熄灭一切逃离之念的地方。”

我一边摆弄碎花生壳，一边看着一张张疲倦的大胡子脸和发青的面颊。我不太会说土耳其语，只能在两口啤酒之间硬挤出几个字，同时还有一种错觉，似乎现在喝的是这辈子最后一顿地道的啤酒了。我的目光落在临时酒档小摊位的荧光灯上，觉得有点上头，耳边回荡着一个为情所困的土耳其人高亢的歌声。酒瓶、酒吧和精酿坊散发的魅力让我感到诧异，如果我们那儿也有这三样，还会有人不假思索地登上下一班飞机，大老远赶往时髦的伊斯坦布尔或迪拜吗？谁知道呢。革命[2]之前我们也许没有民主，要想喝个痛快却不成问题，没必要把辛苦挣来的托曼[3]随随便便撒到昔日的奥斯曼帝国领地或波斯湾的阿拉伯海岸去。

我没有经历过那段无酒不欢的日子（有人称之为“黄金期”），只有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来的回忆。迪拜，除了一条零星散布着奇怪建筑的马路之外，基本连城市都算不上；至于伊斯坦布尔，大多数伊朗人没把它当作正经的度假地。从德黑兰驾车前往伊斯坦布尔要经过安纳托利亚，路边的庄稼人要是没拿到吃的，会反过来让你尝尝石头的滋味。即便是美国和英国这些遥远国度，对许多人而言吸引力也不大。在美国完成学业后，父亲本想和母亲（他们70年代相识于波特兰）在当地安家，祖父对此感到不可理喻。孩子，他说，你留在美国干什么？回伊朗，回到玫瑰与夜莺之国来。父母最终于79年冬返回伊朗，当时正值革命高潮，而父亲却一直对国家的未来有着不祥的预感。还在波特兰的时候他就知道时代要变，但祖父母是坚定的保皇派，完全听不进这些。国王[4]会离开伊朗？不可能。说话留点神，年轻人！据说当时我们拥有一切。仅仅过了几年我们就失去了全部。一无所有。

我看了好几遍手机上的钟点，又反复检查了机票上的航班信息。约半小时后，我将飞越传说中的安纳托利亚——这片养育了我喜爱的亚沙尔·凯末尔[5]和传奇绿林好汉克鲁格鲁[6]的土地——以及狂风劲吹的高加索山脉。我一直把此行的目的地视作“故乡”，但我清楚这永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现在不知是开心，沮丧，还是焦虑，可谓五味杂陈。回家待一个月照理应该欣喜若狂，可我的心却说不出地沉重，或许因为每次启程回伊朗，我总觉得是奔赴另一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如此。伊朗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她是独一份。去伊朗，我不但要告别冰镇窖藏啤酒，还得跟自己习以为常的一切说再见。那儿不是没有互联网，可你还得具备先知安优卜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行，而且我常上的大部分网站都给屏蔽了。那里人人都用VPN，但并非次次给力，谁也打不了包票。由于收个邮件慢得像在推西西弗巨石，离开前我通常会跟同事朋友们一一打好招呼，不管什么事也不必费劲联系了。

只要你有足够的意志和动力，就能在伊朗上网，也能搞到其他任何东西，途径有三：黑市（比如让一个骑摩托的邋遢男送一瓶套着牛皮纸袋的设拉子红酒过来），高价交易（某些进口品牌服装贵得离谱），或者参加大门紧闭、窗帘严遮的狂野派对。可也别过分担心，你离不开的东西如果一时半会搞不到手，都能在伊朗找到安全卫生、老少咸宜、传统优良的替代品。没有冰镇喜力，两升塑料瓶装的Delster（一种本地畅销的无酒精啤酒）加一碗开心果也能给三五好友助兴。标有“sakht-eIran”（伊朗制造）的国产商品比比皆是，来自中国、韩国等远东国家的商品也供货充足。

一年只允许回国一次，每次不能超过三个月（除非我愿意服两年兵役），其间要割断与成长地——“北半球”和西方世界——的所有联系。在最初的新鲜感迅速消散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窒息、孤独和疏离。没错，伊朗是我生活的主要焦点，可我内心还是渴望些许平衡。有时我简直觉得不堪忍受，只想一头冲进一间酒吧，想打开收音机听“滚石”，想在电视上看大卫·鲍伊炫吉他，想读一本19世纪之后的英文书；甚至怀念那些蓝头发的“新新人类”，他们经常在欧洲城市迷宫中爬满藤蔓的鹅卵石路上出没。尽管我怀有不可冒犯的民族感情，但也许我比自己想象得更西化。波斯语里有个不太好听的词专门称呼我这种人：gharbzadeh（受西方毒害者）。在已故的贾拉勒·艾哈迈德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深深中了西方瘟疫的毒。Khodashafahambedeh（愿真主保佑我）！

我摩挲着饰有银质法拉瓦哈[7]的项链，飞机着陆了。记得第一次降落德黑兰，我听到了内心爆发出来的欢呼和掌声；这次我什么也没听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能感觉到腋下的汗湿，还闻到胸口散发出昨天喷的古龙香水的味道。我犹豫着是不是得扣紧衬衫纽扣，要不要把琐罗亚斯德教法拉瓦哈吊坠和印度教“唵”字吊坠掖到衣服里边。这些念头让我自己都发笑了，可见我对这里有多么陌生。其实去年我回过国，同本地艺术家碰面，走访亲戚。这次回来多少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当然，更为缓解我强烈的思乡之情。在办理入境手续的队列中，排在我前面的中年女士有的在整理头巾，有的用护照扇风，我下意识地思考起怎么来回答边检员的提问。我平时总爱自报出生于德黑兰，在这里可不管用。作为一个27岁的加拿大公民，我有25年生活在加拿大，这倒没什么问题；而若是单单强调出生地，反而会引起边检员的怀疑，并招来一连串质询。因此在排队入境的过程中，我的心总是悬到了嗓子眼。现在，有机玻璃窗后面是一位脸型轮廓分明、可媲美古罗马大理石浮雕的帅小伙，他用眼神示意我上前。我用“salam[8]”打了声招呼，伸出汗涔涔的手递过护照。他飞快地翻了翻，敲下章——过关了，没有盘问，没有质询，也没有指控。我回过德黑兰很多次，但每次在机场都感到紧张不安，因为我在聚会中听过太多同胞们（其中许多人几乎断绝了与祖国的一切联系）的夸张传闻。有人说，大部分回国的伊朗人都会被当作间谍塞进一辆大巴，直接押往埃温监狱，悲惨地度过余生。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他们不需要理由，那是伊斯兰共和国！说句实话，以我的经历，哪个国家的出入境都没有伊朗这么顺当。当我返回加拿大或是去英国和美国，倒是经常横生枝节，闹得很不愉快。

我首先遇到的熟脸不是祖母或其他亲朋好友，而是已故的霍梅尼和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我见过这两张脸庞太多次，已有几分熟人的感觉，我的祖辈们也有这样的灰白大胡子和头巾，我经常从床底下翻出他们的相片，兴致颇高地一张张端详。现在他们二人像祖父般欢迎我回家，回到我的根、我的故土，回到荣耀之地和信徒的庇护所——伊朗。虽然他们表面上不露声色，但我知道他们心底里一定十分欣慰。

此时接近半夜三点，我又困又乏，懒得多问价，见到第一辆的士就跳了上去。绕了半个地球来到这里，旅程之长堪比老话说的“到坎大哈去”，我只想开门进屋倒头便睡，几乎看都没看司机一眼。司机显得很体谅，在这段怎么说都不算短的路上，几乎一言不发。我们从市郊出发，驶往疯狂搏动的都市“心脏”，那是一个既让我久久迷恋，又令我心生憎恶的地方，所谓“爱之深，恨之切”，一定就是这种感情。

司机打开音响，车也驶上了通往市区的干道。扬声器传来传统波斯风格歌曲，我看着外面荒凉的路景，没有细听歌词。歌手多半在诵唱哈菲兹、萨迪[9]或其他大师的圣诗，但我的耳朵又麻木又疲惫，只觉得是在听哀乐而不是什么圣歌，当我们驶过广阔的“扎哈拉天堂”（Behesht-eZahra）墓地时，这种感受越发强烈了。在如林的墓碑中，有一块下面埋着我祖父。我没去扫过一次墓，也许永远也不会去；我从来都不认为一方坟冢有何必要存在，我能在自己的血液中感觉到祖父，不需要任何人或物的提醒。不过，我还是试着想象他坟墓的位置，并在心中为他祈祷。

车子飞速掠过阿里[10]的纪念牌和微波炉、饼干的广告牌，途经霍梅尼陵，宏伟的清真寺饰有常见的红、绿、蓝三色彩灯，在夜空中金光闪闪。我想合上眼睛，让疲累之躯稍事休息，但不知何故总是无法从窗外萧索的景色移开目光。渐渐地，万物开始成形，依稀显现出德黑兰这头巨兽的模样。地形耸起，厄尔布尔士山脉进入视野，山脚下散布着高楼大厦，这里是射手阿拉什[11]一箭定疆界和囚禁蛇王扎哈克[12]的地方。我眼角余光扫过清真寺的银色圆顶和尖塔，还有一幅幅以郁金香[13]为背景的烈士壁画。有些逝者看上去和我没什么两样。假如当初父母决定留在伊朗，我会怎么样？我，一个自豪地称伊朗为祖国的人，一个灵魂上烙着菲尔多西的誓言——“假如没有伊朗，我愿死去[14]”——的人，会走上前线[15]吗？我会像无数孩子那样，赤手空拳冲向坦克，义无反顾地趟过地雷吗？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手臂上的汗毛根根直立。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

难得见到空荡荡的街道，如果不是凌晨四点而是下午四点，我们会寸步难移，饱受烈日煎烤。到处都是霓虹灯招牌，有的闪烁，有的长亮，有的勾勒出一副轮廓漂浮在黑暗中。我放下车窗，夹杂汽油味和尘土的徐徐凉风吹拂着我厚厚的头发。BehrouzVossoughi和NaserMalekMotiee[ta1][16]曾在这一带悠闲散步，并不顾忌被人认出；ShahramShabpareh[17]也曾驾着小吉普赶往演出场所，如Koochini、Chatanooga或其他红盛一时的俱乐部，每当父亲聊起这些总是兴致勃勃。眼前没有罩袍、面纱和警察，我一边在大清早做着白日梦，一边听任车子自由地穿行在德黑兰的大街小巷，而后驶上Vali-yeAsr大道。这条街随着时代的兴衰更替而屡经改名，但她的美丽是永恒的，在我心目中，街边永远栽着两行华美的梧桐，小溪载着来自高山的“甘露[18]”潺潺流过。对我而言，不论它的名字是Mossadegh、Pahlavi，还是Vali-yeAsr，其含义始终不变——天堂。

清晨五点左右，汽车驶入贾伊达瑞赫（Gheytarieh）区一条不起眼的巷子，这是德黑兰东北部一个较高档的社区。去年祖父母卖掉了他们在Zafar街的房子，由于落脚地没了，我听从朋友建议订了一套公寓房的一个月短租。就像这条巷子，这栋楼也毫无惹眼之处，甚至没有任何特征。我按了管理员的门铃，没人开门。此刻的感受好比滚石的一个歌名：“离家两千光年”；更糟的是，天还没亮就提着两只箱子站在德黑兰市中心，四周半个人影也没有。这个头开得真不赖！偏偏底楼的门铃还坏了。绝望中，我粗鲁地吵醒了房东。几分钟后门开了，迎面走出一个微笑的大胡子男人，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和油腻腻的格子衬衫。他女儿紧随其后，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从他两腿后面警惕地盯着我。“阿迦[19]穆罕默德？”我不安地问。“是的，阿迦，欢迎！”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家伙，一个早上五点就被叫醒的人难得如此好脾气。不过当他出于“安全”原因要押我护照时，我还是忍不住冲他吐起了脏字。当然，我还有一本加拿大护照，但在这儿只有伊朗护照才行得通。该死的，我没了护照，没有家，对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心里完全没底。RachidTaha[20]说得再好不过了：andywahloo[21]！我一无所有，宝贝，一无所有！

一按下卧室日光灯的开关，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屋里的陈设简陋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需求，与其说是公寓，还不如说监狱。我饿得发慌，能充饥解渴的只有曲奇和酸樱桃露，一想到这些我就食欲全无。浑身脏兮兮，却连擦把脸的毛巾都没有；打开电视，净是些乏味的国家电视台。没关系，我安慰自己，只要能凑合连上网，也就满足了。我打开手机，默念先知查拉图斯特拉[22]的名字祈求好运：YaZartosht。圆圈还在不停地转，就像我晕晕乎乎的脑袋。我坐在日光灯苍白的光晕下，愁眉苦脸，仿佛进入了滚石的歌曲——我小时候一直闹不清“街头流亡者”（ExileonMainStreet）是什么意思，现在却深有体会。

我懊恼地用手指耙着头发，低声咒骂着浑身油腻的穆罕默德还有给我出馊主意的朋友，但已于事无补。读者别误会，其实一切都怪我运气不好，当然主要还是自己太愚蠢，拖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订下住处。这里并非没有好一点的房子，那些高档公寓楼我在多伦多或伦敦见都没见过，漂亮的社区也比比皆是。倘若有机会坐上哪位新贵的玛莎拉蒂或保时捷，去以拉埃赫（Elahiyeh）或费伦贾克（Velenjak）这些“上只角”兜一圈风，你一定会目瞪口呆。就算贾伊达瑞赫区也不无可取之处，而我竟然找了这么个地方，真是三生有幸。不过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要待上一个月，还是安之若素为妙。只要看看那些山，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于波斯历八月[23]出生在厄尔布尔士山脚下，与伊朗前王储礼萨·巴列维同一天生日，这座环绕德黑兰的山脉分布着石头筑就的古老遗迹。在山那边的远方，萨达姆寄来的“炸弹情书”不时呼啸而过，偶尔也会落到德黑兰，好像提醒我们，他的战争不单波及南方和荒芜的西部，而且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刚出生的我被父母裹进一条毛毯，搁在篮子里，医院提回了家。不清楚父母当时为我规划了怎样的未来。在许多人眼里，革命后掀起移民潮主要是因为伊朗人不堪忍受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其中有一部分幸运儿成功举家“出逃”。这种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但我的家庭是个例外。

70年代我父母相遇于波特兰，当时他们都在大学就读。虽然已习惯“流奶与蜜之地”的生活，他们还是决定在年，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和剑拔弩张的人质危机中，返回伊朗。一面是德黑兰的宵禁、示威和霍梅尼的发号施令，一面是对前国王时期的种种回忆，父母暂借祖父母邻近一家亚美尼亚人的公寓房，草草完了婚。婚礼仪式远谈不上豪华隆重：小小的屋子刚好挤得下前来道喜的亲戚，他们带来了油作贺礼；父亲从南部驾车赶到德黑兰，一路躲闪着熊熊燃烧的轮胎；宵禁开始后，母亲慌乱中把鞋子滑落在一扇铁门下。虽然条件艰苦（如今回想起来他们会忍俊不禁），但他们过得很幸福，不久就开始独立谋生了。德黑兰与马什哈德实行定量配给制后，父亲当上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工程师和建筑师，收入不菲，周末常去厄尔布尔士山滑雪；母亲在文化中心兼职电影审查员，周围都是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总之，两人都干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业，社会地位高，生活也富足。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背井离乡，没人强迫，也并非完全违背自己的心意：他们是为了我，他们想为儿子创造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还是回到正题吧——大山。作为伊朗首都，德黑兰拥有不少地标性建筑，如国王纪念塔（ShahyadMonument）[24]（现更名阿扎迪自由纪念塔AzadiTower）、默德塔（MiladTower）和格雷斯坦宫（GolestanPalace）[25]；然而，或许唯有大山才深深嵌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灵魂，正如波斯语所言，“深入肌肤”。失去上述任何一座建筑，德黑兰依然是德黑兰，无损其美丽与繁华；而假设没有了山脉，人们心目中的德黑兰也将不复存在。透过吞噬城市的烟尘雾霾，有时能隐隐看见矗立在地平线上的雪顶，有时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影子。大山巍然屹立，任时间变幻无常，亦如时间本身一样苍老。许多不熟悉德黑兰和伊朗的人单凭其地理位置便以为那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事实上，用17世纪法国珠宝商兼旅行家约翰·夏尔丹爵士的话说，伊朗是“山之国”（波斯语称“kuhestan”）。在遥远的年代，雅利安部落驾着马拉战车从寒冷的中亚草原迁来此地，在北部雄伟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和南部扎格罗斯（Zagros）山脉脚下落地生根。古代巴赫蒂亚里部落曾不顾千难万险攀登扎格罗斯山，去寻找夏季和冬季牧场；如今的旅行者热衷于翻越厄尔布尔士山，则是为了在里海的岸边和别墅里过个周末。正是在这两道令人生畏的山脉之下，一个个帝国诞生，繁衍，终至湮灭。古谚云，人似流水，山如磐石。这片土地屡经劫掠，几番易主，时而沦亡，时而自立，见证这一切的除了居鲁士大帝的子子孙孙，还有高耸的山峦，但她们只是沉默不语，静等着审判日的到来。

一天早上，我在一阵呱呱叫声中醒来，窗外有几只乌鸦落在灰头土脸的树上。在栗木梳妆台碎裂的镜子里，我留意到自己长出来的胡子，不知在这儿留多长才算合适。我左右转动脑袋，用一只眼瞄着镜子，觉得自己的侧脸与居鲁士大帝（或不如说后人对他的描写）有几分神秘的相像。在厨房里，我用火柴点燃小煤气炉，煮一壶茶，心里惦念着祖母那只从不熄火的小茶炉，即使在没有一丝风（除了头顶上空调吹来的小风）的盛夏也不例外。我把茶倒进一只倒胃口的玻璃杯里，还烫着了大拇指，真见鬼。我兴味索然地调着仅有的几个电视频道，不是配以麦加天房画面的《古兰经》规训宣讲，就是山寨版的西方综艺节目、国内足球赛或通心粉广告，百无聊赖的一天又开始了。其他又没什么事可干，我苦恼地捏着鼻子，不知怎样才能熬过剩下的两个半礼拜。Khodaya,bedadamberes（真主啊，你在哪里）？

问题并不是出在德黑兰，绝对不是，而在我自己，我在这里完全找不到家的感觉。我侨居国外的朋友多数在伊朗有大把亲朋好友，能组织一场又一场私人聚会，而我来自一个小家庭，虽然泛泛之交多得是，称得上好友的却少之又少。我从来没参加过真正意义的传统聚会，更别提紧闭的大门里那些声名狼藉的狂野派对了。我不用对任何人说自己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似乎打老远就能闻出来，就像我能从几英里外凭一个人的手势认出他是伊朗人。甚至不必开口露出我那“亚美尼亚”口音（源自我祖父），我的脑门上就已贴好了“老外”的标签。我的穿着打扮和走路姿态都与这里格格不入：鼻子上没贴纱布[26]，眉毛没拔，头发也没烫；我沉默寡言，不慌不忙，看什么都是一副好奇的眼神；更糟的是，我的姓和名尽管都是如假包换的波斯语，却又很罕见。常有人说我不像伊朗人，更像土耳其人。你打哪儿来？是伊朗人吗？确定？看上去不像伊朗人。Joobin，是伊朗名字吗？嗯……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回到祖国反而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在“国外”，在多伦多和伦敦，我近乎偏执地自认是伊朗人，或至少是“东方人”，我买的东西、去的地方、来往的人或多或少几乎都与伊朗有关。作为少数族裔骄傲的一分子，我过分强调自己是伊朗人，三句不离本国，老是跟别人谈起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以及她的文化与传统。而在伊朗，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波斯人，浓眉，发达的胡须，法拉瓦哈项链，外加一只没整过的大鼻子；异域气质连同流落他乡的浪漫和那些需要“捍卫”的东西，全都烟消云散了；幸好我的名字对于许多伊朗人是陌生的，而我的面相也算不上标准的波斯脸。说来也怪，有不少和我情况相似的人却乐在其中：倘若别人把你当成意大利人、希腊人或西班牙人，谁还愿意再当纯粹的伊朗人呢？伊朗人？摩伊人？我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一半西班牙血统，一半波斯血统，朋友。

逐渐地，我的“西方”身份抬头了，我常觉得自己的根在东方，也许这只是空想而已。就像10世纪的萨曼王室经过“两百年沉寂”之后渴望在宫廷里再度听到美妙的波斯语，我在伊朗也盼着听见英语，荒腔走板也没关系，最好还能亲口说上几句。我怀念平时理所当然的那些便利和奢侈，我怀念习以为常的一切，我“归”心似箭。在西方我思念伊朗，四处炫耀自己是伊朗人；而真的到了伊朗，我又觉得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西方人。有一句波斯话专门形容我这种尴尬处境：一根两头粘屎的棍子。

是的，在这个每条街道都有两个名字的城市，我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异邦人，一个游客——真希望我没来。我对这里的记忆无外乎慵懒的夏日、漫长的公务旅行、祖母在沙赫拉拉（Shahrara）区第32街的小公寓、迷宫般的Zafar街、达尔班德（Darband）区山脚下凉爽的傍晚、Park-eMellat[27]左近的Atefi西街，还有在里面总是找不着北的大巴扎；而对于战争、80年代、KolahGhermezi[28]和Madreseh-yeMooshha[29]，都没有印象。我没有服过兵役，没有参加过令人头疼的高考，也从未在动荡中担忧过明天。我永远无法骄傲地自称是土生土长的伊朗人。

然而我心里依然将伊朗当作故乡。尽管每次都怀着疏离感和沉重的心情离去，但思乡病不久又会复发。我称之为“辛巴达综合征”：不论我回去几次，不论现实怎样破灭我的幻想，我都知道自己很快会厌倦西方的舒适，期盼重返厄尔布尔士山和“玫瑰与夜莺之国”；就算伊朗给我带来再大的悲伤苦痛，她依旧是我的祖国，我的慰藉。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想念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想念她的美丽与丑恶，她的平静与疯狂，她令人迷惑的矛盾和令人敬畏的庄严。我怀念摆在纸上和盛开在公园里的芬芳玫瑰、颓败的公路壁画上褪色的郁金香，怀念祖母屋子里香喷喷的热茶、破旧留声机传出Golpayegani[30]的嘹亮歌声，怀念春日里鲜绿的山景、吹拂头发的凉爽北风，怀念藏红花、哔剥燃烧的骆驼蓬[31]与汽车尾气混杂在一起气味，怀念石榴和玫瑰水的味道，怀念那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

我曾在一本书[32]中读到，“德黑兰”在阿拉姆语中的意思是“我将回来的地方”。不单单是我一个人渴望重返德黑兰，我认识的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待的时间有多短，都深深向往着这座四面环山的大都市，这片古老的土地。也许再也没有哪个城市有如此贴切的名字。德黑兰，我生于此地，定会重返此地……

[1]JalalAl-eAhmad（-），伊朗作家和思想家。

[2]指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3]伊朗货币，1托曼等于10里亚尔。

[4]指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5]YasharKemal，20世纪土耳其著名作家，库尔德人。

[6]Koro?lu，土耳其民间英雄。

[7]Farvahar，古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志之一。

[8]波斯语，相当于“hello”。

[9]二人均为中世纪著名波斯诗人。

[10]AliibnAbiTaleb，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逊尼派第四任哈里发。

[11]Arash-eKamangir，伊朗古代传奇英雄，传说在伊朗人与图兰人的交战中以其射程划定疆界。

[12]Zahhak，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将其描写为双肩各生一蛇的阿拉伯魔王。

[13]伊朗什叶派相信洒有烈士献血的地方会盛开郁金香。

[14]出自菲尔多西的《列王纪》。

[15]指-年的两伊战争。

[16]两人均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前的著名演员。

[17]伊朗知名歌手。

[18]真主所赐的食物，相当于《圣经》中的“吗哪”。

[19]agha，源自土耳其语的尊称。

[20]阿尔及利亚当代音乐家。

[21]这是一句俏皮话，其阿拉伯语本意为一无所有，谐音“AndyWarhol”（安迪·沃霍尔）。

[22]即琐罗亚斯德，创立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

[23]Aban，有“水”之意，大致相当于公历十月。

[24]由国王委派侯赛因·亚马纳特（HosseinAmanat）设计，旨在纪念波斯帝国建国年。

[25]卡扎尔王朝所建皇宫。

[26]伊朗不论男女都时兴隆鼻，连术后贴在鼻部的纱布都成了时髦的装饰，所以很多未隆鼻者也会在鼻部贴一块纱布。

[27]即“人民公园”，德黑兰北部Vali-yeAsr大街上的大型公园。

[28]伊朗儿童影视片中的著名木偶人物。

[29]伊朗著名儿童电视节目。

[30]即AkbarGolpayegani，伊朗著名歌手。

[31]烧骆驼蓬是为了驱除“邪恶之眼”。

[32]KavehFarrokh博士年所著的《沙漠中的阴影：战争中的古波斯》（ShadowsintheDesert:AncientPersiaatWar）。

作者手记

德黑兰大街上挤满了破旧不堪的Peykan出租车，打开车窗能闻到的味道不是汽车尾气便是Bahman香烟，这是根植的记忆，也是我一直试图去搞懂的环境，尽管这个环境早已被我甩在身后。德黑兰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一直在通过梳理记忆，不断“归来”，和城中人对话（有正式的采访，也有闲聊），来重塑它在我心中的形象。空余时间，我把欧玛尔·海亚姆的诗歌从波斯文翻译成英文，把它作为联系古老波斯和现代生活的一种纽带。

本文作者幼时与母亲的合影。

JoobinBekhrad

伊朗裔加拿大人，在线杂志《Reorient》创始人及主编，积极用英语传播中东和中亚艺术、文学、音乐、设计。作品曾发表于《TheCairoReviewofGlobalAffairs》、《HarpersBazaarArtArabia》、《EncyclopaediaIranica》、《Canva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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